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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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 图书
唯一号: 150020020220002169
颗粒名称: 南京之行
分类号: K827
页数: 9
页码: 66-74
摘要: 本文记述了山东南京之行张治中、邵力子率南京和谈代表五人与秘书长卢郁文等工作人员区南京之行。
关键词: 山东 南京之行 刘子衡

内容

1949年1月1日张治中、邵力子率南京和谈代表五人与秘书长卢郁文等工作人员秉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之命到达北平之后,中共方面首席代表周恩来副主席首先举行宴会表示欢迎,继由林伯渠、叶剑英、聂荣臻等出面,就“战犯”、“渡江”两问题交换意见。原定4月5日举行正式会谈。嗣因中共方面发现了李宗仁所要求的不要渡江的主观愿望,实乃划江而治的企图,认为与八项条件的精神大相径庭,致使原定4月5日之正式和谈陷于搁浅。
  李济深有鉴于中共方面之郑重申明,即无论和与战,解放大军决定于和谈最后限期,即4月20日渡江。唯恐和谈破裂,不仅战争不能早日结束,且虑李、白那点桂系兵力与广东张发奎、余汉谋等的残余势力,必将变得一文不值。因而计划由他出面,从第三者的角度上,组一代表团赴南京对李宗仁作最后劝告,让他不要再顾虑蒋介石的同意与否,自己在和谈协约上签字,并下令停战,以期和谈成功。这一计划当然是经周恩来副主席同意的。
  赴南京代表共有四人,身份作用各有不同。第一人是李民欣,此人是李济深的堂弟,民革中央委员,所代表的是李济深本人。其人与李宗仁、白崇禧均皆熟悉,因李济深的关系与何应钦顾祝同等也有旧识。第二个是朱蕴山,朱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当然是代表民革的。第三人是刘子衡,无党派人士、李济深的朋友,处境超然,李明知其与李宗仁并无深交,但认为刘氏善辩,能直言,肯定他有说服李宗仁的能力。第四人刘仲容原是白崇禧派往北平察看形势的,派其前往意在使之向白传达意见进行动员。
  临行之前,周恩来副主席在北京饭店接见了他们,明确表示:南京和谈代表团所提“请求解放军不要渡江”那是李宗仁先生划江而治,缓兵之计,我们不能接受。和谈限期是4月20日,到那天,他们签字我们要过江,不签字,我们也要过江。党同意任潮(李济深的字)先生的意见,为了顾念江南人民,减少流血牺牲,请各位不辞劳苦到南京对李宗仁作最后劝告,意义重大,此行如能让李宗仁悬崖勒马,功莫大焉。不过南京方面困兽犹斗,还请各位珍重小心。当时,李济深有给李宗仁的亲笔信,其内容除劝李宗仁认清形势,希能作出果断决定而外,还示意:如果在和谈协定上签字,使战争早作结束,将以政府副主席相许。另致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一函,请其为国家人民计,协助李宗仁完成和平停战,这两封信面托刘子衡转交。刘子衡表示:“我不替任何人带任何书信与口信,此行我只代表个人。任潮先生,你有你的代表民欣兄,如捎信可请他带去。”于是信由李民欣带去。
  刘子衡等四人一行于4月5日由北平乘专机当日下午在南京明故宫飞机场着陆,李宗仁派总统府参军长黄宇清,秘书长邱昌渭、程思远等到机场迎接,即赴梅园下榻。飞行途中刘子衡与同行的其他三人各有怀抱,未多交谈,仅相约今日同机而往,归时亦同机而返。
