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于学忠，字孝侯，二级陆军上将。曾先后服务于北洋军、东北军。张学良“易帜”后，他先后担任东北军第一军军长，“剿赤”军北路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河北省省长、华北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天津市市长、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甘肃省省长、江苏绥靖主任、第三、五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以及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等高级职务。
  随父从戎直系将才于学忠，山东省蓬莱县徐家集于家庄人，1889年11月19日生于旅顺。父亲于文孚早年经商，后任毅军帮统，与米振标、张作霖等同为毅军创建人宋庆的部下。他自幼随父在军营中，于190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毅军所办随营学堂肄业。1908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1914年又以第一名成绩毕业。随后在毅军中任排、连长。1912年，随毅军进驻热河。1914年，任热河林西镇守使署副官长。是年6月，授中校衔。
  1917年，北洋陆军第十八混成旅在湖北成立，赵荣华任旅长。赵系于学忠的表兄，其幼年时失去父母，由于文孚抚养成人。赵当旅长后，乃电召于学忠到襄阳，就任炮兵营营长。
  1920年夏，直皖战事爆发。于学忠随赵荣华参加了对皖系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的作战，将吴之司令部包围缴械。1921年夏，北洋陆军第二十一混成旅在新任旅长王都庆到职前夕，在宜昌哗变，引起第十八混成旅的军心浮动。赵荣华正率部分队伍收复施南，于学忠奉令留守宜昌。由于他镇定防范，采取严密措施，约束部属，致使留守宜昌之官兵谨守秩序，未与变兵附和。因此，他受到赵的奖赏。
  1921年秋，川军熊克武、刘湘号称援鄂，纠集十二团之多的兵力，大举向湖北进攻。宜昌守军仅有第十八混成旅、第三混成旅各两个步兵团、炮兵营、工兵一连及第十师一团，兵力不及敌军三分之一。因两军众寡悬殊，总司令卢金山、总指挥赵荣华对防守毫无信心，忧虑重重。他们一方面急电吴佩孚求援，一方面准备放弃宜昌，于学忠却对赵总指挥建议：川军虽众，内部尚有矛盾，枪械弹药均不充实，亦无重武器，而且水陆并下，士卒疲劳，势难持久。我军以逸待劳，未必不能阻止敌军。这时，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派李炳之和参谋人员来宜昌召开守军团以上军官会议，商研防守宜昌的部署，于学忠以营长之身份被特邀参加会议。会上，他详细分析防守机宜，致使会议决定坚守待援。川军发动强劲攻势，进展顺利。一天，川军夜间发动总攻，突破了守军阵地，左右两翼步兵都己后撤。他仍率炮兵营及一部分未退之步兵在正面御敌。时至午夜，适逢吴佩孚乘军舰自武汉到宜昌督战。在阵地上，吴亲自接见了他，他当即报告战况说，敌军喊杀不前，定是子弹缺乏，可于拂晓前反攻。吴说这样很好，即照此办理，并告知援军己到。于学忠随张参谋长登舰见吴。当即画一地图与吴看，吴阅毕即说：“就这么办。”按此计划，守军激战五昼夜，终于击退川军。
  宜昌之战结束后，吴佩孚回到洛阳，在一次会议上说，此次两湖之行得一将才于学忠。自此，他为吴佩孚所赏识。
  1922年7月，四川爆发拥护孙中山的熊克武与拥护曹锟的杨森、刘湘两军之战。年底，吴佩孚派赵荣华、于学忠率部由湖北施南入川援助杨森、刘湘，攻击熊克武。至1923年夏，进抵龙泉驿。9月，于学忠授陆军少将衔。赵荣华以鄂军援川总指挥的名义驻守重庆。赵因骄横跋扈，既不能与鄂军援川诸将共事，又不能与川黔将领和睦相处。加上作战不力，遂被吴佩孚撤销职务，提升于学忠取代赵为十八混成旅长。
