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刘子衡（1905—1981）山东省滕州市人。1929年，在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求学，曾组织过《子见南子》的演出。1935年国立山东大学毕业。为冯玉祥延讲经史近三年。“九·一八”事变后，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评论时事，广交国内学者、民国耆旧，为国、共双方上层人士重视，对团结抗日颇多贡献。抗战胜利后，又为反对内战、斡旋和平奔走不息做出贡献。其间未参加过党派组织，亦未任过公职。1949年应中共欢迎到平，方任中央文献委员会顾问，后任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山东省政协常委、山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山东省司法厅副厅长。他学识丰硕，一生耿介，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统战方面，为党做过很多有益工作。
  ——编者
  刘子衡是山东的一位学者。他博学强记，对经史、诸子深有研究，著有《周易正义稿》、《同文尚书校注》等。对时事有独到见解。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中南、西南、西北各地坚持民族气节，团结抗日，以其精辟的言论，曾折服过很多国民党的上层人士和高级将领，对团结抗日，起过重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看清了国民党当局独吞胜利果实，策划内战的企图。他忧虑一旦内战再起，则人民必将重陷水深火热之中，国将永无宁日。于是他大声疾呼，公开反对内战，力主团结和平，他不顾个人安危，进行实际斗争。在南京、徐州、济南等地，对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进行说教、批评，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反对内战的文章《打不得九论》，当时震动了全国，挫动了国民党的军心。
  济南解放之后，他受中共中央的邀请，经华东解放区，到达北平。迨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等在北平的和谈濒临绝境，距最后限期不足半月的时际，他以个人身份于1949年4月5日与李济深的代表朱蕴山等飞赴南京，对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进行劝说，力图结束战争。并曾促使李宗仁发出致毛主席的卯阳电。直到1949年4月20日，毛主席、朱总司令下令开始渡江，4月23日李宗仁等飞离南京之时，他才专机飞回北平。此等经过，极富传奇色彩，外界知者不多。子衡先生谢世瞬将九年，国内几种《文史资料》、《地方志》、报刊杂志上，间有记载其人其事者，惜多未尽切实。我与子衡谊属老友，知之较多，在有关方面屡有催促之下，爰将我之所知，就其反对内战，斡旋和平方面的几次具体行动，简记于此，并就正于曾接触其人、其事之舒同、刘贯一，凌云诸老同志与程思远先生及其他知情人士。至其为学、处世、交游及在抗日战争时所作的贡献，兹不记及。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刚宣布无条件投降，刘子衡就考虑到：国民党当局在外患方息之时，必仍将在其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思想支配下，继续排挤中共，发动内战。同时他接到中共方面林老（伯渠）给他的信，告以国民党向华北调集军队，单独受降的信息，嘱托他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间，作出影响，防止内战重起。于是他在1945年9月，便由西安，急速飞赴重庆，对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俞飞鹏、林蔚等人，痛陈利害，大讲和平民主，团结建国之道理，并发表了“救时纲要”和“兼听、偕立”等反对内战的文章。对曾拜他为师的王耀武、王敬久、李玉堂、方先觉、董钊等将领进行了义正辞严的说教，给蒋（介石）、陈（诚）好战分子倡言的六个月内消灭共军的荒谬妄言，泼了一瓢冷水，一挫其嚣张气焰。
  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接收济南之后，陷于解放军围困之中，被搞得焦头烂额，蒋介石一筹莫展，不得不调兵换将，开始计议安排王耀武到山东设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加强军事部署，企图打通津浦、胶济两线，改变山东的军事局面，用以切断东北、胶东两地解放军的战略联系。王耀武闻讯之后，在犹豫迷惘之际，求教于刘子衡。刘对王说，抗日战争之所以获胜，主要因素在于国共合作全民支持。在这场民族战争中，你转战于淞沪、南京、浙、赣、湘、鄂、黔、桂各省，无战不与、出生入死、屡立战功。这是举国皆知的，将来在历史上肯定会留有美名。而今蒋（介石）陈（诚）不能公天下之公，仍欲独霸全局，莫论天下人，即你作为蒋氏亲信，深受其知遇者，你能认为他是公平得当吗？