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县赵洪都村人，生于1885年10月30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父亲湘及，以教私塾为业，有三子两女，哲元居长。
  宋氏远祖河南商丘，又自商丘迁往直隶静海。到明代宋宣率全家从静海迁到乐陵宋家集，这便是乐陵宋氏的始祖。在乐陵宋氏第四世有位叫应麟的，曾做过山西忻州的训导，是位有名的孝子，他的孝行曾载入《乐陵县志》。其六世祖宋盘，任过陕西巡抚。到宋哲元的祖父宋堪由宋家集分迁到赵洪都村，已是第十五世了。宋堪字子宜，先娶史氏继配贾氏，有三个儿子，长子名釜字湘及，即是宋哲元的父亲。赵洪都村累遭水淹，连年欠收，加之湘及先生不善经营农事，导致家业中落，生活贫困。湘及在外教书，沈太夫人携子女投靠后颜村沈氏娘家度日。其二弟禄留住赵洪都村，三弟鋆过继到城南小郭家村，从此就分成了三支。
  湘及娶沈氏，生三子两女，长子宋哲元，次子宋春元，三子宋智元；长女宋淑真，嫁本县荣堂村曹镜兰，曹曾任过宋哲元的副官长；次女宋淑贞，嫁本县荆林村李武台，李曾任过张家口海关监督。湘及先生才华横溢，为人耿直，曾随广西桂林太守潘问楼当过幕宾，任过南宁府文牍，在山西教过家馆，并在北京被陆建章聘为家庭教师。
  哲元7岁从父读书，1900年八国联军陷北京，哲元随父由北平返回乐陵原籍。第二年，17岁的哲元先后在前颜、后颜、李四村设馆教书。收入菲薄束修，除赡养母亲外，所余都救济穷人。此时，外侮交至，国势危急，有志之士奋起。哲元久怀救国之志，便审时度势，慨然投笔从戎，以求挽救国难。
  1907年，哲元考入北京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并补名额于北洋陆军六镇二十三标第二营。1912年春，入陆建章左路备补军任第一营前哨哨长，驻防北苑。1913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第一师，冯玉祥任左翼第一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哲元任连长。1914年至1922年期间，哲元随冯转战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等省，历任冯部连、营、团、旅长等职。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兵变倒吴佩孚后，与孙岳、胡景翼等组织国民军，任哲元为第一军第十一师师长。1925年11月，奉系将领郭松龄在滦州倒戈反对张作霖，冯令哲元率部队自察东出热河，攻奉天，以援助郭松龄。12月4日，继阚朝玺任热河都统。12月下旬，又奉令率部由热河进兵天津，攻打李景林，李被击败溃逃。哲元胜利回住热河。宋哲元主政热河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安置杂牌军，制止滥发纸币，调整币值稳定物价，澄清吏治，保护行宫文物，复兴教育、修公路、造林、开矿、放垦等诸业俱举。特别是复兴教育一事，曾筹办基金70万元，兴办学校。由于政绩卓著，深得当地群众拥戴。哲元离热河时，百姓拦车挽留，车行甚缓，日行不过数十里。
  1926年4月，国民军一军在直奉联军的压迫下，退守南口，哲元亦率部从热河撤至察哈尔、多伦一带，就任北路总指挥，率韩复榘、石友三等部负责南口至多伦一线防务。5月南口大战正急时，阎锡山出兵晋北，抄袭国民军后路，哲元改仕四路军总司令，指挥韩复榘、石友三、方振武等部与晋军在晋北作战。7月奉军攻占多伦。8月国民军在南口战败，哲元率多伦、沽源国民军一军诸部向绥远撤退。
  同年9月，冯玉祥自俄回国在绥远五原（今内蒙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就任国民军总司令，任命哲元为北路军总司令兼暂编第一师师长，驻宁夏负责后勤供应。1927年6月，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整编，哲元任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1月，又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坐镇关中，为第二集团军筹措饷需，巩固后方。当时，陕西盗匪为患，加之土著军阀割据，各霸一方，民不聊生。为了平定匪患，统一陕局，哲元亲率部队，先后消灭了张兆钾、韩有禄、田宇洁、麻振武，党玉琨等土匪，还收服了甄士仁、张九才等地方武装。
  1928年，国民军北伐时，哲元率部参战。北伐告成，他继续治理陕政，遂与陕民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改善生活，并大抓建设，注重教育，提倡文化，对于保护文化遗产尤多建树。
  1929年蒋桂战争后，冯、蒋矛盾激化。5月，晋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反蒋，冯以哲元代理国民军总司令，继而冯为阎所欺骗，被困于晋祠。10月初哲元率国民军出潼关与蒋作战，因阎锡山失约，致哲元陷于孤军失利，11月退回陕西。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国民军全军组成第二方面军，哲元任第二方面军第四路总指挥，随冯对蒋作战。10月，冯、阎失败，哲元率部在潼关渡黄河退驻山西运城。不久，由张学良主持，将山西境内的国民军将领张自忠、赵登禹等残部编为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军长，驻扎山西阳泉、辽阳、沁县一带。
  1932年2月，哲元回原籍乐陵，为湘及先生办理丧事。1932年9月，经张学良保荐，哲元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哲元主察期间，曾监修《察哈尔省通志》，并作序：“哲元莅察次年即谋省志之创修。哲元窃以为立国之道，考旧轨，正来輶，庶政得挈，以合准绳，则百年大计立焉……”。他还主持印制了《历代创业圣哲画像》，并写了序言。