  当时,南京朝野上下都在盼望张治中所率南京和谈代表团能给南京传来和谈成功的信息。结果是预定4月5日正式和谈竟成泡影,致使南京全城陷于失望与忧虑之中。及至听到北平方面飞来的四人,顿感喜从天降,又产生了新的希望。然而刘子衡等四人一下专机,就遇见新闻记者,刘等拒不披露身份与使命,上海、南京报纸只能称之谓“神密使者”,但无从报导彼等给南京方面带来什么好的信息。当时的《新闻天地》虽略有报导,亦为揣测之辞。在四人与南京当局接触之后,李宗仁所得到的信息竟是:“无论和、战,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于是李宗仁大失所望,其原来企望划江而治的缓兵迷梦完全破灭。
  刘子衡原以为李宗仁北有解放大军压境,东有政敌蒋介石静在溪口观其动静,而总统府与本身实际处于南京防地中央军掌握之中,处此困境唯一出路即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岂意其于昧于私心,不能毅然拿出和平诚意,刘子衡不免对李产生了爱莫能助之感,对于促其签字顿失信心。然而,此行既受有李济深的重托,又承中共中央的信任,当然不甘空手而归,因而决定根据现实,进一步对李分析形势,陈之以利害,作不客气的劝说,使其能做出断然决定。
  4月7日下午,李宗仁在其傅厚岗官邸,设宴招待刘子衡、李民欣等四人,并举行会谈。会谈代表刘子衡、李民欣、朱蕴山、刘仲容四人为北平去的一方。另有李宗仁、南京方面的部分首脑人物,李之幕僚和青年党、民社党各党派代表陈启天、张东荪、张君劢等,即所谓“各党派代表会谈”。会谈中间对于和、战问题,各抒己见,颇有争议,刘子衡看出了李宗仁力图划江而治,和则恐为蒋介石所不容,且虑南京作战部队皆为中央系人、即便贸然签和,亦难实现和平;战则自揣战斗能力不足,内心十分气馁。当时刘子衡相当矜怜其处境及其和战两难之心情,抑且恨其无毅然行动之决心与勇气。谈到战犯问题,李宗仁说,他可一身受之而不辞,为求和谈免遭溪口方面的阻挠,而要求豁免蒋介石发动“戡乱”的战争责任,实际要求不限蒋介石一人而已。刘子衡闻言愤恨地说,不“戡乱”又何至落于如此境地,他说,这里没有共产党人,我们在座者凭心而言,江西“剿共”姑且不谈,北伐以后,中原大战与阎冯,福建战争与陈济棠、哪一场战争不是他挑起来?对德邻先生你来说,你们不是也打过宁桂之战吗?如此说来这“两个字”(指战犯二字)他老兄当之何愧。反而言之,如果在今天毅然决然停战谈和,便是人民功臣,何虑“战犯”二字之不可免呢?他对李宗仁说,德邻先生和与战两难之心情我能理解,既有此意,不妨直接发电向毛润之先生提出个人意见,我料想为有利于停战,造福于人民,他是会有全面考虑的,谅不至吝于“战犯”二字上。或斤斤于对某一个人的如何上。在会谈中,他颇说了些不令在座者满意甚至难以接受的话。而李宗仁却以为刘子衡言之有理,时至深夜十一时终竟采纳了刘子衡的意见,并挽他代拟电文,电文拟出,李宗仁一字未改当夜发出。这就是李宗仁致毛主席的“卯阳电”。其文为:
  北平,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与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议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
  果不出刘子衡之所料,北平方面对战犯问题表示有商量余地。次日(4月8日)即接北平复电,内容是: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1月1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其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为标准。……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之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①(此段经过在程思远所著《李宗仁光生晚年》73页中略有记述。)。
  即将卯阳电全文刊出。足见中共方面对和谈是极有诚意的。刘子衡看到这一线曙光,当然喜不自胜。然而南京方面怎么样呢?
