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裴昌会，字同野，陆军中将，曾与陈诚一起在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在四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中，他由一名见习排长逐次擢升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团司令官。1949年12月23日在四川德阳孝泉镇率部起义，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一
  裴昌会，1896年10月23日出生于山东潍县一个较富裕的工商业者家庭里，先后在潍县私立高等小学、山东高密县胶莱中学、潍县中学读书。在中学期间加入同盟会。1917年中学毕业，抱着走实业救国的理想考入北平民国大学商预科。是年底，张勋率辫子兵复辟，北平局势混乱，学校提前放假。他回到潍县后，张勋复辟之乱很快得到平息。正拟回校之际，生了一场大病，耽误了三个月时间，影响了回校复课，不幸失去了读文科大学的前程。
  裴昌会正在失意徘徊之际，适值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在山东招生。他报名被录取，入学后分配到步科学习。后被分配到湖北第二混成旅作见习排长，随后到学兵连任排长、连长、上尉参谋。1926年第二、三混成旅在湖北江陵合编为第七师，裴昌会由参谋升少校团副。不久，第七师随于学忠调走，他东下入金陵军官学校任上校教官兼区队长，旋任五省联军教育处处长。这所学校孙传芳兼任校长。1927年8月，孙部渡江与北伐军作战失利避走天津，所属主力被蒋介石收编，加入国民革命军。
  二
  裴昌会于1929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四十七师一四一旅第七团上校团长。1931年，随部到江西兴国县艮村参与围剿红军。失败后，退守永丰、吉水一带休整。第四十七师部分人员编到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裴昌会任郝部一六○旅少将旅长。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上官云相第九军的四十七师开往江苏昆山待命。裴昌会调离五十四师，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师长上官云相兼），在苏州河一带布防。
  1934年，裴昌会随上官云相率部至贵州堵击长征红军。在此期间，裴昌会升任副军长兼第四十七师师长。裴部于1936年调回湖南衡阳待命，是年7月，四十七师调湖北黄陂、浠水一带休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乃奉命开赴抗日前线的河北涿县，先在白沟河一带协同第三十军作战，担任40华里的警戒线。面对装备精良拥有炮兵群和战车的日军之疯狂攻击，在前线友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他督饬所部顽强作战，坚守阵地达七天之久，方奉命冲破敌人的封锁线，经易县转移到保定城关固守。继而转移到元氏县及其以西高地，多次抗击日军北进。之后奉调晋北，归还第九军建制，经阳平关越太行山，昼夜兼程，由太原到忻县，参加忻口战役。
  忻口是晋北通往太原的门户。日军企图夺取忻口要隘，进犯太原，以利控制山西全境，攫取丰富的煤铁资源。当时，十四集团军的卫立煌任前线总指挥，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任副总指挥。经过周密部署，打响了忻口会战。裴昌会率领第四十七师参战。由于行军中军民南撤拥塞于途，为了掩护老百姓安全撤退，以至影响了行军进程。当赶到忻县时，忻口守军已奉命西撤，乃受命掩护第九军及其配属部队，向忻口以南地区转移。
  忻口战役结束，裴昌会率部在横岭关布防，控制运城、闻喜以西山地。在此期间，国共双方军队互相交换情报，配合打击敌人。1938年5月中旬，八路军总部绛县侦察组通报：绛县据点敌人以一个大队的兵力，要在三日内向横岭关阵地攻击。裴昌会按到通报后，以两个团的兵力在横岭关以北设置伏击阵地，以一部分兵力诱日军进入包围圈再发动攻势；八路军以一个团趁机歼击留守绛县的敌人。两军按计划部署后的第三天，盘踞绛县的日军向横岭关方向扑来，因伏击部队发动围击过早，使敌人夺路向闻喜县城逃跑。八路军对留守在绛县的敌人，内外夹击聚歼，虏获枪弹、被服甚多。1939年1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密电：“太原日军派出一个联队计三千多人，沿同蒲路南下，到风陵渡一带增防。”裴昌会即率第四十七师乘敌军南犯途中，在洪洞、古县一带狙击敌人，配合八路军陈赓的一个纵队和薄一波决死队的一个旅及国民党军刘戡部前后夹击敌人。经过两天半激战，敌人损失严重，只剩几百人狼狈逃窜，国共军队都缴获了大量武器。