兹于八年抗战，全国上下艰苦备尝，人民切盼休养生息，兵员亦皆厌战之际，若再战端重起，其后果不问可知。你如重陷内战深渊，必将不能自拔，不仅抗战前功尽失，最后必将沦为国家罪人。退而言之，江西“剿共”，你有亲身经验，试看今天的形势，国共双方实力的对比，人心的向背，更非往日可比。在此关键时刻，你该认真考虑，这是大节，必须慎重对待。王耀武听了他这番言论，深有所悟地说：“我也同有此感。但是对这一现实如何对待？怎样才能逃脱？”他说：“很简单，你即以你现在的胃溃疡、咯血为理由，住进医院，请假医疗，然后设法出国就医、考察。只需两年时间，国内局势便可有个分晓，到那时候，自由选择方向，必将无往不利。”王耀武聆听之后，甚表同意说：“就这样办！”刘子衡进而对他说：“话虽如此，但怕你决心不大，勇气不够啊！你必须重视，这是关系你后半生的大事，临大节而不可苟的大事，否则一失足就会追悔莫及了。”王耀武当时表示：“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没得一天休息，兵将牺牲了千千万万，再若陷入内战，何年是了，老师讲的确有道理，不干就一定不干了。”但后经蒋介石召见，在恩威兼施之下，王耀武未能摆脱新的任命。刘认为王背离了自己对他许过的诺言，二人之间从而一度发生了不愉快。
  到济南的第一天
  刘子衡很介意王耀武不听他的告诫，因此在王耀武到济南之后，屡次邀他回山东看看，他都置之不理。李济深在南京劝他：“山东是内战的第一线，还是回去看看好，倘能做点釜底抽薪工作，免致王耀武陷得过深，还是有意义的。”恰在1946年夏末，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徐州绥署副主任韩德勤要到山东视察，并送李仙洲莅二绥区副司令官任时，在顾祝同邀约之下，刘子衡才与他们同机飞来济南。当天下午，在王耀武、何思源、庞镜塘、裴鸣宇等人代表山东党、政、军、民举行欢迎宴会时，白崇禧、顾祝同即席发言之后，何思源提出：“请刘先生讲话。”刘子衡说：“我是山东一平民，无发言资格，也无话可讲。”何思源又说：“刘先生是学者，高瞻远瞩…“话还没有说完，裴鸣宇接过去说：“必有高论，我们愿闻。”于是刘子衡开始发言：“我只有一点可以发言，那就是，现时山东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是王耀武，他是我的学生。”王耀武立即应声起立。刘继续说：“去年冬，王同学在受命来山东的时候，曾跑到我的住处问我，到山东应当怎么作。当时我告诉他：抗战八年，山东老百姓的日子都是在水深火热中过的，你作为山东人，现在回家乡任事，希望你到山东能做到：1、和平待人，体恤百姓，休养生息，育幼养老，不能妄杀无辜。2、要廉洁奉公，不能贪污分文。3、严整军纪，不容侵犯百姓侮辱妇女，包括不开设舞厅。当时他答应‘我一定照办，否则，便愧为老师的学生……’他到山东已经半年多了，做得如何呢？这里白先生，顾先生是他的顶头上司，请大家提意见，私德方面，我应负责。”说罢，他作手势并对王耀武说：“你坐下。”在座的人纷纷说了一些肯定王的套语，庞镜塘最善辞令，他说：“怪不得王司令官严禁开设舞厅，原来是有思想根源的。”这句话一举两得，既肯定了王耀武，又恭维了刘子衡。刘听罢笑了，他说官官相维嘛，大家当然不便当面告状。他继续说：“七七事变后，我与冯焕章（冯玉祥字）先生来过山东，韩复榘不听指挥，竟自不战而逃，日寇兵不血刃，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大半个山东，幸赖爱国的地方部队，人民武装，在敌后靠小米加步枪保卫了广大的农村和人民，很不容易。而今，抗日胜利了，我希望中央对山东多发小米，以济民困，少发步枪，消灭战争，这是我以山东人的身份向白先生和顾先生要求的。”他这套既不为在座者所乐闻，又无法反驳的发言，顿时挫乱了这场宴会的气氛。会后，立即引起济南社会的纷纷议论，或云“此人色彩浓厚”，或云“定有政治背景”。只因王耀武敬以上宾，下榻在王的办公楼上，军政各界也无奈他何。这就是他到济南第一天的言行，显然是反内战的。
  几次演讲
  在刘子衡到济不久，王耀武召集起绥靖区司令部及其直属驻济军、师校级以上军官三百余人，请刘子衡讲演。王耀武陪他登上讲台，亲手擦了一遍黑板，给他端上一盖杯茶水，然后介绍说：“刘先生是我的老师，学问渊博识见高明，四方面军的旧人都听过他的讲话，在做人方面受到过很多教益，在抗日思想上受到过很大鼓舞。在座的部分北方干部，今天是初次听刘先生讲演。希望你们好好听讲，起立欢迎。”刘子衡站在讲台上，首先挥手让大家坐下，开始发言，他说：“王同学方才的介绍，大家听到了，我要对初次听我讲话的人补充几句：我无党派，无公职，不象王同学所说的有什么特殊学问，也不会有多少教益给大家，你们平时听‘训话’听得太多了，今天我讲点我个人的看法，让大家换换口味，清新一下头脑而已。至于王同学称我为‘老师’这是他对我的尊重，也是他的谦虚之处。我们之间是朋友，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所以我呼他为同学。”话毕，他回身在黑板上写了十二个大字“眼光放大，团结爱民，重建家园”，下边加了“刘子衡”三字。他说：“上边的十二个字是我讲话的内容。下边三个字有两层意思，一是让大家知道讲话的人姓什么叫什么。二是表示言责自负。这一简短的开头，顿使听众感到新奇，为之愕然。他接下去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听过我讲话的人，都知道我一向是要求大家英勇杀敌团结抗日的。