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先生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长达20年。在这期间，先生注意汲取古今中外图书馆的丰富经验，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使该馆从一个收藏不丰、管理落后的图书文物收藏单位，变成了现代的对外开放的图书文物荟萃的综合性图书馆，北方文献之重镇。对当时全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山东省图书馆创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除收藏图书之外，还附设金石保存所，庋藏丰富的金石、古物，是当时主管全省图书文物工作的唯一机构。辛亥革命后，因经费不足，馆长更换频繁，很少发展。1928年“五三”惨案中，馆舍和藏书又遭到日军炮火的严重破坏。先生到职时，断壁残垣，百孔千疮，大量图书仍处于一片凌乱之中。1930年6月，晋军攻鲁，图书馆又被侵占，先生被迫暂时谢职，馆藏珍品赖全馆职工全力保护才免受浩劫。晋军去后，先生复职，又遇大雨，各室藏书多渍湿涴损。在这种情况下，先生组织人力，尽力抢救，经过短期的修补、整理，终于在同年9日开馆阅览。
  山东省图书馆的藏书，建馆初期均系普通本，多为公私捐助及学校停闭后之移藏，如旧藩库藏书，山东官书局的存书和版片、尚志堂存书，特别高等学堂存书和中德合办书局的存书。还接受了沽化古刹经典1800多册，山东通志局征集的本省府县志。至民国5年（1916年）藏书达13万卷。此后，由于军阀混战，图书馆经费逐年减少，到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前的10余年间，每月仅400元，馆务工作毫无进展。1928年，张宗昌统治时，工商银行倒闭，欠公款12万元，总理马惠阶（日照人）以家藏古籍365种抵押入馆，内多明清精本；除此之外。几乎没有购置新书。民国18年（1929年），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菏泽人）请献唐先生出任图书馆馆长。由于何思源对文化教育工作比较重视，图书的经费增至每月1300元到1700元，较前稍裕，该馆才陆续购添了大批图书。先生又调社会力量，接收了著名藏书家河南扶沟柳堂的藏书1033种，1.4674万册（后柳堂之子柳式古取回143册，实存1.4531万册）。先生与柳式古合编有《扶沟柳氏捐赠书籍清册》，其中宋元明佳刻不少。自1929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由于先生的多方收集，该馆藏书增至21.8万余册，所藏善本书籍，如唐人写卷、宋元旧椠、明清精刻及钞校稿本合佛道藏（其中包括著名的《明南藏》6331卷）已达3.006万册有奇。
  先生在收集馆藏的基础上，进而对近代图书分类法的编制进行了探索。以前使用的分类法是南通人袁绍昂编的《山东图书馆书目》，这个书目分八大类：经、史、子、集、丛书、科学、外国文、山东艺文。它在传统四分法的基础上增添了四个新类，以收新书，并突出了地方特点，是有一定特色的。但是没有科学体系，也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先生痛感没有一部完美的适合中国实情的图书分类法，因而撰写了《如何能使中外图书排列一处》的论文，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经过先生和编藏部同人的努力，在1932年编出《山东省立图书馆分类法》，这是省图书馆自编分类法的开始。分类法基本上采用了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分类原理、基本大类和标点符号。基本大类除在总类下增设了经学一类之外，其他无变动，共有十一大类，序列如下：总类、经学、哲学、宗教、社会、语文、自然应用技术、美术、文学、史地。至于细目，则多根据图书馆的藏书实际和发展趋势，做了较大的调整和修改，从而使这一部分类法能类分古今中外图书，这在当时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这部分类法是中国近代社会图书分类进步的产物，标志着山东省立图书馆的图书分类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以后的实践证明，先生关于中外图书采用统一分类法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1937年，图籍大集，先生嘱屈万里等同人撰集善本书目。在编制过程中，发凡起例，厘定版本，先生亦时与其役。历半岁藏功，汇而成《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初编》，后因抗日战起，未能付梓行业。稿本现藏于山东省图书馆。全目计收经、史、子、集、丛五部1746种，35399册。书目中所列的珍贵版本古籍，现仍完好地保存于山东省图书馆和山东省博物馆中，在学术研究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先生在搜集图书的同时，也十分重视金石古物的收集。齐鲁是我国古代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为金石荟萃之地，所出商周铜器、古代货币、封泥、印章、古陶文字和汉画石刻等甚多。尤其是临淄（古齐国都城）及邹、滕一带所出周秦陶器，多有文字。这些文字在周秦文字之中别为一支，与金文不同，当为东方之古文，别具特色，是极珍贵的文献资料。先生在原有馆藏的基础上，又多次从潍县金石文字收藏名家陈介祺的后裔处购得金石陶文拓本1.5万余份，装粘112册；又得藏书家历城马国翰玉函山房藏泉（钱）724板，1229品（与马国翰所撰《泉品》核对，溢出546品），和其他零星小品，共9600余件。后又购得潍县陈氏所藏古泉、汉陶、六朝碑拓等金石文字凡3828件。至1937年，金石物品已达1.7万余件。这些藏品在考古学上有很高的价值，足供专家学者研究之用。先生对此都有研究考证，并分门别类地整理出版。