  同年，裴昌会升任第九军军长。他按照战区部署，率第九军逐次向太原以东转进，到王屋山、太行山，长期驻豫北、济源一带，同八路军配合打击敌人，一直坚持到1942年春。在此期间，陈赓部驻在中条山，坚持敌后斗争，条件十分艰苦。有时派出敌后小分队到第九军防区，要求作短暂停留。裴昌会命令部下热情接待，所缺粮食弹药尽力予以调剂补给，相互关系很好。
  太行山、中条山位于黄河以北，太原以南，是我军晋冀豫边区唯一的敌后据点。当时日军的主力集中在太原。敌人认为中条山一带是华北的盲肠，经过多次扫荡，企图越过中条山，经风陵渡过黄河，侵占我黄河以南阵地。如敌人阴谋得逞，就危及陕西、河南。从1939年，国民党以几个集团军的几十万兵力驻守中条山和太行，阻止敌人南进。国共双方军队，在坚守阵地的同时，配合开展敌后游击战。在这个区域，游杂部队多，有的政治倾向不稳定，互相间经常有磨擦。裴昌会的第九军驻此时间长，与共方军队的关系处得好，在地方游杂部队中有威信，在沟通关系、调解纠纷上做过大量工作，对调动抗日力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2年5月，裴昌会调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驻河南巩县。到任不久，就到陆军大学（重庆）特六期将校班学习一年半。1944年春学习结束后回到河南，仍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当时，日军正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长官汤恩伯所统辖的部队发动较大规模的攻势。分布在郑州以北的邙山头一直到陕县西南的河防部队，根据由东到西的顺序有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刘茂恩的十四集团军，李家钰的三十六集团军，高树勋的三十九集团军。日军由邙山头的黄河北岸强渡黄河，占领邙山头高地。汤恩伯将部队退到蒙阳地区占领阵地。裴昌会所在的第四集团军占领汜水以东的虎牢关高地。由邙山头南下的日军，占领郑州后，继续西进，猛攻第三十一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阵地。同时，在晋南的日军策应西进的日军作战，也分别由渑池以北和陕县偷渡黄河，驻守河防的高树勋部和李家钰部南撤。在撤退中，李家钰部遭到日军便衣队伏击，李家钰阵亡。在蒙阳和虎牢关的部队，也受到日军的猛烈攻击。汤恩伯首先向西南撤退，裴昌会的第四集团军腹背受敌，也相继向西南撤退。在洛阳以南，只有通往卢氏的一条公路，撤退的部队拥挤不堪。在退入八石盘附近，敌骑兵旅团又尾随追击。这时部队更为混乱，一直撤到卢氏附近才稳定下来。这次所谓的中原会战，不到半个月时间，丧地数百里。河南西部自灵宝到西峡口以东各要点和周围十多个县全部沦陷。第四集团军撤退到卢氏坚守阵地，一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开始不久，裴的家乡潍县沦陷，家业遭日军查抄。裴有老母及妻子兄弟姊妹数十口，携儿带女，背井离乡，随军辗转迁移。1944年底到达洛阳，住在距洛阳30华里的李村。中原会战中，洛阳频遭日军飞机轰炸，李村难以居住。这时，裴正在前线指挥战斗，只派随员一人照顾亲属，经过深山进入安全地区，再转至西安。转移中在木柴关同敌人遭遇，因没有防御能力，结果，裴的妻子姚琳卿、三儿子大钧、侄女淑温、外侄孙长庚和随行人员共七人被日军杀害。二儿子大民被俘。后幸脱险，儿媳李淑慧受重伤。
  三
  抗日战争胜利时，裴昌会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河南郑州。日本投降后，一战区的先遣支队于8月29日进驻郑州。同时，在卢氏设立指挥所，裴昌会任主任，承担接收任务。9月22日，裴昌会参加了在郑州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本投降部队为驻郑州的第一一○师和第十警备队、驻开封的第四警备队、驻新乡的第六誓备队，共6万余人。日军代表投降的部队长为二十军团司令官鹰森孝。23日组成接收委员会，裴昌会兼任日俘管理处处长。