而今天却是要求大家偃旗息鼓，团结建国。在座的都是校级以上军官，都深知战争的残酷厉害。过去敌国入侵，不容不抗，现在国内战争，不可再打。现在敌人打走了，喘息未定，岂容再自相残杀呢。现在大家应当把力气用在建国上。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建国才有力量。头脑必须客观冷静，眼光必须放远放大，而且要大公无私。在座的大半是黄埔军校出身的，是中国陆军的主干，但不是中国陆军的全部，不要自己划小圈子，把自己排除到全国人以外。不要分西北军的、东北军的、八路军的、地方的、游杂的，民国以来我们中国军阀遗毒甚深，派系繁多，内战频仍，多年来给人民造成的损害很大。抗日时期靠了军事团结，人民支持，才争得胜利。胜利之后，居安思危，便不应再有派系之分，地域之分，所以我说只有全国团结，不要磨擦，共建家园才是正道。……”其讲话大致是如上的内容，历时70分钟，讲得有声有色，多次博得听者的掌声。看情况大家是很能入耳的。刘子衡却在结束讲话时说：“听大家的掌声，说明我的讲话还不是不堪入耳的，但肯定也会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如有意见请找我谈，我是欢迎的。”最后王耀武作结语说：“刘老师的讲话很好，我认为对大家是很有教益的。”这次讲话，非常明显是一次反对内战的讲话。
  在很短的几天内，他的两次讲话，就在济南社会传播开来。于是有些学校纷纷请他演讲。他先后在济南女子师范，济南中学等省立学校和齐鲁中学，黎明中学等私立学校接连演讲，他引用了很多古代的、近代的中外勤学爱国故事对时事作了无情的批判。归根结蒂，无非是鼓舞学生努力向上，追求进步，爱和平，反内战的言论。其演讲十分动听，博得学生们的阵阵掌声，他走下讲台时，学生还拥上前来，围拢了他，又是握手，又是要求签名留念，情况非常热烈。第二天便有很多学生来看望他，一天到晚，络绎不绝。凡有来者他都热情接待。以致搞得王耀武的办公楼前门庭若市，一改其平时非高级官员不能涉足的肃静局面，同时也造成了卫兵室传达不迭的困难，国民党省党部、三青团的头头们也纷纷找王耀武问讯，并说：“别闹出事来啊。”因为当时他们怕学生怕得要命。绥靖区的参谋长贺执圭也说：“这不影响正常办公吗？”弄得王耀武也莫可如何。几天之后，在绥靖区司令部副官处长赵子良的精心策划下，在司令部西墙上开了一个便门，将司令部西墙外的一座日式小楼装饰一新，请他搬进去住。地方宽绰了，来的学生更多了，他不仅一一接待，有时还留学生吃饭。在与青年学生接触中他对学生传输了不少进步思想，也从学生口中了解了一些学校情况和社会反映。如有必要，他还让王耀武亲自去听，从而让王耀武听到一些社会情况和民众呼声。
  《打不得九论》发表经过
  《打不得九论》是一篇公开反对内战的文章。它于1946年11月24日在山东省政府机关报《山东公报》上发表，曾引起山东政坛轩然大波，同时也震动了国民党首都南京。经过上海《大公报》转载和新华社报导，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事之真实经过，知者不多，颇值一谈。
  1946年10月初，国民党中央内定王耀武接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尚未明文发表，王耀武就电请刘子衡到济南来。这是刘子衡第二次来山东。他到济南之后，并不为王耀武庆幸，反而说，这是倒楣的开始，曾劝王耀武辞谢。迨王耀武在10月末接任省政府主席之后，王耀武说：“《山东公报》是省政府的机关报，有了自己的新闻阵地了，老师可以多发议论。”刘子衡说，我没好话可说。时至11月22日王耀武赴南京述职。刘子衡却把他的《打不得九论》于1946年11月24日在《山东公报》上发表了。
  依理，任何政府机关报上绝对不允许有与政府唱反调的文章发表的。其发表经过有一番曲折。当时绥靖区司令部有位秘书，名吴忠匡（现任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吴是著名学者钱基博先生的得意门生，是钱先生推荐来的，王耀武对他十分器重。因为常常一起论学，吴忠匡对刘子衡又很尊敬。刘子衡的《打不得九论》一脱稿，便拿给吴忠匡看，吴看后称赞不已。刘子衡便让吴忠匡批上“即日在《山东公报》全文发表”，并加盖上王耀武的官章。吴忠匡当然不能不考虑到责任问题，曾要求刘子衡暂缓儿天，俟王耀武回济之后下交。刘子衡说：“忠匡，你怕啥，有我的签名，文责我负嘛。”吴忠匡深知刘子衡的脾气，又了解他与王耀武的关系，就不得不照刘子衡所说的把稿子交下去了。《山东公报》代社长马温如审阅一遍，觉得论点很好，但却虑及后果。恰好这位马社长的思想也是倾向民主的，对现实也是不满的，当时还正在受着国民党省党部的排挤。经过反复斟酌，他想既有王耀武的批文，还有刘子衡本人的签名，顾虑什么。于是将刘子衡的签名制成铜板，排在大号铅字标题之下，竟然刊登出来。第二天一见报。立即引起省党部、三青闭的强烈反响，在济南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省党部、三青团迫不及待地联名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告了状。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也分别打了报告。他们企图陷刘子衡为反动，对王耀武施加攻击。当时王耀武在南京也接到了绥靖区司令部秘书长徐庆誉的无线电话，也觉有些不妥。及至看到空运去的《山东公报》，他说：“刘先生是想要我的难看啊。”但他非常机智，便抢先亲自写了一份简单检讨。主要内容是说明他不在济南，《山东公报》发表了欠妥的文章，笔者刘子衡是我的老师，也是顾总司令的先生，事实如何，容即回济处理……。并立即亲自送交军务局局长俞济时，呈蒋介石阅。俞济时与王耀武原是74军的老搭档，私谊甚深，呈阅时从旁敲了一个边鼓说：“事情发生时王耀武不在济南，说不定有人在作他的手脚。”蒋介石对王耀武是信任的，加上俞济时的边鼓一敲，便提笔在王耀武的检讨上批了：“刘子衡我见过乃一狂士，书生之见，何足为怪。”俞济时把批示拿给王耀武看过后，王已心中有数。及至觐见，又在口头上引咎了一番。蒋介石却说：“我还不相信你吗？山东的政治是复杂的，说不定有人在借此打你的算盘哩。”当时有人传说蒋介石为此大骂王耀武，那是有意谬传，并无其事。