  由于馆藏文物图书日臻丰富，原有馆舍渐不敷使用。在先生的倡议下，山省议会拨款5万余元，于旧馆西北毗连处建收藏大楼。先生自行设计，组织施工，于民国24年（1935年）10月落成（即今山字楼）。颜曰：“奎虚书藏”。“奎虚”者，齐鲁之分野也。楼门镌置黑石金字之记，由先生挚友文安邢兰田撰文，蜀中词人兼书法家向迪琮书。裒新旧典籍，得25.8万册，别出善本，辟专室藏之。中外学者来访不绝，成为蜚声海内的学术宝库。
  1930年0月，山东古迹研究会成立，先生受聘为委员。是时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从国外归来，专程至济造访先生。吴先生于1928年在济南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1930年、1931年进行了两次发掘。献唐先生与吴先生以及当时中央研究院的专家，共同领导了遗址的发掘工作，并对其他的遗址进行了普查和小型的发掘。对一些有研究价值的寺庙、碑碣、造像，都采取了抢救、保护的措施，有的文物还运回馆内陈列，使之免遭破坏。如滕县宏道院发土时所得汉画九石，经商洽归馆。后又于城北门外访获二石，先生于大雨中从岩下掘取，水深没股，也在所不顾。历城龙山镇北，有汉琅琊相刘君墓表，欲运至馆中，村民不肯，扰攘半月方运回。先生至峄山访古牧山，入汉新阳侯墓中，触石拗，臂欲折。盖都高柳村有北魏兴和造像两躯，各高8尺及6尺，先生在田中见到，即命移归馆中保藏，先生为保护乡邦文物做了大量工作。
  在对读者服务方面，以前图书馆仅有阅览室一处，先生增至四处。除善本书籍闭架阅览外，其他各室均采用开架方式。为读者阅览图书资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昔日到馆阅览仅四五人次，先生到馆后骤增至400人次左右。时至盛夏，明湖游人纷至沓来，图书馆读者也随之激增，最多时日可达千人次。
  为了增加读者对古文物的感性知识，先生设立展室四处：（1）古物美术展室，榜曰：“博艺堂”，陈列善本书画、碑帖、铜器、玉器，以及其他古物；（2）碑龛陈列室，陈列碑碣及造像等；（3）汉画堂，陈列汉代画像石刻等；（4）罗泉楼，于右任书榜，楼上陈列玉函山房藏泉（钱）和有关泉（钱）币的书籍。室中各物品皆分类编号，以便保管，并加文字说明，以便阅者明了各物情况。观众日可达数百人，可见当时景况之盛、影响之大了。
  先生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宣传工作，经常举办各种展览。如陈介祺藏品和拓片的陈列展览，海源阁善本展和高鸿裁上陶室砖瓦陶文展，都受到读者的欢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先生还亲自编印了《到图书馆去！》、《砖瓦图书为什么要开会展览》等宣传材料，对读者进行利用图书馆的教育，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为了进一步开展图书馆界的学术交流、繁荣我国学术文化，先生在经费奇缺的情况下，于1930年创办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季刊门类，分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及新出书籍之批评、图书馆经营方法之研究等。先生亲自撰稿，又征求省内外友朋之作，每期约20万言。1930年出版了第1集第1期，1936年出版了第1集第2期，后因经费紧缺，抗日战起，遂作罢。出版图书馆刊物在山东还是第一次，在全国也是较早的一个省份。
  先生又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采取了科学的管理方法，工作井然有序，使该馆进入了当时国内图书馆的先进行列，成为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图书馆的著名图书馆。为此，称先生为山东现代图书文物事业的先驱者，并不为过。
  
  先生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宣传工作，经常举办各种展览。如陈介祺藏品和拓片的陈列展览，海源阁善本展和高鸿裁上陶室砖瓦陶文展，都受到读者的欢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先生还亲自编印了《到图书馆去！》、《砖瓦图书为什么要开会展览》等宣传材料，对读者进行利用图书馆的教育，收到了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