  1947年3月，胡宗南将在洛阳的指挥所转移到洛川，裴昌会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洛川指挥所主任。3月19日，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城，洛川指挥所改为延安指挥所，仍由裴昌会任指挥所主任，进驻延安。胡宗南坐镇西安，裴昌会在延安负实际指挥责任。由于在青化贬、蟠龙镇几次战役的失败，胡宗南于1947年12月底将主力撤至延安以南休整，并决定撤销延安指挥所。1948年1月，裴昌会任潼关指挥所主任，率第一军、三十军、三十六军、六十五军和骑兵第二旅，东进豫西，解第二○六师在洛阳被困之危，打通潼关至郑州间的交通。3月初，因刘戡的第二十七军和第九十军在瓦子街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使胡宗南在关中已没有主力部队。他为了巩固关中阵地，命令裴昌会率领在豫西的所有部队，急行军返回西安待命。
  四
  1948年4月，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改称西安绥靖公署，并将潼关指挥所扩编为第五兵团司令部，裴昌会以绥署副主任兼兵团司令官，指挥所属部队参加了阻止解放军南下的壶梯山、大荔以北诸战役。由于在各次战役中都是损兵折将，大败而终，只得不断向四川方向后退。撤退到宝鸡时，裴昌会碰上他过去的军需处长李希三（曾参加过共产党，已离开部队在宝鸡经商）。裴昌会早已对内战心怀不满，并对自己手下十万将士的前途感到忧虑，在李希三的鼓励下，决心走起义的道路。他果断地同李希三讲：“只要我的部队士兵在人身安全上得到保障，能各得其所，内战中的一切直接责任由我个人承担。”乃郑重地委托李希三设法去延安代向解放军联系起义，并约定：如有眉目，立即同兵团部总务处长李梅村、军医主任冯子让联系，以免直接接触，引起特务注意。
  1949年7月，裴昌会率领部队到了川陕公路、川甘公路交界处的双石铺，因此处地势十分险要，他曾动了在这里起义的念头。但碍于正面部署的第一军是胡宗南的亲信，同时兵团部各处室的人，大多是由西安绥署调来的，故易帜之举尚无把握。8月中旬，李希三绕过胡宗南部的封锁，由西安潜回到双石铺，向裴昌会传达了口信：一野总部对他现在的处境表示理解，欢迎他起义。并传达了一野政治部胡耀邦同志的意见：既然对整个部队起义没有把握，还是再等机会的好；不然，事情没搞好，让裴老头也赔了进去，那就不划算了，要他自己权衡，捕捉起义时机。
  1949年9月中旬，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部起义，接着甘肃省平良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周翔初（裴的保定军校同学），利用兵站电台的通用密码给裴昌会发来电报，要他效法陶峙岳的榜样起义。机要室同时将电报抄送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怕所属将领反叛，就把一部分高级将领的家属当作人质强迫送往台湾。裴昌会的妻子于西华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也于9月下旬被劫持去台湾。
  划归第七兵团的部队，都是刚整补和尚待整补的部队，分布于大巴山山脉，东自通江县东北之竹峪关起，经巴峪关、牢固关、碧口，西至武都。胡宗南对裴说：“这条预备阵地带，是派出500多人的参谋团，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缜密侦察确定的，并发动民工筑有强固工事，粮秣弹药都有充分准备。”当裴来到这一地带，看到的实际情况是：除牢固关左右地区构筑了一点简单工事外，其他地区连单人掩体都没有，粮秣准备更谈不上了。这条防线绵亘广阔，交通运输、通信联络极为困难。各部队守备的正面很宽，运动不易。尤其军队建制零乱，远离军部的师，粮饷装备领运不便。裴想把部队部署作一些调整，但胡宗南认为部队即已驻定，对地形了解熟悉，不同意调动，以便他控制这些杂牌部队。