  王耀武回到济南之后，数日未谈《山东公报》的问题。直到十二月中旬，他才在一次省政府扩大会议上宣布：《山东公报》着即改组，易名为《山东新报》，调省政府顾问杜若君为社长，加以整顿刷新。对原社长只字未提。其实他已于前一天，召见了原代社长马温如，聘之为省政府参议，当晚又令其总务处长乔玉江给他送去一大包现钞和一张飞机票，让他出差到南京联系几项工作。
  就这样，王耀武略施小技，《打不得九论》一案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结束了。致使关心其事，想大作文章的省党部、三青团大失所望，无所措其手足。
  然而这篇文章一经上海《大公报》和几种地方报纸转载，新华社和上海的外文报纸作了报导之后，却引起了中共和民主党派各方面的注意。董老（必武）曾派专人送信到徐州培正中学给刘子衡，称赞他：“……方今主战之声盈廷，杀人之行横野，独先生抱民胞物与之怀，发谠论（指九论）而警愚顽，是诚仁者之心……”同时给了好战分子以沉重打击。
  事过不久，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与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长裴鸣宇，见到攻击无效，为缓和关系，特为拜访刘子衡，意在修好。刘子衡原住王耀武、官邸西邻，即现济南市教育委员会后边那座楼房。楼二层，上下各有五个房间，刘住楼上，卫士8人住楼下，作为警卫。庞镜塘、裴鸣宇乃省级重要人物，他们来访，卫士当然不加阻拦，故而径直上楼。卫士进入内室向刘报告说，庞主委、裴议长来访。此时，刘已隔帘看见庞、裴二人鹄立门厅。他故意问卫士、哪来的庞主委、裴议长，我不认识，不见。卫士央求说，已经上楼了，老师就见了吧？刘子衡故意厉声问卫士，你们住在楼下是干什么的！你们知道否？卫士说，是伺候老师并保护老师的。刘问，你们就这样保护我吗？倘如来两个土匪你也让他们上楼吗？卫士说，这可不是土匪啊，平时他们来司令官，也都是径直入室。无需传达的。刘说，你们不知道他们比上匪还坏呢！卫士不解，乃问那怎样办啊？刘说，很好办：他怎样上来的让他怎样下去。卫士掀帘出门，正愁难以措辞时，却见庞、裴二人，正在扫兴下楼，卫士紧跑一步赶到楼梯时，但听庞、裴二人说：甭说了，我们都听见了，不受维恭，真是怪人，岂有此理。通过这一趣剧性的举动，足以看得出，刘子衡的爱憎分明与粪土当权者的尖锐姿态。
  与李济深在南京在抗战胜利之后，马歇尔七上庐山与蒋介石共谋边谈边打，以达到其专政目的之时。刘子衡与李济深同在南京研究如何遏止内战。其时，中共方面董必武在上海促李济深到北方作策反工作。刘子衡对李济深说，空讲民主理论不行，必须想办法抓实力。他对李济深说，南方的实力你该抓，两广如陈铭枢、余汉谋、张发奎，都是你原来的部下，北京李宗仁也是你的老相识。北方我有几个学生如王耀武、王敬久、李玉堂、方先觉、董钊等，都是握有实力的集团军总司令以上的人。我能说服他们，他们也能听我的话，他们虽是蒋氏嫡系，但都相当厌战，你如北方一行与之联系，对反内战是可以起作用的。何况李宗仁、顾祝同都与你关系不错。当时李亦甚然其说，曾几度决心北上。他劝李济深不要顾虑太多。只要能抓住南北方的这些实力，迫使蒋介石软化是很有可能的。李济深当时是军事参议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无故北上，怕引起别人怀疑。于是他先找当时最有权势而私人关系还不错的参谋总长陈诚，吐露了一点北上的意思，意在试探一下。陈诚直接对他说，现正调兵遣将，何必急于到北方去，反而劝他先到庐山多与蒋介石谈谈。李济深以为先到庐山，看蒋介石能否接受意见，然后再作北方之行也好。刘子衡见李顾虑重重，便逼问了一句：“北方之行你怕他怀疑，你到庐山对他诤谏，敢保证不再有汤山之危吗？”（1928年蒋介石曾因李济深反对内战被扣留在汤山）李济深听后，为之赧然。并说，这个人，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谁敢保他的险。刘子衡见李犹豫不定，未再相强。迨李济深登上庐山之后，虽与蒋介石不时见面，而蒋介石却避重就轻，不得要领，反而为他特备公馆留他牯岭避暑。羁留之意与1928年汤山软禁，形异而实相似。及上万言长信，责之以大义，亦未引起重视。李不得已，方以孩子出国，必须安排一下为辞而回到南京。此事经过，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李济深口述，张克明整理的《李济深先生略历》第154页上，略有记述。但对回到南京之后的事情未提，这里有补叙一点的必要。
