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先生一生热爱祖国文化遗产，为抢救保护古代珍贵遗存作了大量工作。
  （一）清末民初，山东一些著名藏书家、金石收藏家的图书文物逐渐散出，其中有不少宋元明佳刻和山左先贤的手稿。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文化遗产大肆掠夺。为了保存这批善本书籍和名家手泽，使之不致外流，先生不辞辛劳，奔走呼吁，希望引起各界的重视，并于1930年在《傅斯年书》中，提出了具体的收集、整理计划。他说：“去秋到馆以来，曾与友人栾调甫先生相约，拟就乡贤遗著，无论已刻未刻，使俾藏馆中，俟大集之后，即与调甫，仿提要式合辑一山东艺文志。再择未刻而确有价值者，赓续印行之，拟名为《齐鲁先哲遗书》”。（笔者按：此即后来准备编印的《山左先哲遗书》，内容略分数门，尤偏重金石小学。）收集工作早已在进行。1930年先生在《九经古义》跋文中说：“吾东藏书，有清乾、嘉之际，以林汲、南涧为最。春秋忝长图书馆，颇欲搜罗齐鲁文献，尤注意周、李二家藏书。一念所召，竟于去冬及今岁春初，陆续收得南涧藏书及批稿本数十种。今午书友又负书包至，检之，则‘籍书园’旧藏之毛刻《词林万选》赫然在焉。”从齐鲁书社出版的《双行精舍书跋辑存》正续两编和屈万里《载书播迁记》附《山东省立图书馆第一次运往曲阜金石典记书画目录》中看，先生先后收集到的乡邦文献，有李文藻、周永年、桂馥、牟庭、王筠、许瀚、陈介祺、刘喜海、宋书升、高鸿裁以及聊城杨氏的手稿和藏品不少。当时这些手稿和藏品有的散佚，有的将要外流图书馆经费紧缺，不能多购书，只好尽一切努力，用征购的办法，纳入省馆保存，对于将要流散异邦的图书文物便及时向上反映，并通过报纸向社会呼吁，引起国人重视。此外，先生又从先贤后裔、藏书家、书友、亲明中购得或抄录一部分有的竟用旧报纸换得于“打鼓担”中。先生又奔走于济南所有书肆及冷摊僻市，如南门书肆、芳润阁书肆、茹古斋、敬古斋、蓬莱书局、小布政司街逢原阁、大布政司街敬文斋、山东书局、聚文斋书店等处访求，山水沟市也是先生常去的地方。每至一处，翻检架上丛残，或寻觅于故书堆中，即使尘灰渍手如漆也在所不顾，如检得一善本，辄大喜而归，欣欣然忘寝食，篝灯展读，恒至夜分，不以为劳。经先生8年的收集，益都李氏大云山房、曲阜孔氏微波榭，聊城杨氏海源阁、新城王氏池北书库，德州田氏古欢堂、历城马氏玉函山房、诸城刘氏嘉荫移、日照许氏攀古小庐、潍县陈氏十钟山房，高氏辨蟫居、海丰吴氏双虞壶斋藏书遗存，均荟萃于山东省立图书馆。其总收数无精确统计，但有材料证明，至1936年，先生己为图书馆收得山左先贤著作达716种。先生个人还收藏有60余种。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直到今天我们能读到这些乡贤遗著，并陆续整理出版，这不能不归功于先生的辛勤搜集。
  先生在广泛搜集乡邦文献的同时，即着手进行整理工作，在《傅斯年书》中已提出了整理的重点。他说：“以此事在山东方面，为陈簠斋、刘燕庭之金石，王箓友、桂未谷、许印林之于小学，丁以此之于古韵，皆卓绝一世，尤应及先表扬。献唐所最注意者，为牟陌人、许印林两家。”先生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经过七八年的努力，已将先贤著作中有价值者陆续整理出来，准备刊行流传。这就是抗日战争前委托浙江瑞安陈准绳仿古书局出版的《山左先哲遗书》。据先生所撰《山左先哲遗书提要序》称：“全书分十编，每编收书约在二十册左右，以山东先贤未刻遗著之属于实学者为限，间有刊本，亦皆早有绝版，世求其书不可得者。”当时编定甲、乙、丙、丁四编：计甲编5种，乙编4种、丙编4种，丁编4种，共计17种（据王国华同志说，至1937年已整理出20种，约200万字）。因抗战爆发，能卒业。《山左先哲遗书提要》每篇都简要地介绍了各书作者的生平、学术成就、著作的流传和保存情况，以及收集和整理的经过，并论述编著的体例、学术源流及其价值，条分缕析，多精辟中肯之言。其中对栖霞牟庭所撰《同文尚书》、《诗切》的评价尤高，他说：“有清以来，治《尚书》者，未有如先生是编之旁参博征，精辟独到者也。”“诗学至先生，殆于汉唐宋清诸家之外，别辟新域，亦清代株守传笺，陈陈相因之风气有以激迫使然。沈霾数百年，举而出之，使震旦学林，焕发异采，亦一块事也。”这里不但高度评价了山左名贤遗著，同时反映了先生对先贤的无比深厚的感情。