  同年11月，胡宗南在秦岭一带的守备队开始撤退入川。当月下旬，第一军首先到达广元，蒋介石硬要星夜用汽车将他们运送到重庆为其“保镖”。第一线其他部队已陆续在成都、双流地区集结，第三十八军于12月8日到达广元归第七兵团指挥。根据当时情况，胡宗南既没有守成都的准备，也看不出有逃跑的迹象。为此，裴昌会在电话上询问绥署参谋长罗列，他很不自然地说：“现在还在商量，没决定嘛！”而在广元、成都之间地区，驻有孙元良的部队和一些地方部队，系统庞杂，秩序混乱。这时，第七兵团在大巴山的部队已成为第一线，与撤至成都的胡宗南部队南北相隔。各军、师长对胡宗南西撤假道印度的企图早有所闻，尤其是胡经秦岭撤到成都集结时期内，对大巴山部队并未作过安排，他们更怕被丢下作残留部队去牺牲而大为不安。裴昌会根据上述情况，认为是七兵团发动起义的好时机；但又考虑到要保证这一义举的胜利实现，必须先控制一部分可靠的部队。首先想到的是三十八军。该军系西北军杨虎城旧部，他的五十五师、十七师、一七七师中，除五十五师师长和少数干部系由九十军调来外，其余都是这个部队的老人。他们曾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活捉过蒋介石，蒋处心积虑地图谋驱除这个部队，因而他们恨蒋之心也经常溢于言表。裴昌会自1941年调任第四集团军副司令起，一直和这个部队在一起而感情很好。这个军的军长李振西虽系黄埔军校六期毕业，但始终在这个部队任职，而且在“西安事变”时看管过蒋介石，常常说起蒋、胡为此决不会信任他。李振西由一七七师师长升任三十八军军长，是裴昌会保荐的，他对裴很感激。兵团参谋长李竹亭（西北军杨虎城部老人，前四集团军参谋长）也表示他们曾谈论过这些事，似有默契，并愿意再和李振西商谈。由于有以上一些情况，裴昌会便把希望寄托在李振西身上，并派李竹亭去同李振西商谈。他回来时说：“李振西没有不同的意见，只说要考虑考虑。”并说李振西认为这样重大的事，不能希望一蹴而就。没过几天，南下的解放军即迫近大巴山防线，首先在牢固关发生战斗，二十七师被迫节节南撤。李竹亭虽然继续向李振西做思想动员工作，但李却仍在疑虑拖延。由于对李振西的为人估计不足，空寄希望，以致未能在广元举兵起义。战事逼近广元，兵团部于12月15日被迫转移到剑阁县城，留李希三在广元联络。
  经李希三同一野联系，约定解放军离第七兵团的后卫部队保持半天行程（约30华里）的距离，好让裴昌会从容组织起义。
  兵团部到达剑阁县城后，裴令大巴山左右地区部队分别在巴中、旺苍、苍溪、剑门关、青川、中坝等地区集结。为了便于发动起义，即以三十八军之五十五师配备在两河口、剑门关东西之线，又与交警总队朱兴汝部（临时指挥的）联系，三十八军（缺五十五师）控制在剑阁县城北。16日午间，李希三再来剑阁与裴反复商讨，认为兵团部离成都尚远，容易控制；剑门关又是古来有名的关隘，形势险要，在这里起义影响大些。经商定后，遂决定让李振西到兵团部面谈，李振西表示绝对遵从，并说即回去同一些可靠的干部说明，准备好了再报告。
  裴和李的密谈刚结束，胡宗南派五十军军长冯龙率直属部队乘车到达剑阁。冯向裴说他是奉胡宗南指示来了解前方情况的。冯龙是随李文从北京逃来的，他刚接任军长，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有些惊惶。裴很清楚冯是胡宗南派来监视自己的，于是设法让冯离开兵团部，免生麻烦。他对冯说：“前方情况紧急，这些直属部队没有作战经验，一遇紧急情况容易混乱，我在这里部署一下即去绵阳，你可先到绵阳去。”这些话正合冯龙的心意，他马上乘原车南下了。
  这天，裴昌会得到李振西的回话：“右翼交警总队已溃散，五十五师去向不明，情况很混乱，应当后撤一段距离再作区处。”说完后电话即拆收了。同时城北城西也有密集枪声，再派人找李振西和他的队伍找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裴昌会只得率兵团部暂退梓潼再作处置。到梓潼后，经电台联络，了解到李振西已沿川陕公路西南侧窜逃。裴判断李在暗夜中避开公路走小路乱窜，又不报告到达的地区，很明显别有图谋。以后李果然不听裴的指挥，经中坝、安县窜踞到山区茂县。当时兵团部仅有直属部队，而梓潼驻的地方团队很多，混杂在一起，自卫很成问题，遂决定撤驻绵阳，再作计议。当时裴昌会一心想多带些部队起义，但要在绝对有把握时才发动。由于过分信任了李振西，对其耍两面派手法未引起警惕，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以致剑阁起义再蹈前辙。
  12月18日，兵团撤到绵阳。这里有冯龙的军直属部队和九十军接新兵输送团的一个营，同时驻白水街的十二师先遣三十六团也刚到达。胡宗南的三十六军一二三师的三六七团正在向绵阳运行中。裴昌会想到冯龙来是为监视自己的行动，应该将计就计地先把他牵制住。于是对冯说：“目前川陕公路两侧的部队离这里尚远，一时不能赶来，你带着军直属部队、九十军人力输送团的一个营和刚报到的三十六团，先在绵阳涪江西岸占领阵地，暂时掩护一下，三六七团到后也归你指挥。”冯虽有难色，但又不能违抗，便很勉强地率部出城布防。这当然不符合冯龙所负的使命，也非其所愿，而不能专心指挥作战。他暗地里扣留大批汽车，想一有机会就溜走。之后，冯退罗江，再退德阳，总是跑在兵团部的前面。