  在李济深回到南京之后，与刘子衡在李的住所，或玄武湖内桥附近一家素食店中时常吃饭计议如何中止内战问题。认为蒋介石私心太大，对国家人民利益全不放在心上，已经达于不可理喻的境地。必须以兵戎制其兵戎。最后决定李到上海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联系，进而转往广州、香港策动两广作出响应，刘则仍回北方来作有军事实力的军人的工作。分别之日，李济深、刘子衡与辛亥革命志士孙墨佛三人在广东餐馆安乐酒店聚饮，并合影留念。在计议已定之后，李济深并亲到下关车站送刘、孙二人北上。临别频频握手，互勉壮行，相期成功。
  到解放区前后
  济南解放不久，1918年初冬，中共中央董必武遣社会部薛主任专程到济南，指定王昭建（笔者）到南京邀请刘子衡速来解放区。经过济南市公安局凌云局长（后来的国家安全部长）约定，在济南南关正觉寺街薛下榻的地方，原秦启棠、秦启梅的故居，见面共进晚餐。薛主任开门见山拿出一张纸条，上书“……人民政府即将成立，希先生急速北来。”下署祖涵必武四字。薛老说：“此信当然不便携带，劳你南京一行，转告刘子衡先生，他自明白。”我说：“我知道他与董老的关系，董老过去与他的书信我都见过。”这次晤谈，十分亲切，凡关于我离济的方式，家庭的供给，途中的安全等等都作了妥善周密的安排，使我初次感到党的信任与温暖。岂意八旬老母苦苦哀告，坚不放行。我一向对个人得失从不计及，但想到董老的信任不能辜负，刘兄的大事不容贻误，老母的慈念也不敢违背，因而十分为难，数日之中食难下咽，夜不能眠。忽然想到，原山东邮政管理局长梅贻璠先生，他是准备以“留者欢迎去者欢送”的方式离济而南下的。他是我七叔在邮政总局的老同事，解放前我们二人也颇有过从。于是我找他，要求他带一封信给我七叔。经我恳切乞求，他竟慨然应充了，于是我在他的寓所，简单的写了张纸条，上书：“姨母病重盼见子一面，董哥切盼衡兄尽快北归，请叔父力促其行。”事隔三天，梅贻璠先生南行之际，我还亲到邮政局门前送其乘上卡车，重作嘱托。梅贻璠先生抵南京到三牌楼邮政总局局长谷春帆公馆看谷春帆时，未及上楼，即先到我七叔家中（时谷住楼上我七叔住楼下。）将我托他捎去的信交给了我七叔王翰青先生。第二天刘子衡见信，便找当时的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说：“老母年迈，南方水土不服，思归心切，意欲携眷北归。”且云：“南京势将不保，全眷十数口，食指浩繁，难以生活，既然迟早必回原籍，莫如趁交通未断，绕道青岛，遄返腾县。”顾说：“还早点吧，慌什么。”刘说：“不早了。”顾祝同晓其意，遂不强留，刘即率亲眷十五六人，绕道上海、青岛、胶州、潍坊回到济南。到济之日，暂住我家。他这次行程，无论在南京、青岛、胶县、潍坊都是公开的，并无任何隐秘亦未受有阻挠。在他到济南的当天，我就告知凌云，他立刻电告华东局。晚间即接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的回电：“刘子衡先生既已抵济，希妥为照顾，政委（指饶漱石）正在支前，已派秘书艾森赴济迎接。”此电经山城区公安分局常德局长送我亲收。翌日清晨艾森与刘子衡派往益都联系的秦鸿勋一同来到我家，略事休息，即接刘子衡搭专挂车厢到益都华东局去了。同行者有杜若君、秦鸿勋二人。
  当天下午刘等一行三人到达益都，即在明衡王府故址，华东局所在地，由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参谋长袁仲贤，联络部长刘贯一，山东军区司令员袁也烈等同志接待。傍晚谈话之际，刘子衡提出要见此时已被俘的王耀武。刘贯一联络部长说：“时已入夜，王在郊外，来往不便，明天见吧。”刘说：“今晚通个电话可以吧？”于是，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兼政委刘贯一打电话给教育团主任季方，将已经就寝的王耀武叫到季方的办公室与刘子衡通了电话。这一夜王耀武心情激动，思绪万千，彻夜未能入睡。第二天上午舒同主任派车把王耀武接到华东局与刘见面。午餐时让座，王耀武十分谦谨，他说：“我是战犯、战俘不敢上座。”刘子衡说：“你提到战犯、战俘，我倒想起两段历史故事。其一是春秋时代齐桓公与管仲的故事。齐桓公即位，管仲正在狱中，是一名在押犯人，经鲍叔推荐，齐桓公不念一箭之仇而重用了他，结果完成霸业。孔子称赞之谓，‘齐桓公霸诸侯匡天下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另一个就是三国孙权与关羽的故事。关羽麦城被俘，愚忠执拗，孙权也少容量，终竟杀之，匣其首而献之曹操，结果也未免亡吴。这是两种态度不同，结局也不同的故事。可作今日鉴。供你这当俘虏和待俘虏的参考。”当时王耀武听了这段语意双关的讲话，在思想情绪上受了很大震动。在他与王耀武单独谈话时，他说：“老太太很好，宜兰（王妻郑氏名字）与孩子们都很好，不必挂念。我告诉你，我不是共产党人；大局已定，国民党彻底垮干净了；只有跟共产党走，投向人民是唯一出路；跟老太太见面，家人团聚绝对可能，只是时间问题；蒋介石对你已是恩断义绝，不可再抱任何幻想。你有你的明智，只要记住我所说的上述五点，肯定你会正确对待现实，定有光明前途。”这一次谈话，对王耀武后来的学习进步和博得党的信任是密切攸关的。
  他这次到解放区来，除了我这条渠道而外，党中央董老还对华东局有指示，华东军区联络部刘贯一部长还派有在韩庄起义的原滕县县长朱兴汶（后来的兖州第一小学校长山东省政协特邀政协委员）到南京作过联系。