  1925年10月，吴佩孚经岳州再出汉口，被孙传芳、肖耀南（时任鄂督）等拥戴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吴首先整顿直系各军，实际旨在扩充实力。肖力主扩编于学忠部，吴乃授于学忠为陆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此时，第二十六师无将无兵，形同虚设。于学忠任师长后，遂将第十八混成旅扩编为第二十六师。先编成步兵两旅，骑兵一团、炮兵一营，以原团长杨殿云、马廷福分任旅长，设司令部于施南。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席卷湖南大地，武汉危在旦夕。吴佩孚向各方征调援军甚急。因鄂局紧张，于学忠奉命赶赴宜昌商谈军事，被吴佩孚任命为长江上游副司令，师部移驻宜昌。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吴佩孚逃入河南，所部大都溃散或投靠他人。
  这年冬，卢金山将所部第十八师编为两个师，自己仅带一二副官入川依附刘湘。这时，于学忠正在沙市，事先毫无所闻，得讯急返宜昌。他认为北军悬绝一隅，外有下游及湘境环伺之敌，内有川军难恃之友，殊无战守可言，惟有撤退。决定将部队撤至老河口一带，与吴佩孚及张联陛取得联系，再定去向。
  于学忠指挥撤退抵老河口，即令各军聚集谷城一带，与张联陛师取得联系。旋奉吴佩孚电令，被升任联军第九军军长兼荆襄总司令，辖阎得胜第七师，秦建斌第八师，毛永恩第十八师，暂设司令部于谷城江北岸之傅家寨，时为1926年冬。
  第九军驻扎谷城一带，弹丸之地难以维持庞大军队之给养。吴佩孚时驻巩县，意欲与于学忠会合，曾派湖北第一旅旅长孙建业携无线电器材前往，在途中遭地方杂牌部队袭击，孙被击毙，器材被劫。于学忠考虑到河南虽军队云集，但京汉线驻马店铁道两侧尚有空隙之地，故意将部队移驻此地。但至驻马店必经早与北伐军有联系的樊钟秀所据地盘。他派人携函前往疏通，要求借道新野、邓县之间。樊竟复函拒绝，措词强硬，并立即出兵阻截。他遂决意以武力驱樊，夺据其地。针对樊部赵天青、李万林两个师“各个击破”的战术，于学忠一面命担任正面作战任务的部队与敌激烈抵抗，一面命第十八师、第八师从左翼，主力第二十六师在右翼取包围态势前进，同时命第七师先占新野，迫使樊钟秀部龟缩邓县城。第九军乘胜包围邓县63天，歼敌约1.4万余人。樊仅率3000人的残部退走信阳州。第九军占领邓县、新野后，于学忠将军司令部移至邓县。
  正当于学忠围歼邓县之敌时，冯玉祥部由陕、甘分路入豫。冯计划拉拢驻老河口各部，孤立于学忠，然后一举消灭第九军。于是令孙连仲派副官持函前往，欲借武力调停名义，乘势解决于学忠部。他即面对该副官，扯碎来函，要其转告孙连仲：我等着他的武力。孙闻大怒，举兵来攻。于学忠知冯军战术向取攻势，利于速战速决，即令第八师师长秦建斌坚守邓县西30里的文曲集三个土寨，挫孙连仲部锐气。待孙部将三个土寨包围后，于学忠以五个团为右翼，两个团为左翼，将敌军反包围，再集中主力部队，予以击破。孙见此势不妙，乃自行退去，一直退到陕境。
  随吴进退躬耕故里1927年5月，吴佩孚因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不得已逃到时驻邓县的于学忠军中暂住。该军诸将初无异议，至冯玉祥部跟踪吴佩孚，逼近邓县时，诸将遂有贰心。一天，于学忠召集诸将会议，第七师师长阎得胜表示了吴大帅在此，目标太大，致为各方所集矢。他却对大家说，玉帅今日正在患难，既属朋友亦应援助，况为直军统帅，今日岂能落井下石。诸君若执此意，我当自杀以谢玉帅与诸君。自此，无人再提此事。就在这时，北伐军两度派人规劝于学忠加入革命队伍。第一次是唐生智派姚存楠（系于学忠同学，曾任第二十六师军法官）来，他对姚说：“我若肯附南，在宜昌即当归附。今移师至此，岂能变易初心。”接着，陈干奉蒋介石所派，以同乡之谊，登门拜访于学忠。陈说，蒋十分爱慕器重于学忠的才干，并有蒋委于军长之职委任状，他仍以前言拒之。
  此时，邓县已成为北伐军进攻的目标，吴佩孚深感处境危险，遂与于学忠商议，决定移军豫东。东移命令已下，但驻新野的阎得胜、毛永恩两个师都按兵不动，且吴之卫队己亦不能控制。吴知大势已去，无力挽回，被迫重新计议出路。其素与川军将领杨森、邓锡侯等颇有感情，乃决定暂避四川，再观形势。于学忠对吴说：“川省系防区制，何等防区能容此大军？重率饥疲之众再入险阻之区，将士亦难能用命。今我解甲归田，与我帅同进退，将部队移交部将，听其自求生存。”吴佩孚亦不得不以为然。他遂将第二十六师编为第二十五、第二十六两师，以杨殿云，马廷福分任师长，并下令联军第九军各师，统归第七师师长阎得胜指挥。临行前，又召开师团长会议，告以解甲归田之决心，说：“你们好自为之，但你们有办法能立足，我当躬耕故里，终不着此军衣。若仍不能生存，找我时，我但能管亦不能不管。”时军中尚存现款三万余元，他除携少数旅费外，其余都分给全军官兵，聊表临去之心。这年6月，待吴佩孚南行数日后，于学忠遂返回蓬莱故里。