  22日拂晓，裴昌会率兵团部到达德阳城北，冯龙早就在那里等候他。裴故意诘问说：“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军长，为什么退却时老跑在我的前头？”冯显得很窘，沉闷了一会儿说：“我新到职，不利于指挥五十七军的队伍，他们不听话，实在没办法。你目前没有一个得力的部队，也不好应付，请一起到成都去吧！”裴严词斥责说：“我不能放弃职责也跑到成都去，你要走我不强留。”冯很高兴地说：“那我先走了，请保重。”即匆忙带着军直部队和配附给他的部队乘汽车南下。冯龙走后，裴立即率兵团部转到德阳以西的孝泉镇，以待时机。
  23日晚，代表裴昌会联系起义的李希三和一野总部的陈明韶到孝泉镇七兵团司令部。当裴昌会知道一野总部同意他在孝泉起义时，即把交呈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起义电文交李、陈转发，并派吉普车送他们回一野总部。兵团起义通电发出后，他即电所属部队就地起义。川陕公路以西部队，除三十八军李振西部外，其余都复电同意随兵团起义。在武都的一一九军也复电同意起义。七十六军和十七军虽复电响应起义，但仍向西南急进，在三台西被解放军追击部队勒令放下武器。至此，随兵团起义的近十万人。三十八军（除五十五师）窜逃茂县后，电台仍有联络。裴昌会多次去电责令李振西履行起义诺言，而李竟复电云：“要蒋介石、胡宗南意料不到我还会作一效忠他们的人。”
  起义后的第二天，胡耀邦同志要裴昌会到德阳县府会客室谈有关起义的善后问题。裴当即偕兵团参谋长李竹亭和第一处作战科长李福和由孝泉镇乘车去德阳，会见了耀邦同志。
  25日上午，裴和李竹亭等按约定时间准时到县府。贺龙司令员派人把他们接到县府东北面的一处别墅相见。在距四五十米处，看到贺龙司令员（抗战时期在洛阳会见过）已停立门外等候，接着走下台阶和裴亲切握着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并向裴介绍了同他一起来的李井泉、王维舟同志。
  1950年元旦，裴昌会率七兵团司令部的部分人员随贺司令员到达成都。
  到成都以后，裴昌会一面敦促三十八军放下武器，一面登记接收西安绥署所属各部散处在成都的人员。对三十八军的解决，贺司令员对裴说：“你给李振西发个电报，让他把部队带回剑阁，还算他起义。”裴遵嘱去电后，李不服气。过了几天，裴再向贺司令员汇报：“这个军虽尚未起义，但下边部队都不愿打，可以派部队压他一下。”贺司令员采纳了裴的意见。1月21日，解放军在茂县包围了李振西部。李着急的不得了，一夜之间竟给裴发了二十几封电报，要裴指示办法。贺司令员说：“让他放下武器吧！”裴又给李振西去电，李果然同意放下武器。贺司令员要裴派副官处长带上一部车子把李振西接来。贺同李振西见面时，对李一点也不歧视，很诚恳地对他说：“投诚的、起义的，都是革命大家庭的一员，你先到高级研究班去学习，将来再分配工作。”
  对西安绥署散处在成都的人员登记接收工作，裴昌会指定绥署人事处长李德庵负责，在守经街和大慈寺设登记点，接收了3000多人，安排在西南军大川西分校和十八兵团随营学校学习。
  七兵团起义部队是在中江、三台、盐亭集中整训，由裴昌会与一野军代表黄立靖共同负责。1950年10月整训任务完成后，部队开赴天水，经陕西转赴朝鲜前线。
  在部队整训期间，裴昌会于1950年4月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一直到1954年6月。
  1950年6月，裴作为起义将领被特邀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还在大会上发了言。6月23日，毛泽东主席单独接见了裴昌会。毛主席亲切地询问了起义部队整训情况和生活安排，裴一一作了回答，并负疚不安，深为遗憾地向毛主席说：“1947年3月，我同胡宗南进犯延安，祸及边区十几个县，对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应向您老人家请罪。”毛主席风趣地说：“你还好嘛，在延安东门外的马路上铺了石子，在延河上修了一座滚水桥。”裴昌会又说：“你收藏的书，被新闻处长运去西安，我没有给您保存好，很不安。”毛主席说：“我收藏的都是马列主义的书，他能拿去看，作个义务宣传员，我也是高兴的。”毛主席还同他讲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鼓励他努力学习，后半生好好为人民服务。临别，毛主席还赠送给他一本《改造我们的学习》。