  他在益都研究工作达一星期之久，后由管易文陪同，经济南小住数日，乘一辆卧车（当时济南到天津未通火车）与杜若君同赴天津转往北平。行前华东局曾给天津军管会黄敬、黄松龄两主任写有一封信，说明刘子衡先生是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的老师。为我党作过很多有益的工作，是党中央邀请来解放区的，到津之后请予招待，并护送北平与叶总参谋长见面。迨其抵达天津与黄敬见面时，黄敬惊异地问：“你不是刘位钧吗？”他也回答说：“你不是俞启威吗？”原来他不知道黄敬原是俞启威。黄敬也不知道刘子衡原即刘位钧。原来二人是山东大学同学。
  他到北平，齐燕铭亲到车站迎接，安排在六国饭店下榻。先后见了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周恩来、李济深等人。连日互作了北南两方情况的介绍、作了广泛交谈。
  前三年我到北京，看望刘贯一同志时，他还津津乐道其事，对刘子衡怀念不已。并赋诗曰：
  山东义士刘子衡，董老对之甚推重，
  反对内战有《九论》，痛斥敌酋促和平。
  青州一席聆高论，党之益友忠且诤，
  先生厥功不自道，我爱其人难忘情。
  南京之行
  1949年1月1日张治中、邵力子率南京和谈代表五人与秘书长卢郁文等工作人员秉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之命到达北平之后，中共方面首席代表周恩来副主席首先举行宴会表示欢迎，继由林伯渠、叶剑英、聂荣臻等出面，就“战犯”、“渡江”两问题交换意见。原定4月5日举行正式会谈。嗣因中共方面发现了李宗仁所要求的不要渡江的主观愿望，实乃划江而治的企图，认为与八项条件的精神大相径庭，致使原定4月5日之正式和谈陷于搁浅。
  李济深有鉴于中共方面之郑重申明，即无论和与战，解放大军决定于和谈最后限期，即4月20日渡江。唯恐和谈破裂，不仅战争不能早日结束，且虑李、白那点桂系兵力与广东张发奎、余汉谋等的残余势力，必将变得一文不值。因而计划由他出面，从第三者的角度上，组一代表团赴南京对李宗仁作最后劝告，让他不要再顾虑蒋介石的同意与否，自己在和谈协约上签字，并下令停战，以期和谈成功。这一计划当然是经周恩来副主席同意的。
  赴南京代表共有四人，身份作用各有不同。第一人是李民欣，此人是李济深的堂弟，民革中央委员，所代表的是李济深本人。其人与李宗仁、白崇禧均皆熟悉，因李济深的关系与何应钦顾祝同等也有旧识。第二个是朱蕴山，朱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当然是代表民革的。第三人是刘子衡，无党派人士、李济深的朋友，处境超然，李明知其与李宗仁并无深交，但认为刘氏善辩，能直言，肯定他有说服李宗仁的能力。第四人刘仲容原是白崇禧派往北平察看形势的，派其前往意在使之向白传达意见进行动员。
  临行之前，周恩来副主席在北京饭店接见了他们，明确表示：南京和谈代表团所提“请求解放军不要渡江”那是李宗仁先生划江而治，缓兵之计，我们不能接受。和谈限期是4月20日，到那天，他们签字我们要过江，不签字，我们也要过江。党同意任潮（李济深的字）先生的意见，为了顾念江南人民，减少流血牺牲，请各位不辞劳苦到南京对李宗仁作最后劝告，意义重大，此行如能让李宗仁悬崖勒马，功莫大焉。不过南京方面困兽犹斗，还请各位珍重小心。当时，李济深有给李宗仁的亲笔信，其内容除劝李宗仁认清形势，希能作出果断决定而外，还示意：如果在和谈协定上签字，使战争早作结束，将以政府副主席相许。另致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一函，请其为国家人民计，协助李宗仁完成和平停战，这两封信面托刘子衡转交。刘子衡表示：“我不替任何人带任何书信与口信，此行我只代表个人。任潮先生，你有你的代表民欣兄，如捎信可请他带去。”于是信由李民欣带去。
  刘子衡等四人一行于4月5日由北平乘专机当日下午在南京明故宫飞机场着陆，李宗仁派总统府参军长黄宇清，秘书长邱昌渭、程思远等到机场迎接，即赴梅园下榻。飞行途中刘子衡与同行的其他三人各有怀抱，未多交谈，仅相约今日同机而往，归时亦同机而返。
  当时，南京朝野上下都在盼望张治中所率南京和谈代表团能给南京传来和谈成功的信息。结果是预定4月5日正式和谈竟成泡影，致使南京全城陷于失望与忧虑之中。及至听到北平方面飞来的四人，顿感喜从天降，又产生了新的希望。然而刘子衡等四人一下专机，就遇见新闻记者，刘等拒不披露身份与使命，上海、南京报纸只能称之谓“神密使者”，但无从报导彼等给南京方面带来什么好的信息。当时的《新闻天地》虽略有报导，亦为揣测之辞。在四人与南京当局接触之后，李宗仁所得到的信息竟是：“无论和、战，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于是李宗仁大失所望，其原来企望划江而治的缓兵迷梦完全破灭。
  刘子衡原以为李宗仁北有解放大军压境，东有政敌蒋介石静在溪口观其动静，而总统府与本身实际处于南京防地中央军掌握之中，处此困境唯一出路即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岂意其于昧于私心，不能毅然拿出和平诚意，刘子衡不免对李产生了爱莫能助之感，对于促其签字顿失信心。然而，此行既受有李济深的重托，又承中共中央的信任，当然不甘空手而归，因而决定根据现实，进一步对李分析形势，陈之以利害，作不客气的劝说，使其能做出断然决定。