  依附奉军辅佐少帅于学忠下野后，所部归冯玉祥统辖。冯命令阎得胜率原第七师一旅移驻郑州，刘遒昌旅驻许昌，毛永恩、杨殿云、马廷福各师则分驻驻马店一带。原于学忠部将领见冯采用分裂调拨的方法，企图瓦解该军，都很气愤，遂联合密谋将部队拉出。除阎得胜率领的一个旅及秦建斌师无法拉出外，其他部属在突袭孙连仲部之后，一律东开，拉至安徽蒙城，并共推于学忠之原秘书长查炜、副官长李俊襄、团长张砚田为使者前往蓬莱找于学忠想办法。
  早在1926年冬，于学忠率部从鄂入豫，东北军曾派人与他取得联系。嗣后，张作霖特派参议尹同愈等三人与于学忠接洽，希望他与奉军合作，共同对敌。他当时亦只表示乐意合作，但没有接受张作霖的任何支援。查炜、李俊襄和张砚田到蓬莱找于学忠一事为张作霖父子所闻，张学良即派周光烈持函邀请于学忠去北京商谈有关事宜。为了谋求原第九军的出路，他遂与查炜、周光烈一行赴北京。
  于学忠抵北京后，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张作霖的接见。张语极爽直，说：“我与令尊系少年朋友，旧在宋老帅（指毅军统帅宋庆）部下共事5年，此是事实，并非我自居尊长。我们不是外人。”相互间言谈融洽。他说只求部队得以安置，去军之将，无劳垂念。张说：“不然，今日奉军并不需要多此三两师人，只是相信你，要你合作。此军仍须你统带。你对吴子玉（吴佩孚）情形，我们都已知道，但能以对吴者对我，就已够了。此后服装、粮饷、给养、军械均按奉军发给，你可即去将军队整理带到北方。其他事可与学良接洽。”嗣后，于学忠拜谒了张学良；又与军事部次长杨毓珣商谈编制等问题。于学忠被任命为镇威军第四方面军团第二十军军长，仍统率旧部。
  于学忠即乘津浦车南下。至军部驻地，速将部队迁往南宿州整顿。除毛永恩第十八师投靠直鲁联军张宗昌外，他将余部重新编为三个师，以原第七师旅长刘遒昌、原第二十五师旅长杜继武、原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廷福分任师长，然后率部北上。
  1927年8月，直鲁军与孙传芳联军，西败于冯玉祥军，南败于蒋介石军，集结于徐州，由张宗昌亲自指挥。于学忠军抵徐州时，西北军已进攻徐州，并先后占领九里山、北车站等重要阵地。他命令所部飞机场集合，即往见张宗昌。张宗昌直言相告，说明前线难以支撑。并说：“敌人正在猛攻，如此一退，则必失数万人。”张要于学忠助一臂之力，他即应允，下令所部以两团兵力先攻北车站，限拂晓前夺回九里山。时已深夜，雨雪交加。他亲自指挥，至翌日凌晨，占领了九里山阵地。对此，张宗昌极力致谢，并电请北京将于学忠暂留鲁协防，他接到北京准缓北行的电令后，遂移防济宁。一月之后，又奉令开至河北东光。
  这时，张学良亲来东光检阅。经月余整训补充，于学忠部复奉命前往京汉线参加彰德以北西迄涉县之线，与马占山诸部协同作战，抵抗西北军。不久，山西阎锡山所部攻入河北，奉张学良之令，于学忠部以14小时行140里的速度，抵保定西25公里之奇村一亩泉，援助王树常部，将晋军阻止，复又奉命撤至廊坊停止待命。是年9月，他晋升为陆军中将，获二等文虎勋章。12月，授捷威将军名号。
  1928年6月，张作霖通电返奉途中，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既继掌东北军政、旋亦出关，令所部继续东退。于学忠部经杨村、唐山、移驻乐亭。不久，又奉命驻山海关。这时，他任临绥驻军司令。12月29日，东北“易帜”，全国号称统一。他改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
  出关助蒋 挥师平叛
  1930年1月，于学忠获青天白日勋章及二等宝鼎勋章。是年3月14日，第二，三军集团军将领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等57人发出联合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其时局日渐紧张。张学良拥有重兵，其动向大有举足轻重之势。因此，阎锡山、蒋介石、冯玉祥均派人居沈阳拉拢东北军将领。约7月间，蒋介石因为迭派代表拉拢东北出兵，一直没有结果，遂对东北军进行分化瓦解。先后利用临绥驻军参谋长陈贯群等人数次拉拢，并封官许愿，均被于学忠拒绝。
