山东省图书馆

近三百年来山左的目录学大家，首推李南涧（文藻，益都人）与周林汲（永年，历城人）。他们两人都是山左著名的藏书目》，家，又是出色的目录学家。南涧曾编有《所藏书目》、《所见书《所闻书日》、卒后，由林汲代为整理，可惜并未流传下来。林汲从青年时代起就爱好藏书，编有《水西书屋藏书目录》，他的老师泺源书院山长，著名学者太沧沈起元曾为之作序。在他成进士后，又倡为《儒藏说》，与曲阜桂馥出雨家藏书创设“籍书园”，为贫寒的知识分子创造阅读的条件。目录学家章学诚为《藉书园日录》作序，盛赞他把个人藏书公之于天下后世的远见卓识。300多年来，山左虽然名家辈出，但究心于目录之学，而且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是不多。继南涧、林汲而起成为大家的，就要数到献唐先生了。
  献唐先生亦为藏书家，他在《藏书十咏》中写道：“幼喜读书，壮而弥笃。频年四方，随在搜集。哀其所藏，均五万卷。家有老屋，庋架储之。横几摊卷，昏晓流连。”从文中可知，先生自1925年入北京广收图籍，至1930年已达5万卷，又到京华各大藏书单位观摩唐抄宋椠，手校秘籍，从事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前后达35年。“唐抄宋椠意纷驰，狼藉丹黄笔一枝。排闼风声灯欲死，有人兀坐五更时。”由于先生辛勤的目耕，矻矻穷年，日夜不休，一生校书上万卷，在版本目录学领域内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献唐先生治目录学有三大特点：
  （一）继承了我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对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现在知见的献唐先生的目录学有三种：一是先生与柳式古合编的《扶沟柳氏捐赠书籍清册》，民国21年（1932年）油印本，现藏山东大学图书馆；二是《山左先哲遗书提要》，民国26年（1937年）瑞安仿古书局版；三是《双行精舍书跋辑存》正续两集，齐鲁书社1983年版。就1937年从先生所撰《山左先哲遗书提要》来看，也能充分证实他在目录学上的高度成就。《提要》首先叙述作者的生平、学术流派及其成就，再阐述本书的流传原委和整理经过，然后讲论本书的内容，再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最长的为牟庭的《同文尚书提要》，有732字，《诗切提要》有777字。最短的为《南涧先生易箦记提要》，仅88字，无不钩玄提要，若网在纲，深得刘向父子校仇目录之遗意。比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不知高出多少倍。如果要比拟的话，只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堪与伯仲。这跟先生涤湛的朴学根底是分不开的。因为先生博览群书，学有专长，故能做到语无虚发，立论精当。这不是一般浅学者所能望其项背的。
  （二）先生将目录、版本、校勘之学融为一体，《双行精舍存辑跋书》集中反映了他这方面独到的成就。先生不但勤于收藏，而且每得佳书，总于灯下校读之余，撰为题记，多数题跋，虽然随读随记，不拘长短，但都属精品。《双行精舍书跋辑存》正编收录了先生书跋258种，400余则，续编收录了144种，书序五编，凡149种，324则。这些书跋诚如任迪善同志在《前言》中所说：“没有一般版书目录著作所常见的簿录气味，无论是辨析版本源流、翻刻原委，师承先后，椠钞优劣，或者斠校篇目多寡，次第前后、音训异同、字形增省，以及品评行格宽窄、版式妍媸、装缀雅俗、印章真伪等等，无不条分缕析、精辟中肯，匡误正谬、鞭辟入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书跋中离有先生的治学经验，如某门学问从何入手，诸家学说的异同，短长及如何借鉴之类。先生对学术问题，力主独立思考，“意有所契，遂其契可也，不必矫饰，亦不必阿世，确系真知灼见。因此，这些书跋不仅对于治版本目录学者有所裨益，对指导读书做学问也很有帮助。”同时也反映了先生对版本校勘学的成就。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先生论证版本，“追源溯流，曲折入微。如跤清惠栋撰《古文尚书考》李氏竹西书房抄本，发现世传江艮庭传惠氏原本之疑，证明南涧此抄本应为后刻各本之祖本，堪称精审严谨。又如跋《正字略定本》，考证王箓友五易其稿，犹不以为足，更进一步查出，在此稿四刻五刻之间，复有溢刻之本。类此皆是有关治学与版本学的关节问题，可谓一丝不苟”。
  （三）先生在古典目录学领域内，从来没有一般藏书家那种厚古贱今的偏见。清代三百年间，刻书之多，超越前代，而且考证校仇之学，到乾嘉时有了重大的发展，校刻之书，多精审可靠。只因时代较近，传本易得，收藏家每多不予重视。但从长远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必定越来越高。在这个问题上，先生是很有远见的。他在《一飘斋诗存》跋中说：“有清乾嘉精本，远过元、明，与天水一朝，异曲同工。此虽小品，亦其中翘楚”。这段话虽只寥寥28字，却出自先生的肺腑。先生在《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叙》中更有精辟的阐述，他说：“历年久则散佚多，散佚多则传世希，书以希贵，古而遂希，故又以古贵，非以其古，实以其希。然希见之本未必优，习见之本未必劣，而世之藏书家，竟以古刻寡觏之书为善，是其所谓善者，殆已异乎善之准的矣。世鲜其本，可谓孤本异本，不可尽谓善本，善本必如汉、隋、唐、宋，以写刻校勘定之，舍是而言早晚，宁非诬罔”。“善乎洪北江之言曰，藏书有考订家，有校仇家，有收藏家，有赏鉴家，有掠贩家，今之好事者，则掠贩而已。上至则赏鉴、收藏而已，求所谓考订校仇者，殆百不得一也。公立图书馆，在五家之中，求诸已者，匮为收藏，求诸人者，则为考订校仇，不以收藏而供人鉴赏也。书之标为善本者，宋元明清刻版皆有之，不以时次远近权高低。”先生所论，确为学人之卓见。《双行精舍书跋辑存》宋椠元刻的跋文不多，清刻、清抄和稿本校本的跋文不少，也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王献唐先生把图书文物事业看成是自己的终身事业，对其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几十年如一日，为发展乡邦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人们只要提到山东的图书文物事业，就会很自然的和献唐先生的名字联系起来。先生热爱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克尽厥职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人们难以忘怀的。他在金石文字学、目录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在山东也是屈指可数的人物，堪称一代学人。今天的条件，比起献唐先生所处的时代不知要优越多少倍。我们相信，献唐先生为祖国的图书文物事业奋斗终生的高贵品质和孜孜不倦、勇于探索、严谨治学的精神，将永远为后人所赞颂并必将得到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