  4月7日下午，李宗仁在其傅厚岗官邸，设宴招待刘子衡、李民欣等四人，并举行会谈。会谈代表刘子衡、李民欣、朱蕴山、刘仲容四人为北平去的一方。另有李宗仁、南京方面的部分首脑人物，李之幕僚和青年党、民社党各党派代表陈启天、张东荪、张君劢等，即所谓“各党派代表会谈”。会谈中间对于和、战问题，各抒己见，颇有争议，刘子衡看出了李宗仁力图划江而治，和则恐为蒋介石所不容，且虑南京作战部队皆为中央系人、即便贸然签和，亦难实现和平；战则自揣战斗能力不足，内心十分气馁。当时刘子衡相当矜怜其处境及其和战两难之心情，抑且恨其无毅然行动之决心与勇气。谈到战犯问题，李宗仁说，他可一身受之而不辞，为求和谈免遭溪口方面的阻挠，而要求豁免蒋介石发动“戡乱”的战争责任，实际要求不限蒋介石一人而已。刘子衡闻言愤恨地说，不“戡乱”又何至落于如此境地，他说，这里没有共产党人，我们在座者凭心而言，江西“剿共”姑且不谈，北伐以后，中原大战与阎冯，福建战争与陈济棠、哪一场战争不是他挑起来？对德邻先生你来说，你们不是也打过宁桂之战吗？如此说来这“两个字”（指战犯二字）他老兄当之何愧。反而言之，如果在今天毅然决然停战谈和，便是人民功臣，何虑“战犯”二字之不可免呢？他对李宗仁说，德邻先生和与战两难之心情我能理解，既有此意，不妨直接发电向毛润之先生提出个人意见，我料想为有利于停战，造福于人民，他是会有全面考虑的，谅不至吝于“战犯”二字上。或斤斤于对某一个人的如何上。在会谈中，他颇说了些不令在座者满意甚至难以接受的话。而李宗仁却以为刘子衡言之有理，时至深夜十一时终竟采纳了刘子衡的意见，并挽他代拟电文，电文拟出，李宗仁一字未改当夜发出。这就是李宗仁致毛主席的“卯阳电”。其文为：
  北平，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与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议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
  果不出刘子衡之所料，北平方面对战犯问题表示有商量余地。次日（4月8日）即接北平复电，内容是：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1月1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其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为标准。……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之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①（此段经过在程思远所著《李宗仁光生晚年》73页中略有记述。）。
  刘子衡到南京甫两天，竟说服李宗仁发出致毛主席的卯阳电，作出对和谈的表态。刘子衡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为和谈初抱乐观。果不出他之所料，次日即接到毛主席的复电，表示对战犯问题亦有商量余地，而且使已经搁浅近一周的北平和谈重新开始，毛主席并即日亲自邀南京赴平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章士剑、黄绍竑、刘裴、李蒸、卢郁文等晤谈，旋即恢复了和谈会议。这一新的转机肯定是卯阳电起的推动作用。新华社立即将卯阳电全文刊出。足见中共方面对和谈是极有诚意的。刘子衡看到这一线曙光，当然喜不自胜。然而南京方面怎么样呢？
  南京方面自李宗仁发出卯阳电之后，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中央党部、立法院、行政院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对李宗仁提出弹劾，认为如此重大问题，代总统未经中央党部、立法院、行政院同意擅自发电是违法行为。弹劾内容立即在各报纸公开发表，而对卯阳电则予封锁，严禁披露。新闻记者还径至中央饭店找刘子衡进行质问，问李代总统所发卯阳电是谁的主意，是谁主稿。刘子衡既不畏缩，亦不推托，但说：“无可奉告，欲知其事，可问你们的李代总统。至于我对战局与和谈的看法，倒是可以谈谈。”他的看法，当然不为御用新闻记者所乐闻。只有《新闻天地》上作了有关报导。其他报纸皆都对他乱加攻击。
  刘子衡认为李宗仁接受了他的建议，发出卯阳电值得赞赏。北平复电表示了战犯问题可以考虑，刘认为大有缓和希望，于是，他又进一步与李宗仁晤谈，并针对北平的复电代李宗仁拟了第二个电稿，但由于李宗仁既慑于立法院、行政院的弹劾，又顾虑木身尚处于南京守军中央系军队的制约之中，加之他个人的犹豫心态，第二个电报终未发出。刘子衡对李宗仁的处境是理解的，同情的，但对他在千钧一发之际，对蒋介石不能决断，而且不断勾勾搭搭，并还寄希望于司徒雷登能给他什么援助，不禁又对之十分愤惜。见其溺于左右之包围无力自拔，终于对之失望，乃叹南京一行只不过促使其发了一个卯阳电而已。这是他南京之行做成的第一件事。
