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
  赵登禹，字舜诚，于1898年5月16日出生在菏泽县（现为菏泽市）杜庄乡赵楼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
  赵登禹少年时期的旧中国，政府腐败，经济凋敝，兵连祸结，民不聊生。从赵登禹刚懂事的时候起，国家的不幸，民族的灾难，便朦胧地在他幼年的脑海中闪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爱国意识萌发。他常慨叹国家之不振，民族之势微，渐渐萌生了当一名军人去拯救祖国的意念。
  1914年春，刚满16岁的赵登禹，伙同二哥赵登尧及同村好友赵学礼、赵全胜，毅然离开家乡，踏上了千里投军的征途。经历了千辛万苦，颇多周折才在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第一团第一营佟麟阁连当了个副兵。按当时规定，当副兵只吃粮，不发饷。赵登禹却说：“我当兵不是为发财，要是为发财，就不来当这个兵。”
  1916年，冯玉祥的部队调到通州、廊坊、天津3处驻防。一次阅兵时，赵登禹以武艺出众被冯玉祥看中，遂被冯调至身边当了随身护兵。从此，赵登禹在冯玉祥身边待了六七年，耳濡目染，受其影响颇深。
  1918年，冯玉祥兼任湖南常德镇守使时，赵登禹随其驻于常德。常德境内有座德山，山青水秀，林壑幽美。有一次，部队在此练习野战，忽然从草丛中跃出一只猛虎，身长8尺有余，众人无不惊恐。赵登禹艺高胆大，与兵士和当地居民联合围击。在猛虎中弹受伤之际，赵登禹跃身虎上，挥拳猛打，将虎打死。后将老虎抬回营中，官兵饱餐一顿。当时曾有人将赵登禹的打虎雄姿拍照下来。1937年7月31日，冯玉祥挥笔在照片上题写了“打虎将军”四字，刊载于报纸，以示追念。
  1921年夏，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奉命由河南信阳开往陕西，协助陆军第二十二师师长阎相文武力接任陕西督军。在打败拥兵自卫、拒不交职的原督军陈树藩后，冯部被改编为第十一师，冯任师长。
  赵登禹由于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于1922年升任排长；1924年升任连长；1925年又先后被提拔为营长、团长。1926年5月，广东革命军出师北伐。9月17日，获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积极响应。随即向陕、甘进军，同北伐军造成南北呼应之势。此时，赵登禹奉命率部进军陕西凤翔府一带，剿灭祸国殃民的土匪党毓昆（外号党拐子）。在围城后的第3日，利用夜间将城墙爆破，赵登禹身先士卒，率军一跃登城，守军惊溃。入城后，赵部打开粮库，救济饥民，并将匪徒抢掠的财物，登册让人招领。被匪徒抢去的妇女，一一让家人领回。赵登禹亲自督察，毫不懈怠，当地居民感激涕零，齐赞赵登禹的部队为爱民的军队。至今凤翔一带的耄耋老人，谈及此事，还啧啧称赞不止。1927年5月，冯玉祥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赵登禹升任旅长；1928年又晋升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在冯玉祥指挥下，出潼关、克卞洛，转战于冀鲁豫各地。北伐战争结束后，冯部被缩编。1929年，赵登禹被委任为第四路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在冯军战事顺利，胜利可望之际，不料此时张学良被蒋收买，通电拥蒋，并派兵入关进占北平，致使战况急转直下。再加上其他原因，不久，阎、冯联合讨蒋宣告失败，第四路军被迫退至山西运城一带。后被改编为第二十九军，赵登禹任该军三十七师一○九旅旅长。
  二
