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的祖父亓因培，字养斋，山东莱芜县大官庄人，生于1861年9月22日，卒于1953年4月26日，享年92岁。幼年家贫，就读于外祖家。18岁中秀才，39岁中举人。为了生计，19岁开始了教书生涯。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山东省立第六中学（在菏泽县）。教书期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并自治印章文曰：“实行家”。服膺行而后知的学说。
  六中的校训是“习勤养勇敬业乐群”，他身体力行，常为全校师生的表率。他很支持“学生自治会”，在大操场北头。他亲自参加劳动和指导，用三合上夯筑了一个高五尺、一丈见方的台子，作为学生开大会，自治会改选以及运动会的指挥，是学生群众活动专用的高台。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在点封日货，查禁毒品、揭露曹琨贿选各方面，学生自治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六中在“五四”运动中，学生罢课，老师罢教，校长丛连珠与北大校长蔡元培采取了同一步骤，师生之间很团结，配合很密切。菏泽县城的革命运动完全控制在学生手中，把毒犯商会会长押到县政府，县长立即升堂审理，并查封商会；菏泽地区十一个县，参加贿选的代表们，都麕集在菏泽县城里，他们的姓名和住址，学生自治会在几天之内就全部掌握了。在贿选活动高峰时期，学生会布置了昼夜值班者数百人，大大限制了代表们的罪恶交易。直到贿选结束后，学校才复课。从“五四”开始的青年运动和全国各地一样，菏泽地区以六中为中心的种种爱国运动以及校内诗歌研究会、历史研究会、数理研究会等，各种学生组织，在专门教师的指导下，逐渐地发展起来。其中有一个研究会的名字叫“心学会”，是相互间忠诚坦率地申述个人思想见解的组织。其指导教师由丛连珠、亓养斋、范明枢、张雪门等人轮流担任，会员多是勤奋好学、素寡言笑、被称为“小老头”的学生。心学会的神秘性，在于“小老头”们在青年运动中的各种表现：化装捉拿毒犯商会会长，追踪贿选代表，查封偷卖日货的奸商等难度较大的工作，领头的多数是他们。他们为什么对于对方的底细这么一清二楚，始终是个迷。“小老头”们受到同学的尊敬和崇拜。青年运动的声势在菏泽地区越来越大，再加上拳术会在大操场上不断地表演，社会上连当兵的也从心眼里佩服六中学生的高超武艺。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年运动在社会上的影响更大了。“习勤养勇敬业乐群”的真正含义，通过“学生自治会”所推动的青年运动，学生们有了更深的体会。但是由于丛、亓、范、张等人都是尊孔的，因而“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在第六中学里，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有些老师的言论中流露出对宋儒学派的虚伪说教的厌恶。有的老师就攻击宋儒说：“宋儒是孔子的叛徒”。因此，在六中，《易经》、《论语》、《孟子》之类的书和秘密流行的《孙文学说》（当时在第六中学里有个“六中商店”，从店内能买到《孙文学说》）同是学生的业余读物。唯独《易经》一书，由范明枢、张雪门轮流讲解，不讲解学生是看不懂的。当学生问到我祖父：“老师为什么不给讲《易经》？”时，他虚心地说：“我学《易》虽然也有多年，不如范老师、张老师学得好。”他们之间的相交相知是很深的。
  1917年的秋天，我祖父被选为广州非常国会护法议员（泰安、莱芜、新泰、费县、蒙阴、沂水、肥城七县选出的唯一的护法议员）。学生给老师送行，合影留念。他的朋友韩季和送他的诗里有“北国烽火年复年，六十南走友中山”之句。他那年是58岁，以一个“实行家”的身份，参加护法运动，同曹琨的伪国会相对抗。舆论界对孙中山所领导的议员们称为“护法议员”，把北京的贿选议员叫做“猪仔议员”。
  二