  至8月中旬，蒋介石的部队攻下济南，晋军败退黄河北岸。月底，张学良从北戴河返回沈阳。9月28日，张发表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旋派兵入关。于学忠在这天下午3时，以第一军军长名义，率部由沈阳出发。出发前，张学良征求于学忠对形势看法，于学忠提出两个办法。第一是一枪不放，使地方不受丝毫糜烂，国家不遭些许损失；第二是如果万一继续用兵，可在娘子关方面，做佯攻姿态，而另派劲旅直趋大同，山西指日可下。张学良当即同意采纳一枪不放的办法进兵关内，并交待了入关后应注意的事项。于学忠随即率第一军先头部队董英斌部第五旅入关，后续为陈贯群第二十三旅、刘遒昌第二十七两个旅。途中，他透露消息给时任河北省主席的徐永昌（二人系同学），说明和平接收，决不用兵。晋军陆续后退，第一军于9月21日到达天津，26日即进驻北平。冯、阎联军失败后，经张学良保荐，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10月，奉张学良指派，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与徐永昌、杨爱源等将领商讨晋军的整编问题。
  1931年4月，张学良成立陆海空副司令部行营，坐镇北平。是月28日，张患伤寒病入协和医院治疗，不能亲理公务，石友三乘机阴谋叛变，配合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反对蒋介石。于学忠即与参谋长戢翼翘、万福麟、王树常、鲍文樾商量，于6月28日由东北抽调步兵三个旅、炮兵一个旅分驻平津，以固防务，并安民告示，以稳定人心。7月初，石部加紧叛变步伐。于学忠与戢翼翘等商谈，以平津卫戍司令的名义，到顺德检阅白风翔的骑兵旅，顺便看看石友三的动态（时石部亦驻顺德）。当他到石部驻地时，发现石部确有不稳的迹象。
  于学忠返回北平后，主持召开司令部行营会议。在会上于分析石部定要妄动，而动必败的原因，他认为石为人性极反复，轻举妄动，用兵也好轻进轻退，一切都贪，不能持久，利于速决，如能沉着应付，必可将其击溃。7月19日拂晓，石部北犯。白风翔旅于两小时前撤离顺德，在内邱以南与石部的前卫稍有接触，即按于学忠的计划有目的节节后退，但不与石部脱离。是日，在副司令行营召集的紧急会议上，于学忠制定作战方案指出：石部一定先图袭取北平，并力求速战，我可率领一部队伍在平汉线堵击之，并将石部引出滹沱河稍远一点，在保定、望都之间，方顺桥以南，与之决战，当可将其击溃。与会者一致赞同。旋副司令部行营任命于学忠为“剿赤”军北路集团军第一集团军司令，统辖陈贯群第十四旅、杜继武第十八旅、李振唐第十三旅、董英斌第十一旅、白风翔骑兵第六旅、及乔方炮兵团。负责平汉线作战。于学忠于21日赴保定督师。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拿办石友三。
  石友三北犯的部队，以孙光前、程希贤为先锋，沈克、唐邦植及石本人居中，以米文和殿后，时兵力约有56000余人，仅留一个旅守顺德。于学忠部白风翔旅逐步诱石深入，将其所部引至石家庄地带。当时，第十八旅驻在石家庄，他令杜继武不得出击，撤离石家庄。这时蒋介石忽来电报谓，“石家庄系军事要冲，不宜放弃。”他为了执行规定的军事部署，仍率部从石家庄转移阵地，将石部引过滹沱河，直至保定、望都之线，并在方顺桥以南严阵以待。7月29日，东北军防线中部被石部突破，约3000余人已进入大冉，距保定仅25公里。于学忠一面令董英斌旅堵住中央缺口，一面令白风翔骑兵旅在敌军右翼安国、博野一带，故作疑兵，尽力作大区域活动，每天更换番号，主要目的是不让石向东转移。石部进入于学忠预设的口袋后，与第一军团相持了三天。于学忠命令炮兵向大冉村外进行炮击，以防石部逃出村外，不便包围。然而，石亦令沈克师由完县迂回。但沈中了于学忠的疑兵之计，迂回未成功。这时，王树常集团军已进逼至石部右翼很近的地域，同时南路刘峙的胡宗南师又将石留守顺德的一个旅解决。石见形势对己十分不利，乃于31日下午向于学忠部实施佯动，企图退却。于学忠见石部枪声很急，而实际未进攻，即判断石友三在夜间必将退却。尔后，他一面指挥全军，仍用原队形于拂晓攻击，一面通知刘峙军及东北军第二集团军速到滹河以南向山东方向准备截击。石友三部于7月31日夜果然全军退却，他率部乘胜追击。在沱河以南、深泽地区，石部被彻底击垮。石友三和唐邦植仅率3000人逃往山东，依附韩复榘。石部师长米文和、孙光前被俘；沈克投降，请求改编。