  先生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使我们清晰地窥见齐鲁学术近300年未发展变化的一个轮廓。这一工作虽然因种种原因未能全部完成，但它已为今天整理山左名贤遗书树立了楷模。
  （二）1927年，山东聊城海源阁藏书经三世收藏，开始变卖散失。当时著名藏书家周叔弢与刘少山先生唯恐典籍流散异邦，乃尽力抢救，收购不少。1928年8月，土匪王金发进驻聊城，匪兵占据海源阁，大肆劫掠焚毁藏书，使海源阁珍藏遭到一次空前浩劫。先生对此痛心疾首，大声疾呼，力图挽救。1929年亲赴海源阁调查，写了《聊城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理》二文，其文记述所见惨状说：“见其书零落，积尘逾寸。宋本《史记》残余一册，宋本《咸淳临安志》残余两册，均散置地上，与乱纸相杂。字画碑帖，仅余轴木夹板，中心多被撕去。杨至堂（以增）图像一轴，撕裂如麻，投置几下。黄尧圃手校本《蔡中朗》，竟以抹拭鸦片烟签，涂污满纸。其家人并谓匪徒每以阁上书籍炊火，旧书不易燃烧，竟愤言：谁谓宋版书可贵？”先生愤怒揭露了军阀和匪徒抢劫、破坏海源阁的罪行，指责当局熟视无睹的态度，提出善后处置的具体办法。并以一介馆长的微薄力量，从济南敬古斋等处为图书馆收购了一部分海源藏书。这对于先生那颗热爱乡邦文献的拳拳之心，可能是一点安慰。1932年，海源阁第四代书主杨敬夫先生将劫余之书，收装50箱，运抵济南商埠宅房，亟求脱售。献唐先生为保存中国文化计，曾提出三条解决办法向杨氏磋商：一为杨氏委托山东省立图书馆代为保藏；一为半捐半卖办法；一为评价收买办法。杨氏迟迟不答，后同意第二种办法，但要价30万元。先生已看出山东的“当轴”韩复榘绝不会拨30万元巨款去买这50箱“破书”的，迳无结果而散。在那黑暗的社会里，先生对此只能暗自凄楚而已。后来这批书被运到北京，于民国32年（1943年）出售。消息传到济南，辛铸九、苗兰亭、张蔚斋等集资300万先（联合储备银行伪钞）购买，复运回济，存于麟祥南街道德总社。抗战胜利后，这批书由辛、苗、张悉数捐入山东省立图书馆，实现了夙愿。
  （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先生恐馆藏善本图书与文物精品落于敌手或毁于兵焚，无以对齐鲁父老。拟迁书物于远者，俾使安全。在济南陷落前夕，舍妻离子，只身率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先生和工友李义贵同志携书物10巨箱（书400余种，2600余册装5巨箱；金石器物730余品，装3巨箱；汉魏石经残石百三十二由，为1箱·书画百五十余轴，为1箱），经曲阜到汉口，又由汉口到四川万县，历尽艰难险阻，最后抵达重庆歌乐山。在抗战的8年里，先生强忍身世之痛，长年流寓于岩洞佛寺之中，锐然以馆长自任。用自己在大学和学术团体任职的微薄收入，维持图书馆的开支。在清贫困苦之中，衣食不继，而志守弥坚。先生将书斋命名为“那罗延室”（梵语坚牢之意），以示坚守齐鲁文献的决心。每遇敌机轰炸，也从不舍书物保性命。有人劝他走避，先生总是坚定地说：“这些东西，就是我的生命，一个人不能失去了生命！”先生爱护乡邦文献胜过自己的生命，这种崇高品德，令人肃然起敬。解放后，这批保存在重庆歌乐山长达10多年的珍贵文物图书，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终于运回济南，完好地交给了山东人民。先生为保存吾东一脉文献，确实做了竭诚尽力，甚至损害自己的健康也在所不惜。先生抢救祖国文化遗产的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