  1917年秋天，我祖父跟随孙中山在广东参加护法（临时约法一一共七章五十六条，公布除旧布新的各项法令）斗争，任国会议员。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发动叛乱，围攻总统府，炮轰观音山国会。孙中山化装为中医，绕出叛军阵地。宋庆龄由卫士保护冲出叛军前哨，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国会议员从观音山住所经叛军搜身后放行。我祖父走出大门时，身穿汗褂和短裤，赤脚穿拖鞋，把褂襟敞开对叛军说：“就这身裤褂拖鞋。”判军挥手放行，继续搜查出门的议员们。所有的钱物几乎全被抢光，而我祖父把多年的积蓄缝在汗褂背面，幸免洗劫。
  我祖父逃出后，和许多爱国人士如丁惟汾、于洪起等，拟定并发出声讨陈炯明的宣言书，并在上面签了名（我于1983年赴美国探亲时，从我姐姐亓丰珍那里得到她保存的这份宣言书）。而后我祖父自海路绕道安南，再回到云南，从云南经过四川，于1924年秋回到原籍莱芜。自海路绕道者共七人，所有费用全靠我祖父一人负担，因为他们六人的钱都被搜去了。其中有阎绶青、邓××等。他们有一张照片，背景是竹林，他们自称为“竹林七贤”。我祖父于像片下面题词曰：“文不逮建安七子，狂不及竹林七贤，作者七人其迨庶几，而夫其徒然。”他们多数都在沿途做了日记（我祖父曾和阎绶青核对过日记，相互补充），可惜都找不到了。他们七人从海路绕道回原籍，是一种集体行动，何况还带着很多宣传材料呢？我家原有很多照片，是我祖父和孙中山以及其他革命人士一起照的，还有关三民主义的单行本、各种小册子以及他们的很多日记短文等，可惜在抗日战争中全部丢失无存（我父亲亓润田在日本任留日学生总监督时和孙中山的合影也丢失了）。
  三
  我们家境是地少人多，粮食不够吃的，可我祖父说：“我卖地也要供孩子们上学！”在我祖父的支持与培养下，我父亲亓润田和我四叔亓淦田都去日本留学，其他叔叔们都是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毕业。我七叔亓滋田历任本溪、北京钢厂及济南钢铁厂工程师（现已退休），他们曾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有所建树，这都是我祖父培养教育的结果。
  我祖父一向主张男女平等，他不但供男孩子上学，也供女孩子上学。我三姑亓楣田（已故）和我二姐亓丰珍（全家现在美国），她们十二三岁就被我祖父送到济南上学，并动员她们把发辫剪掉。当我祖父送她们到济南上学时，首先碰到的阻力是我七祖父，他气冲冲地对我祖父说：“供闺女上学是傻瓜！”我祖父一笑置之。
  我三姑和我二姐不但得到了求学机会，同时也避免了缠足之苦。说到缠足，在我祖父的劝说下，我祖母是莱芜县最早的放足者，当时莱芜县政府曾发给我祖母一张“放足褒奖状”。
  我还记得，有一年的寒假，我三姑和我二姐从济南来家，我祖父领着她俩，带上煎饼卷，到集上去宣传放足。
  由以上事实来看，我觉得我祖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能排除一切压力来反对封建制度和陋习，实属难能可贵。
  1928年，孙良诚（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召开全省县长会。会上他宣布今后放县长需要举行仪式。这时我祖父站起来说：“清朝放县长挂虎头牌，我们也挂虎头牌吧！”孙问道：“是哪县的县长？”答曰：“博山县长亓因培”。孙厉声说：站着！”我祖父被罚了站、当时在场的县长中有他的几个学生都哭了。我祖父立即辞掉县长职务回到原籍莱芜。
  我七叔开滋田在泗水县政府担任会计时，1930年1月，国民党举行直接记名投票选举，当时规定的候选人名单上有五个人，必须选其中二人，另外一个自由选举。我七叔选的名单上头一名张苇村（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第二名韩复榘（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另外一人选的是宋庆龄，不过他将“苇”字写成“伟”字，“榘”字写成“蕖”字，结果这两票成了废票。开票以后，韩复榘火了，指名要我七叔来济南。我七叔闻讯连夜赶回莱芜大官庄。我祖父问明此事后说：“还成了他们的天下啦！选宋庆龄是对的，给他作废票也是对的，他要抓人，叫他来抓我！你赶快上北京考学去吧。”