  1933年1月初，日军占领山海关后，热河告急，平津震动。张学良急调二十九军由山西开往河北通州、三河、蓟县、玉田一带，给哲元以北军第三军团总指挥的名义，指挥布防。3月，哲元率二十九军参加了抗击日本侵略的“长城战役”，在喜峰口至罗文峪一线，避长攻短，挑选了500名健儿，组成敢死队，用大刀片，以近战、夜战，奇袭日军兵营，痛歼日军5000人，力挫了侵略军的凶焰，使二十九军获得很大荣誉。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在北方战场上首次取得的胜利。日军报纸曾称：“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殆尽。”这次胜利，用铁的事实说明，日军不可畏，中国人不可侮。哲元和二十九军威名大震，名扬四海，举国欢庆。可惜当局坚持对日妥协政策，长城战役以出卖大片国土的“塘沽协定”而结束。
  在长城抗战前的1932年底，冯玉祥从山东泰山来到张家口，联络各方力量准备组织抗日同盟军，继续抗击日寇。哲元迫于当局的压力，对冯不敢公开表示支持，也不便公然制止，只好避居北平，派人代理察省主席，与冯敷衍。1933年8月，冯玉祥被迫结束抗日同盟军事，重回泰山，哲元才返张家口，主持察省主席事宜。1935年6月初，发生了张北事件，日寇乘机要挟，国民党政府指派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谈判，订立了屈辱的所谓“秦土协定”，并按这个协定于6月19日免去宋哲元察省主席的职务。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为了侵略华北，又加紧拉宋。国民党政府为迎合侵略者的要求，于8月28日任命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11月底，又任宋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北省主席。不久，日本煽动华北五省“自治”，谋华北愈急。南京国民党政府再一次退让迎合，同意在华北成立特殊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当时内外矛盾复杂交错下的产物。哲元想利用“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蒋之间力求自保。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即保持隶属关系，又行施变相的自主权；对日寇则在亲善名义下，进行敷衍。哲元立誓：“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为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不惜忍辱负重，委曲折冲。在加强军事建设与部队训练上，更是不遗余力。除加强军队训练，还整训地方团队，补充地方武装的枪械弹药。在南苑、西苑举办大学生训练班招收东北、华北流亡学生，成立军事训练团，在乐陵原籍招收童子军500余人进行军事训练，秘密筹集了大量黄金，向捷克、德国和瑞典购进大批新式机枪、步枪、手枪、加农炮、大红头卡车等武器装备，加强了部队的武装力量。
  1936年，日军在北平恣意横行，设赌场，开鸦片馆。奸商和汉奸也乘机与外人勾结谋利，日本驻华特务机关包庇浪人，无视我国政府法令，为非作恶横行无忌。哲元愤然下令逮捕首犯，封闭烟馆、赌场。日军在平津郊区购买民间土地建营房，办工厂，进行经济侵略。哲元闻报后，于是年5月29日深夜，召集二十九军将领会议，决定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凡私卖土地与外国人者处死刑，布告周知。天津一地主租地250亩与日人，被当局拘捕查办。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给宋哲元的一封信中，对其抗日功绩做了高度评价，对其抗日决心给予了热情鼓励和支持。信中写道：“……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暴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恢复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哲元阅后深受鼓舞。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不久，日寇便又提出诸如修筑津石铁路，开辟航空线路，开发龙烟煤矿，修改海关税则，收购华北棉花等所谓“经济提携”问题，哲元对这些问题，既不敢断然拒绝，又不能轻率同意，采取推诿拖延的办法。1937年3月，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曾骗哲元赴宴，席间突然向他提出了“经济提携”的书面条款，迫哲元在条款上签字。事后哲元硬不认帐，拖而不办。日寇一再催逼，哲元在穷于应付的情况下，借回故乡扫墓为由，于5月21日避往乐陵原籍，以摆脱日方纠缠，静观时局变化。
