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不准许东北军抵抗。张学良召集于学忠、戢翼翘、王树常等将领研商行动大计。于学忠则主张给敌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但在南京政府的压力下，十几万东北军几乎一枪不放地退至关内。东北三省沦落敌手，平津时局紧张。是年12月，他兼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于学忠任平津卫戍司令期间，吴佩孚自甘肃启程取道由宁夏、绥远前来北平，宣称参加抗日。张学良乃召于学忠商议，说：“吴来，我不拒绝。但蒋介石有电报，对吴之来平究竟有何企图，很有怀疑。”他对张说：吴今日毫无实力，岂能有所企图。直系旧将握兵者只我一人，岂能与为轨外之事，我可为之保证。张采纳其意见，并亲自去市郊迎接。当时，张对于在平津素有关系的下野要人多有照顾，惟吴佩孚和张宗昌为独厚，月皆8000元。此后，吴佩孚安居北平什锦花园，度其寓公生活。
  1932年8月17日，于学忠被南京政府调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移师天津。平津卫戍司令改由原河北省主席王树常继任。同月，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
  当时，天津日本租界驻有少数日本军队，装备有大炮、坦克等。日军经常向中国驻军挑衅，企图制造事端。按贯例规定，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驻军，凡有军事举动时必须事先通知中国军队，但日本侵略军，从不把中国当局放在眼里，擅自行动。有一次，日军不事先通报中方而擅自在市区进行阅兵。于学忠得知后非常气愤，当即命令参谋长严密监视日军行动。命令早有准备的士兵十余人，随身捆绑手榴弹、炸药包等，横躺在省政府门口外的水泥地上。只要日军敢于接近，就要与他们同归于尽。日军顿时胆怯了，只好撤了回去。
  此后，于学忠与日军针锋相对。日军实行戒严，他也令所部戒严；日军阅兵，他也组织部队阅兵。有时两军士兵都荷枪实弹，只一步之隔。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他激动地说：“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你们手里拿的也非烧火棍，怕什么？只要日本鬼子敢动手，你们就给我狠狠地揍，出了事我于学忠负责！”
  1933年3月，热河失陷。4月，张学良被蒋介石所迫下野出国。临行前，对于东北有所安置。当时东北军共有26万人，除交万福麟、王以哲、何柱国各率领一个军，约9万人外，其余17万人统交于学忠指挥。5月，于学忠兼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6月，又兼任天津市市长。
  由于于学忠的实力扩大，遂更为日寇所嫉视。日寇见采取强硬的态度不能使他屈服，就利用在津的汉奸张志潭、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和失意的政客等，游说于学忠，企图使他改变态度。于学忠对日寇的所谓高官厚禄及种种优惠条件的引诱，一概置之不理。
  日本特务机关见拉拢于学忠不成，乃通过在津的汉奸白坚武（曾任吴佩孚的政务厅厅长）和何庭流（天津市政府外事秘书），用重金收买刺客，对于学忠进行暗刺阴谋。他们前后进行暗杀活动三次，因他保持警惕，暗杀阴谋均被挫败。
  与此同时，日寇勾结孙传芳，企图利用孙的身份，拉拢曾被于学忠所撤职的各级军官举事，而分化于学忠的部队。由于他采取了果断措施，孙传芳的勾结工作遂告失败。其次，利用汉奸石友三、刘桂棠等收编匪军，进行扰乱，并酝酿建立“华北国”。
  1935年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有一次邀于学忠到北平谈话。他们认为，省府设在天津，常与日方冲突，不如迁至保定为妥，以此征询他的意见。即刻遭到他的拒绝。
  是年6月，何应钦与日本天津司令长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该协定公然提出罢免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职务，及调走第五十一军。不久，何应钦约他到北平开会，又提出省府迁往保定问题，于学忠表示：“若问我的意思，还是不迁为是。不过一省省会的所在地，应由中央规定，若是中央命令迁保，我完全听从命令。”于是迁保之议，遂即实现。省府迁往保定后，蒋介石即命令于学忠率第五十一军开赴陕西西安，所遗河北省主席职务，由民政厅厅长张厚琬代理。他率第五十一军抵西安，又奉命进驻天水。经过一个时期，南京政府才免去他的河北省主席职务，旋又发表于学忠为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于学忠在天水居住半年，至11月1日，始发表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同时，兼任西北“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辖王以哲的第六纵队、董英斌的第七纵队、第八纵队（自兼司令官）。12月2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闭幕，他当选中央执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