  以上事实表明：我祖父是不畏强暴，反对当时黑暗统治的，并且能急人之急。他这种精神对下一代有很大的影响，举例如下：
  1923年，张宗昌下令抓于恩波（字洪起），他逃到青岛找我父亲（当时是青岛港政局货务股股长），他立即拿出自己的一身西服、一顶礼帽，给于洪起化好装，把他送到一艘货船上，从海路逃到广州。
  1924年，共产党员马纳川（是位画家），被张宗昌追捕得很急，他逃到青岛后被捕。当时青岛市市长赵琪（他和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时同学）。我父亲听说马纳川被捕，凌晨急忙赶到赵琪家，赵琪尚未起床，他直入赵琪内室，对赵琪说：“马纳川是我的学生，你把他交给我吧！我教育他。”赵琪说：“马是要犯，以后有什么问题你可得担着。”我父亲说：“那没有问题，我担着。”我父亲把马保释后，去当铺当掉自己一件皮袍，给马纳川作路费，从海路把他送走。
  1944年，刘伯戈（莱芜县伪县长）下令清乡，清乡队率人马来到大官庄。这时大官庄上有五六位地下共产党员，他们找到我六叔亓灏田（字若梁）。我六叔说：“走，上我家去吧！”这时我六叔手握一根手杖，急匆匆奔至大门口，站在大门正中，面对清乡队气势汹汹地逼问，我六叔从容不迫，利用同清乡队长的师生关系，使几位同志化险为夷。
  我父亲于险难之中救出于洪起、马纳川等人，以及我六叔救出五六位中共地下党员，我祖父知道后都很支持。
  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济南不守，莱芜沦陷，大好河山落于敌手。这时莱芜城里的日寇汉奸派上洋车到我庄（离城三十里）来，想劫持我祖父去城里讲话，遭到我祖父的严词拒绝。接着他便去我二姑家暂避。但他们并不死心，打听我祖父的下落，想逼迫他出来为他们办维持会，但我祖父誓死不就。
  1939年的春天，全家人送我祖父出走，我祖父说：“城里的日本兵找我找得很急，我现在要走啦，我到哪里去你们也别问。我走后也不要到处找我。如果有一天，你们听到我被敌人抓去了，你们在家里出丧就是，我是一定要碰死！”全家人一听这话，都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一天、两天，一月、两月过去了，家里人得不到祖父的消息，都在为他焦虑、挂心、叹息、流泪。
  突然有一天，我祖父托人捎来了口信，说他自离开家以后，直奔沂蒙山区。先是蒙阴一带的亲戚朋友把他接到家中去住，接着由第四联合中学李澄之校长（后来是山东省副省长）派人把他接到四联中。校址在蒙阴坡里。我祖父因为我高中还差一年就毕业，叫我去四联中上学。
  我到了四联中，首先见到了教务主任彭畏三，他是当年济南女中我的英文老师。祖父又领着我见了总务主任耿光波，训育主任徐启周及各位老师们。李澄之校长兼任高三英文课，徐步云老师（即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陶钝）担任国文课。他们都是“抗敌协会”的成员。我祖父和范明枢同住一屋。他们俩人被称为沂蒙山区的“抗战老人”。范老对我说：“你祖父很勤快，多是他做饭，我光等着吃。”我常见我祖父擀面棋、炒豆腐或炒鸡蛋，另外买馒头和煎饼。我一有空就去帮他做饭。我祖父也会缝补衣物，正是因为“少贫贱，多能卑事。”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完全没影响他的乐观精神，他和范老经常是谈笑风生。
  有一次开全校师生大会，同学们登台发言辩论“统一战线”问题。在开会之前，学校领导请我祖父讲述他跟孙中山革命的事迹。
  敌人向鲁中南展开了“大扫荡”，学校便把范老和我祖父送到西山峪庄乔子年大爷家隐蔽。乔大爷是位开业中医大夫，子女甚多，请了一位家庭教师，特聘请范老给他们讲《左传》，我祖父讲《书经》。两位老人上课让我旁听。两位老人讲得是那样细致、生动而有风趣，例子举得恰到好处。他们根本不看书本，娓娓讲来，连小注都讲得清清楚楚。凡讲过的课，范老都是让我背诵，必须背得烂熟才能通过。我在这两位老人的教诲下，不仅粗通典籍，更难得的是学到了一些革命道理。有一次下课后，给我一个作文题，题目是“山居”，要用文言作。范老圈圈点点地给我批改得非常仔细，并当面予以指点。范老那认真负责的精神，我从中受到很大教益。