  1937年7月7日夜晚，日军在卢沟桥附近龙王庙一带进行军事演习，深夜11时许，忽有枪声数响发自宛平县东门外。此后，日方故技重演，采用“九·一八”事变时谎称“丢失一名军官”的同样手法，诡称失落日兵一名，无理要求进宛平城搜查，企图一举占领卢沟桥及宛平县城，以便控制北平。守城士兵严守哲元“晚上关闭城门后，任何人都不予开城”的命令，紧闭城门不予理睬。后经谈判，决定“先调查后处理”。参加这次调查的中方代表是当时的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调查结果表明，我军并无开枪之事，而且每人所带子弹并不缺少一粒。随后，日军这一离队士兵很快返部。日军借口已无，只有赤裸裸地向我卢沟桥进攻，并从丰台增派援兵500余人，大炮数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旅团长河边正三、联队长牟田口亲自到前沿督战，首先向我宛平城开枪开炮。我宛平城内驻军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奋起还击，英勇杀敌，全歼进攻卢沟桥日军100余人。二十九军驻在桥北面的一连战士，最后只剩下4个人，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营长金振忠负伤。芦沟桥头一声炮响，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
  战争发生后，哲元于7月11日晚由原籍返回天津，12日在天津发表谈话，幻想和平解决。19日晨在赴平途中，刚过北仓七号桥即有炸弹爆炸，险些被害。20日又发表公开谈话，仍主张中日“互让”。21日起，日军即开始大规模行动，26日向南苑、北苑进攻，并提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于24小时以内，自北平附近退尽。此时，哲元已知和平无望，立即发出自卫守土的通电，表示要“尽力防卫”，但事前没有固守北平的准备，京郊一夜战斗，牺牲甚大。28日拂晓，日军以倍我之兵力，配以飞机、坦克，向我南苑军营猛烈进犯，我军仓卒应战，作出重大牺牲。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乘车向永定门撤退，行经大红门的御河桥时，遭到敌军的伏击，被敌弹穿胸，壮烈殉国。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率教导团学生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战斗，在20多架敌机的狂轰滥炸中，佟将军头部受重伤牺牲。学生军中有一部是哲元在山东乐陵招去的娃娃兵，也大半牺牲。就在卢沟桥这块弹丸之地，在装备处于敌优我劣，兵力敌众我寡悬殊极大的情况下，我二十九军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发出了“愿与卢沟桥共存亡”的誓言，经浴血奋战，支持战事竟达20昼夜之久，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
  平、津失陷后，哲元情绪惶惑，深怕南京政府向他追究放弃平、津的责任，以减轻南京政府的咎责，借以卸罪于国人。便给蒋介石打电报，表示向中央请罪，要求给予应得的处分，并提出辞呈。后又派秦德纯亲往南京，向蒋报告“七·七”事变经过和应变情况，请求中央给以相应的处罚。蒋介石为达到先拉后打的目的，对哲元非但不加责怪，反而慰勉有加，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委哲元为总司令。哲元奉令后，将总部从河间移驻沧州，布防于河北大城、青县、河间一线。此时霪雨兼旬，疫疠大作，河水泛滥，平地积水可行舟。而宋军匍行于雨中，肌肤均浮肿白色，裹腿几不能解，仍前赴后继，短兵相接，英勇杀敌。
  同年3月初，蒋介石调哲元担任有职无权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旋又将第一集团军撤销，而命冯治安以十九军团名义，指挥七十七和六十九两军。此时哲元因肝病请假赴湖南衡山休养，后辗转赴广西阳朔养病。1939年春，再转四川灌县，旋即到了绵阳。哲元在绵阳养病期间，建有“山东同乡会”，并拿出2000元给山东籍人购买一块墓地立有碑碣，死后集中葬于此地，宋还拿出700元在绵阳建立一所中学，校内建有“明轩亭”。由于肝病日渐沉重，终于在1940年4月5日病逝于绵阳盐市街永安公寓。享年56岁。哲元于病危中一再嘱咐随侍的旧部及家人：“但愿还我山河之时，有人酹酒相告，则哲元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并勉励旧部张自忠、冯治安等努力奋斗，收复失地。4月7日，国民党政府派遣秦德纯赴绵阳主持治丧，追任哲元为一级上将，葬于绵阳北郊宝盖峰下的富乐山上。当时，国民政府在距陵墓二里许的川陕公路旁立有一座高大的“神道碑”，镌刻着国民党元老冯玉祥、于右任和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等书写的生平简历和评价文字。哲元生前曾购置山坡凹地9亩余作为坟地，另外购买了40余亩耕地，作为自愿守墓的随从副官王贵海生活用地。宋病逝后，王副官守护陵墓直至1959年病故。1975年，人民政府拨款重修陵园时，将神道碑移于陵园之内，现己列为绵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哲元将军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的著名将领。在1933年“喜峰口”二十九军浴血抗战时，哲元曾以“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来表明心迹和鼓励全军将士；在“七·七”抗战时，又曾以“我不杀人，人必杀我”，下定抗日守土决心。并编有抗日歌谣多首，鼓舞官兵抗战士气。他坚决抗日的伟大壮举，深受国人和海外华人所敬重。在他的一生中，也经历了惶惑、忧郁和奋进的过程。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在1940年为病故的宋哲元将军题赠的挽联：“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可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公允地评价了他的一生。
  （乐陵市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