  在南京除了与李宗仁会谈而外，还在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的住宅进行了另一次会谈，参加者有北平去的刘子衡、李民欣、朱蕴山、刘仲容等四人和南京方面的何应钦、张群、吴忠信、顾祝同等。在会谈中刘子衡强调：战争是国民党挑起的，其责任国民党不容推卸，军事力量摆在面前，只有接受八项和平条件为有利，固知八项条件在国民党方面有所难堪，甚至难以承受，然而自己造成这种局势，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李民欣突然不伦不类的引用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两句唐诗来比喻当时的情势。刘子衡愤然说，哪还有这么从容。自前的军事形势已经是兵临江岸了，只待20日一声令下就要强渡长江了，论军情一边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一边是“不尽长江滚滚来”；一边是“将馁兵怯，无心恋战”，一边是“将勇兵强，锐不可当”，那还有战可言。他说：我不是故作危言耸听，此间无共产党人，也不是在长谁的志气，灭谁的威风，事实如此，我也不免心在痛惜。言次不胜唏嘘。一番话说得南京方面的人们无可强调，只好勉强谈了一些客观情况，只是略作缓颊而已。
  刘子衡在南京与顾祝同单独晤谈时，他们广泛交换意见，刘子衡谈到军事形势时，顾祝同说这方面我比你清楚，事实摆在面前，还有什么可说的。及至问他个人有什么打算时，顾说：明知是死路，就我与蒋公的关系，也一定跟他走到底的，否则，人将不食吾余。刘子衡深知顾与蒋的关系，认为强劝无益。乃说，此关系你的为人之道，我不便说什么，但我认为此乃私谊，大义方面能一点也不考虑吗？历史责任，身后留名，在不失你与他的道义原则之下，还是应当考虑的。南京能守吗？作为朋友我请你注意一件事，就是尽力少涂炭老百姓，对于建筑、工业不作破坏，并把我这要求转告王幼平（王敬久之字）、李瑶阶（李玉堂字）、方子山（方先觉字）等，赖有多年师生之谊，我想他们会考虑我的意见，至于在南京的张耀明（当时的首都卫戍总司令）滕杰（当时的南京市长）我已面对他们讲过。还希望你再示意他们。顾祝同郑重其事地表示，相识先生以来（顾祝同一向称刘为先生）对我忠告很多，我无不听从。这次谆告，我一定尽力作到，不负你对我的关怀。南京解放时国民党方面对于水、电、工商以及军事设施之无重大破坏，与此谈话有重要关系。这是他南京之行做成的第二件事。
  此外他在南京曾先后到数处医院慰问了“四、一”学潮受伤的学生和到中央大学礼堂参加了“四、一”学潮中被打死的工人、学生追悼会。还秘密赴上海对被羁押的民主人士王葆真、张克强等做了营救工作（在北平曾受李济深之托，到南京又受朱蕴山之托）。
  迨4月23日于中共大军已经渡江，南京正在战炮轰鸣中，刘子衡与李民欣搭专机由南京起飞（其他朱蕴山刘仲容二人早已离宁）。时因北平有雾不能降落，中途改道青岛暂停，时值张治中夫人由沪飞青，乃搭刘之专机回到北平。北平着陆时有王炳南在机场迎接，仍下榻六国饭店。
  事隔16年之后，在1965年7月李宗仁由美回国之后。9月中旬某日，刘子衡访我，拿出李宗仁从北平写给他的一封信，内容大致是：……南京一别瞬已十六年，慕念风采，至今难忘，白下承教、愧违所指，近方归来。回忆前尘，感愧交加，抵京之后，方知先生居济，容俟略事安顿，必当趋阶聆教，藉慰仰慕之忱……。然后同在文陛园喝了几杯白酒。饭后同到明湖照像馆取出他写给李宗仁回信的拍片。其内容大致为：德隣先生有道，遥闻驾抵北京，曷胜欣快。及奉手教，敬悉佳况，为慰。忆昔在宁，先生不弃刍荛，慨然发出致润之先生阳电换得对所谓战犯也者可加考虑之复电，大好契机，竟为顾虑所阻，可谓言到而行未到，良机同失，时为我公惋惜，虽迟十六年方回北京，仍将有助毛主席共同建国，来日方长，未为晚也。为国庆幸，为公庆幸……。其致李宗仁函系自己撰稿挽山东省政协常委郑亦桥代书的。我问他为什么找郑代书，他说郑乃上海艺专华业，兼长书画，其字写得略胜于我，而且郑为政协中人，若有不肖之人故作挑剔，他也可以作个旁证。及至我说：照像馆属特种行业，在此拍照如此函稿，其必报之公安机关。他说，他去备个案也好嘛，盖其于反右之后，己预见到形势之发展了。果不出他之所料，在动乱时期，他与李宗仁的书信来往竟成了“造反派”对他攻击的题目。可惜李宗仁给他的来函及他给李宗仁去信的影照全落在造反派手中，迄今均未能够找回。料想李宗仁在“文革”时期曾受保护，未遭抄袭，该来往书函，在李氏函档中仍有找到的可能，不致成为广陵散曲。此虽后来之事，因其事属斡旋和谈之余响，故亦略记于此。
  刘子衡从南京回到北平之后，曾承吴老（玉章）之邀到人民大学作了一次讲话，临时以人大校训“朴实、虚心、忠诚、团结”八字为题作了报告。因为他并非马列主义者，这次报告只是以他个人的观点对此八个字作了阐述。会后并承吴老约同董老共留晚餐。在平期间承中央文献委员会主席柳亚子聘为文献委员会顾问。旋在柳亚子要回富春江观鱼之际，他也坚决要求回山东老家耕种。
  在他回到山东之后，先后被推为山东土改委员会委员，山东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山东省政协常委。还兼任过山东省司法厅副厅长，但他很少到厅视事。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他对台湾的何应钦、顾祝同等旧友，播出和发出过广播稿和函电，为祖国统一作出不少贡献。
  后来，他在人大、政协工作中做到了忠诚、诤谏，不愧为党的忠诚朋友。在生活作风、取与之道上特别严谨。在工作中，每逢开会多半拒乘小车接送，不是乘公共汽车，便是自已步行。对于一般宴会或是会议就餐亦竭力避免，此政协与人大工作人员所共知者。于其去世当日之中午在烈日炎炎之下他送乡人到车站，仍是步行回家，引起脑溢血症，送往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在急症室抢救中，省政协工作人员赶到时，方才送往保健室，原来他多年以来遇病全是排普通号，从不享受应有的保健优先等待遇。其平民思想与耿介性格有如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