  敌人扫荡频繁，夜里不能在家睡，我们同乔大爷一家人，在山坡核桃树下睡过四夜。只见我祖父手托一个白床单，我让他垫着坐在地上，他就是不肯，说是给我拿的。我祖父对我竟是这样的疼爱，我感动得偷偷地流下了眼泪。我们在羊栏里住过，也冒着雨在棒子地里住过。有人把大块山石凿了六尺多长，直径二尺来宽的圆筒状的石窟，若要进去，必须先进脚，后进头，不能翻身，四周冰冷，我祖父这八十老翁曾在里边躺过一夜。
  有一天吃午饭时，我突然发现范老那大把飘在胸前的银须不见了，我问：“范爷爷，你的胡子呢？，他说：“敌人正在各处指名找我这个大胡子，只有用这个办法来迷惑他们！”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心想：再长多少年才能长出那么大把银须呀！
  我们所住乔大爷的庄叫“西上峪”，有一天晚上敌人放火烧了邻庄“东山峪”，滚滚的浓烟顺风飘到西上峪来，敌人扬言明天来烧西上峪。我祖父对我说：“我年纪太大了，腿脚又不灵，不能再给他们（指李澄之校长和老师们）添麻烦，我们到蒙阴一个亲戚家隐蔽一时吧！”在亲戚家住了五六天，便经过大黄庄回到了家中。家里派人到处打听不着我们的下落，认为我们已不在人世了。我母亲由于挂念我而患重病，命在垂危。敌人扫荡越来越残酷，在家也无法存身，我祖母把我祖父和我送到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庄（朱家沟）隐蔽。我记得祖父很勤劳：在严寒的天气里，站在院子里砸炭泥，我要替他砸，说什么也不让。
  1941年，我母亲去世后，我便上安丘、沂水一带上学，以后接着在中学里教书，从此便离开了我敬爱的祖父。
  1940年，山东省各界人民，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会址在蒙山脚下青驼寺镇）。在此次大会上，复选出席国大代表会的国大代表61人。我祖父光荣当选为地区国大代表。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经投票选举出地区参议员49人，我祖父又光荣当选为参议员。
  1940年2月，山东省宪政促进会在鲁南成立。我祖父当选为会长。
  1940年9月，鲁南国民抗敌协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我祖父当选为监委。
  1946年春天，我侄子亓同五和族叔亓玉常，用担架抬着我祖父去小辛庄开了三天会（祖父时年85周岁）。刚一进门，县委王醒政委从屋里出来迎接。事后家人才知道我祖父是莱芜县民主政府的参议员。
  1948年，莱芜解放后，胶济铁路要修复，亓氏杨家老林柏树很多，县府邀请亓氏族人开会，我祖父在会上说服族人献出杨家老林树木，支援胶济铁路复修。
  祖父在家庭中经常向子孙们讲社会主义的好处，他说，“将来就不用老黄牛耕地了，你们长大了，学开拖拉机了！点灯不用油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给孩子们的信中提到解放后情况说：“百物欣欣向荣，凌乎唐虞之治。”
  1951年，这时祖父已90岁，耳不聋、眼不花，写字不需戴眼镜。当我回家探亲时，他对我说：“我很想念澄之、希文（杨希文，后任山东大学副校长）、步云他们，我很想到济南去再为人民做点事儿。”我劝他说：“你已是九十多岁的高龄，心有余恐怕力不足了。去了还得派上人照顾你，我看还是不去吧！”他很不愉快地没吱声。我是理解他的心情的——虽已年迈，但为人民服务的心还是炽热的。
  1953年4月26日，我敬爱的祖父竟弃我们而去。他一生中坚决地站在反封建的最前线；站在爱国斗争的最前线，他九十高龄为革命犹献余热，是值得我们永远敬仰和缅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