  南京方面自李宗仁发出卯阳电之后,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中央党部、立法院、行政院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对李宗仁提出弹劾,认为如此重大问题,代总统未经中央党部、立法院、行政院同意擅自发电是违法行为。弹劾内容立即在各报纸公开发表,而对卯阳电则予封锁,严禁披露。新闻记者还径至中央饭店找刘子衡进行质问,问李代总统所发卯阳电是谁的主意,是谁主稿。刘子衡既不畏缩,亦不推托,但说:“无可奉告,欲知其事,可问你们的李代总统。至于我对战局与和谈的看法,倒是可以谈谈。”他的看法,当然不为御用新闻记者所乐闻。只有《新闻天地》上作了有关报导。其他报纸皆都对他乱加攻击。
  刘子衡认为李宗仁接受了他的建议,发出卯阳电值得赞赏。北平复电表示了战犯问题可以考虑,刘认为大有缓和希望,于是,他又进一步与李宗仁晤谈,并针对北平的复电代李宗仁拟了第二个电稿,但由于李宗仁既慑于立法院、行政院的弹劾,又顾虑木身尚处于南京守军中央系军队的制约之中,加之他个人的犹豫心态,第二个电报终未发出。刘子衡对李宗仁的处境是理解的,同情的,但对他在千钧一发之际,对蒋介石不能决断,而且不断勾勾搭搭,并还寄希望于司徒雷登能给他什么援助,不禁又对之十分愤惜。见其溺于左右之包围无力自拔,终于对之失望,乃叹南京一行只不过促使其发了一个卯阳电而已。这是他南京之行做成的第一件事。
  在南京除了与李宗仁会谈而外,还在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的住宅进行了另一次会谈,参加者有北平去的刘子衡、李民欣、朱蕴山、刘仲容等四人和南京方面的何应钦、张群、吴忠信、顾祝同等。在会谈中刘子衡强调:战争是国民党挑起的,其责任国民党不容推卸,军事力量摆在面前,只有接受八项和平条件为有利,固知八项条件在国民党方面有所难堪,甚至难以承受,然而自己造成这种局势,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李民欣突然不伦不类的引用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两句唐诗来比喻当时的情势。刘子衡愤然说,哪还有这么从容。自前的军事形势已经是兵临江岸了,只待20日一声令下就要强渡长江了,论军情一边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一边是“不尽长江滚滚来”;一边是“将馁兵怯,无心恋战”,一边是“将勇兵强,锐不可当”,那还有战可言。他说:我不是故作危言耸听,此间无共产党人,也不是在长谁的志气,灭谁的威风,事实如此,我也不免心在痛惜。言次不胜唏嘘。一番话说得南京方面的人们无可强调,只好勉强谈了一些客观情况,只是略作缓颊而已。
  刘子衡在南京与顾祝同单独晤谈时,他们广泛交换意见,刘子衡谈到军事形势时,顾祝同说这方面我比你清楚,事实摆在面前,还有什么可说的。及至问他个人有什么打算时,顾说:明知是死路,就我与蒋公的关系,也一定跟他走到底的,否则,人将不食吾余。刘子衡深知顾与蒋的关系,认为强劝无益。乃说,此关系你的为人之道,我不便说什么,但我认为此乃私谊,大义方面能一点也不考虑吗?历史责任,身后留名,在不失你与他的道义原则之下,还是应当考虑的。南京能守吗?作为朋友我请你注意一件事,就是尽力少涂炭老百姓,对于建筑、工业不作破坏,并把我这要求转告王幼平(王敬久之字)、李瑶阶(李玉堂字)、方子山(方先觉字)等,赖有多年师生之谊,我想他们会考虑我的意见,至于在南京的张耀明(当时的首都卫戍总司令)滕杰(当时的南京市长)我已面对他们讲过。还希望你再示意他们。顾祝同郑重其事地表示,相识先生以来(顾祝同一向称刘为先生)对我忠告很多,我无不听从。这次谆告,我一定尽力作到,不负你对我的关怀。南京解放时国民党方面对于水、电、工商以及军事设施之无重大破坏,与此谈话有重要关系。这是他南京之行做成的第二件事。
  此外他在南京曾先后到数处医院慰问了“四、一”学潮受伤的学生和到中央大学礼堂参加了“四、一”学潮中被打死的工人、学生追悼会。还秘密赴上海对被羁押的民主人士王葆真、张克强等做了营救工作(在北平曾受李济深之托,到南京又受朱蕴山之托)。
  迨4月23日于中共大军已经渡江,南京正在战炮轰鸣中,刘子衡与李民欣搭专机由南京起飞(其他朱蕴山刘仲容二人早已离宁)。时因北平有雾不能降落,中途改道青岛暂停,时值张治中夫人由沪飞青,乃搭刘之专机回到北平。北平着陆时有王炳南在机场迎接,仍下榻六国饭店。