  屡遭暗杀 逼出华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不准许东北军抵抗。张学良召集于学忠、戢翼翘、王树常等将领研商行动大计。于学忠则主张给敌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但在南京政府的压力下，十几万东北军几乎一枪不放地退至关内。东北三省沦落敌手，平津时局紧张。是年12月，他兼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于学忠任平津卫戍司令期间，吴佩孚自甘肃启程取道由宁夏、绥远前来北平，宣称参加抗日。张学良乃召于学忠商议，说：“吴来，我不拒绝。但蒋介石有电报，对吴之来平究竟有何企图，很有怀疑。”他对张说：吴今日毫无实力，岂能有所企图。直系旧将握兵者只我一人，岂能与为轨外之事，我可为之保证。张采纳其意见，并亲自去市郊迎接。当时，张对于在平津素有关系的下野要人多有照顾，惟吴佩孚和张宗昌为独厚，月皆8000元。此后，吴佩孚安居北平什锦花园，度其寓公生活。
  1932年8月17日，于学忠被南京政府调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移师天津。平津卫戍司令改由原河北省主席王树常继任。同月，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
  当时，天津日本租界驻有少数日本军队，装备有大炮、坦克等。日军经常向中国驻军挑衅，企图制造事端。按贯例规定，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驻军，凡有军事举动时必须事先通知中国军队，但日本侵略军，从不把中国当局放在眼里，擅自行动。有一次，日军不事先通报中方而擅自在市区进行阅兵。于学忠得知后非常气愤，当即命令参谋长严密监视日军行动。命令早有准备的士兵十余人，随身捆绑手榴弹、炸药包等，横躺在省政府门口外的水泥地上。只要日军敢于接近，就要与他们同归于尽。日军顿时胆怯了，只好撤了回去。
  此后，于学忠与日军针锋相对。日军实行戒严，他也令所部戒严；日军阅兵，他也组织部队阅兵。有时两军士兵都荷枪实弹，只一步之隔。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他激动地说：“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你们手里拿的也非烧火棍，怕什么？只要日本鬼子敢动手，你们就给我狠狠地揍，出了事我于学忠负责！”
  1933年3月，热河失陷。4月，张学良被蒋介石所迫下野出国。临行前，对于东北有所安置。当时东北军共有26万人，除交万福麟、王以哲、何柱国各率领一个军，约9万人外，其余17万人统交于学忠指挥。5月，于学忠兼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6月，又兼任天津市市长。
  由于于学忠的实力扩大，遂更为日寇所嫉视。日寇见采取强硬的态度不能使他屈服，就利用在津的汉奸张志潭、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和失意的政客等，游说于学忠，企图使他改变态度。于学忠对日寇的所谓高官厚禄及种种优惠条件的引诱，一概置之不理。
  日本特务机关见拉拢于学忠不成，乃通过在津的汉奸白坚武（曾任吴佩孚的政务厅厅长）和何庭流（天津市政府外事秘书），用重金收买刺客，对于学忠进行暗刺阴谋。他们前后进行暗杀活动三次，因他保持警惕，暗杀阴谋均被挫败。
  与此同时，日寇勾结孙传芳，企图利用孙的身份，拉拢曾被于学忠所撤职的各级军官举事，而分化于学忠的部队。由于他采取了果断措施，孙传芳的勾结工作遂告失败。其次，利用汉奸石友三、刘桂棠等收编匪军，进行扰乱，并酝酿建立“华北国”。
  1935年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有一次邀于学忠到北平谈话。他们认为，省府设在天津，常与日方冲突，不如迁至保定为妥，以此征询他的意见。即刻遭到他的拒绝。