  五
  1950年10月，裴昌会到了川北行署。任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同时还兼管交通、农林方面的工作，并担任了川北土改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11月调任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一直到1958年6月。从1958年7月到1966年2月，他担任重庆市副市长，分管轻工业，为西南和重庆轻纺工业建设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裴昌会从1954年起，担任了一至六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任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起义后的几十年间，还多次担任了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重庆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副主席等职务。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裴昌会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各项政策。如成都解放时，接收西安绥署的人员，是根据贺龙司令员的口头委托办理的，没有形成档案，应按什么政策对待不明确。裴将当时的情况向中央主管部门写了专题报告，经专案批准按投诚对待，使这一部分人落实了政策。有的重大案件，他还直接向当时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如忻口战役中，在前线壮烈牺牲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毛主席的著述中曾肯定了郝是第一个在前线牺牲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日烈士。但在落实政策中，当地没这样看待。郝的家属向裴昌会反映，经胡耀邦同志批交有关主管部门复查，得到了落实。
  自1987年以来，他自感精力不支，多次向主管部门要求辞去兼任的职务，以便把年富力强的同志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因未得到批准，他仍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坚持参加有关的政治活动，积极考虑国家大事，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经常说：“我最大的心愿是加速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使海峡两岸分离了几十年的亲人欢聚一堂，共叙天伦之乐。让两岸同胞携起手来，为振兴中华、造福子孙作出贡献！”
  1989年7月，他身卧病榻，向照顾他的孙女一再谈到，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实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50年代同他在川北共过事的前市委书记孙先余闻讯后，及时向重庆市委作了反映。7月31日，裴老再次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中共四川省委批准并报经中央同意，于8月22日，93岁高龄的裴昌会将军光荣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真是：奋斗一生，光辉晚节！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著名爱国起义将领裴昌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2年3月23日在重庆逝世，终年96岁。
  （潍坊市潍城区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