  事隔16年之后,在1965年7月李宗仁由美回国之后。9月中旬某日,刘子衡访我,拿出李宗仁从北平写给他的一封信,内容大致是:……南京一别瞬已十六年,慕念风采,至今难忘,白下承教、愧违所指,近方归来。回忆前尘,感愧交加,抵京之后,方知先生居济,容俟略事安顿,必当趋阶聆教,藉慰仰慕之忱……。然后同在文陛园喝了几杯白酒。饭后同到明湖照像馆取出他写给李宗仁回信的拍片。其内容大致为:德隣先生有道,遥闻驾抵北京,曷胜欣快。及奉手教,敬悉佳况,为慰。忆昔在宁,先生不弃刍荛,慨然发出致润之先生阳电换得对所谓战犯也者可加考虑之复电,大好契机,竟为顾虑所阻,可谓言到而行未到,良机同失,时为我公惋惜,虽迟十六年方回北京,仍将有助毛主席共同建国,来日方长,未为晚也。为国庆幸,为公庆幸……。其致李宗仁函系自己撰稿挽山东省政协常委郑亦桥代书的。我问他为什么找郑代书,他说郑乃上海艺专华业,兼长书画,其字写得略胜于我,而且郑为政协中人,若有不肖之人故作挑剔,他也可以作个旁证。及至我说:照像馆属特种行业,在此拍照如此函稿,其必报之公安机关。他说,他去备个案也好嘛,盖其于反右之后,己预见到形势之发展了。果不出他之所料,在动乱时期,他与李宗仁的书信来往竟成了“造反派”对他攻击的题目。可惜李宗仁给他的来函及他给李宗仁去信的影照全落在造反派手中,迄今均未能够找回。料想李宗仁在“文革”时期曾受保护,未遭抄袭,该来往书函,在李氏函档中仍有找到的可能,不致成为广陵散曲。此虽后来之事,因其事属斡旋和谈之余响,故亦略记于此。
  刘子衡从南京回到北平之后,曾承吴老(玉章)之邀到人民大学作了一次讲话,临时以人大校训“朴实、虚心、忠诚、团结”八字为题作了报告。因为他并非马列主义者,这次报告只是以他个人的观点对此八个字作了阐述。会后并承吴老约同董老共留晚餐。在平期间承中央文献委员会主席柳亚子聘为文献委员会顾问。旋在柳亚子要回富春江观鱼之际,他也坚决要求回山东老家耕种。
  在他回到山东之后,先后被推为山东土改委员会委员,山东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山东省政协常委。还兼任过山东省司法厅副厅长,但他很少到厅视事。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他对台湾的何应钦、顾祝同等旧友,播出和发出过广播稿和函电,为祖国统一作出不少贡献。
  后来,他在人大、政协工作中做到了忠诚、诤谏,不愧为党的忠诚朋友。在生活作风、取与之道上特别严谨。在工作中,每逢开会多半拒乘小车接送,不是乘公共汽车,便是自已步行。对于一般宴会或是会议就餐亦竭力避免,此政协与人大工作人员所共知者。于其去世当日之中午在烈日炎炎之下他送乡人到车站,仍是步行回家,引起脑溢血症,送往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在急症室抢救中,省政协工作人员赶到时,方才送往保健室,原来他多年以来遇病全是排普通号,从不享受应有的保健优先等待遇。其平民思想与耿介性格有如此者。
  刘子衡到南京甫两天,竟说服李宗仁发出致毛主席的卯阳电,作出对和谈的表态。刘子衡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为和谈初抱乐观。果不出他之所料,次日即接到毛主席的复电,表示对战犯问题亦有商量余地,而且使已经搁浅近一周的北平和谈重新开始,毛主席并即日亲自邀南京赴平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章士剑、黄绍竑、刘裴、李蒸、卢郁文等晤谈,旋即恢复了和谈会议。这一新的转机肯定是卯阳电起的推动作用。新华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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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文史资料选辑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记述了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并发表了《革命老人范明枢》、《抗战功臣万春圃》、《从举人到革命者——亓养斋生平》、《附录打不得九论》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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