  是年6月，何应钦与日本天津司令长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该协定公然提出罢免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职务，及调走第五十一军。不久，何应钦约他到北平开会，又提出省府迁往保定问题，于学忠表示：“若问我的意思，还是不迁为是。不过一省省会的所在地，应由中央规定，若是中央命令迁保，我完全听从命令。”于是迁保之议，遂即实现。省府迁往保定后，蒋介石即命令于学忠率第五十一军开赴陕西西安，所遗河北省主席职务，由民政厅厅长张厚琬代理。他率第五十一军抵西安，又奉命进驻天水。经过一个时期，南京政府才免去他的河北省主席职务，旋又发表于学忠为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于学忠在天水居住半年，至11月1日，始发表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同时，兼任西北“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辖王以哲的第六纵队、董英斌的第七纵队、第八纵队（自兼司令官）。12月2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闭幕，他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支持事变 临危受命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前，于学忠和第一一三师师长董振堂、第一一四师师长牟中珩、第一一八师师长周光烈奉命由兰州到西安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12日晚，张学良召集于学忠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宣布兵谏计划。他虽然同意张学良的决定，并在八项抗日爱国主张上联署，但力主采取慎重态度。同日，西安总部给驻兰州的第五十七军发去密电，指示对蒋介石之中央军采取监视措施。12月12日，西安总部又发来密电，告诉已拘留蒋介石，指示该军积极响应，切断朱绍良绥靖公署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及所属各部队的联系，解除蒋介石嫡系部队及驻兰州党政特务组织的武装，并通电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政治主张。这天晚7时，于学忠部紧急行动，将驻兰州的胡宗南部队、甘肃绥署（时绥署主任朱绍良在西安开会）特务营及军统有关的警察解除武装，并扣押了军统特务、兰州警察局局长及绥署的处长以上人员；同时，接管了兰州的电台、报馆、银行、机场等要害部门，响应和支持了“西安事变”。时人称这一行动为“兰州事件”。12月16日，于学忠飞返兰州。他向部属讲述了“西安事变”的经过，还说蒋介石被释放，事前张学良未同部下商量，就决定亲自护蒋回南京。此后，他不断往返兰州、西安之间，一边主持甘肃工作，一边参加西安各种会议。
  张学良临行前，留给于学忠手谕，由他全权负责东北军，以待张归来。在此期间，他为贯彻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作了不少努力，并采取措施保存了东北军内的进步力量。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在东北军中建立了抗日先锋队。事变后，抗日先锋队改用百十师番号。蒋介石逼于学忠将其解散。他将这支部队编入第五十一军，保存了下来。蒋介石在无理审判张学良后，又派五个军进逼西安，并于1937年1月4日将于学忠、杨虎城撤职留任。1月5日，他和杨通电质问南京政府：“调兵西进，是何居心？”6日，西安《解放日报》报道，于学忠和杨虎城又通电抗议蒋介石挑动新内战，要求南京政府释放张学良。是月中旬，南京政府提出改编东北军的两方案：（一）全部留西北地区整训，由王树常负责主持；（二）调驻江苏一带整训，由于学忠任江苏淮阴绥靖公署主任。由于蒋介石用金钱收买、分化和瓦解等手段，实行了第二方案。为此，于学忠先后到杭州、奉化、南京和上海四次见蒋介石，并极力要求释放张学良。在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和出兵进逼西安期间，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和”与“战”的激烈分歧。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1月30日晚，于学忠、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周恩来会商，决定坚持和平解决。2月4日，东北军及西北军的将领联合发表宣言，说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2月8日，蒋介石之中央军进入西安。4月，东北军调驻江苏淮阴附近，于学忠任江苏淮阴绥靖主任。此时，所部整编为两个师。即第一一三师、第一一四师。
  转战鲁苏“铁心”抗日
  “七·七”事变爆发后，于学忠奉命率部前往山东担任海防。8月，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司令为韩复榘）。12月中旬，第五十一军进击青岛、摧毁一批日本企业，于25日退出青岛。1938年1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被处决后，他接掌了山东军队的指挥大权，担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此后，他率部参加了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保卫战。因于学忠部非蒋嫡系部队，作战受到损失而得不到补充，实力不断削弱。仅淮河一役，官兵伤亡二三千人，休整时却无任何补充。
  1939年，于学忠被任命为苏鲁战区总司令，辖第五十一军（军长自兼，后易牟中珩）、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后易李守维）等部。他指挥第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从大别山鄂、豫、皖地区越过陇海路、津浦路，向敌后鲁南进发，在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与八路军交错驻防。同年4、5月，在鲁南召开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他将山东分散之游击部队改称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编有十个纵队：第一游击纵队，司令张里元；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厉文礼；第三游击纵队，司令秦启荣；第四游击纵队，司令王尚志；第五游击纵队，司令于〓廷；第六游击纵队，司令秦玉堂；第七游击纵队，司令蔡晋康；第八游击纵队，司令周同；第九游击纵队，司令王洪九；第十游击纵队，司令申徒周。由于这些游击纵队缺乏统一的指挥，后被国民党特务分化瓦解。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他曾多次遇险，但丝毫没有削弱其抗日决心，他说：“只要我于学忠不死，抗日是铁心了。”1942年5月，兼任鲁南游击总指挥。1944年3月，卸去苏鲁战区总司令之衔，调任重庆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45年5月，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藏隐乡间 迎接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于学忠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初，蒋介石胁迫他前往台湾，他隐居四川乡里，归向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学忠于1952年12月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2月，任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1964年9月22日，因患肝癌病逝于北京，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