  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3年1月，日军占领了山海关。3月9日，日军尾追万福麟撤退部队，直抵长城喜峰口。这时国民党政府手忙脚乱，急命二十九军速赴长城一线御敌。驻防蓟县的赵登禹接令后，即派二一七团急往救援。该团在团长王长海的率领下，顶风冒雪，于是日午后进抵喜峰口，随即抢占关口两侧高地和长城一线，并与来犯的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所属部队展开激战。日军乘其长驱之锐，以炮空联合的炽盛火力，疯狂地向二一七团发起进攻。该团则依有利地形，充分发挥近战火力，迭次歼灭敌军于阵前。战至夜晚，几经肉搏冲杀，双方伤亡惨重。夜深，日军又增调5000余人，拟定翌日晨9时，再次发起猛攻。赵登禹在此危难之际，被委任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率后续主力部队以日行160里的长途急行军先敌一步赶到。两军夹山为阵，日军对赵部阵地，上以飞机狂轰滥炸，下以炮火猛烈轰击。霎时，山崩石飞，硝烟弥漫。赵登禹沉着镇静，采用诱敌之计，命士兵悄悄离开战壕，伏卧各峰峦幽僻之处，以避其锋。日军轰炸长达3小时之久，赵军始终未还一枪一弹。日军指挥官以为赵部均已丧生，于是令步兵蜂拥而上。此时天色昏沉，黄沙扑面，赵登禹命所属官兵乘敌炮火暂停之时，屏息悄然返回战壕，待日军离战壕数十步时，从烟火中一跃而出，一声呐喊，万刀齐挥，与敌军血肉相搏，几经进退。这时，赵登禹左腿负伤，卫兵赵清山脱下白衬衣为之包裹，劝他退后指挥。他说：“肢体受伤，是小纪念，战死沙场，才算大纪念。”依然率众奋进。激战终日，日军寸土未得，反被消灭大半。11日傍晚，赵登禹分析了两日战况，制定了兵分两路，绕到敌后夜袭日军的方案。并在阵地上召集了营以上官长会议进行动员。他说：“抗日救国，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时至。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救亡。今夜我们绕至敌后，要与日军拚个你死我活，让小日本知道我中华民族还有不怕死的军队。”参加会议的团、营长，纷纷眼含热泪表示决心，坚决执行夜袭方案，予敌以歼灭性打击。
  是夜，月明星稀，寒气逼人。赵登禹裹伤柱杖，率队潜行。他们攀悬崖，越峭璧，出潘家口经蓝旗地绕至敌后，如天兵降临，突然出现在敌炮阵地和宿营地。他一声令下，和士兵们一起，挥动大刀、手榴弹向敌人冲去。顿时，杀声震天、血肉横飞，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鬼哭狼嚎。敌炮兵大佐于酣梦中就做了刀下鬼。这一仗，他们把敌野炮营官兵和在狼子洞、黑山嘴、南北杖子等处宿营之敌砍杀殆尽，得大炮18门和许多装甲车及枪械，并烧毁了敌人大批辎重粮草。尤其缴获了一份日军侵占我长城一带兵力配备详图，为此后歼灭日军起了不小的作用。在这次战斗中，赵登禹战前用180块大洋买的两口异常锋利的大刀，也砍杀得不堪再用。12日夜，赵登禹又率众袭击夺取了日军的机关枪阵地。致使日军闻之胆寒，从此再也不敢向喜峰口发起进攻。
  喜峰口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连日军自己也承认是“明治建军以来未有之大耻”。自此，二十九军声名大振，抗日虎将赵登禹的名字被人们广为传颂，国民党中央统帅部向他颁发了勋章。不久，赵登禹的一○九旅奉命扩编为一三二师，赵晋升为该师师长。
  三
  1933年秋，二十九军入察，赵登禹率领一三二师驻防张北县，遂令二一七团向独石口、沽源进军，驱逐敌伪蒙李守信的骑兵部队，并驻守该地。在此期间，日本驻屯军为了吞并察省，经常派特工人员窜扰独石口、东栅子、小厂、张北县等地，进行挑衅。有一次，日本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中佐和池田外务书记官，从张家口去多伦的途中，路经张北县。赵师城防守卫部队要查看他们的证件，他们不仅无理拒绝，反而对卫兵进行侮辱。赵登禹遂令部属将他们带到一三二师司令部，进行讯问。川口清健和池田蛮横拒讯，气焰十分嚣张。为了使其就范，赵令人从特务营挑选高大健壮士兵100名，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10人一班，5分钟一换，轮流刺向歹徒头部约一寸远，让其知道中国军人不可侮。这两个色厉内荏的歹徒，顿时吓得屁滚尿流，跪在地上连连求饶。在他们赔礼道歉，立据认错，保证不再重犯后，才予以释放。1935年5月31日，4名日军特务机关人员，由多伦出发到张家口路经张北县时，又不眼检查，赵部又将他们抓到师部拘留了一夜。日军丰宁县参事官一行无视我方规定，擅自闯入我东栅子防区，赵部立即开枪射击，日军吓得抱头鼠窜。这就是中日外交史上的所谓“张北事件”和“热西事件”。
  1935年，赵登禹率师移驻南苑，该师二一七团驻兵于四营房。内有日军飞机库，并有一排日兵看守，不准中国军民过路，并常有无端欺凌我军民事件发生。赵登禹感到，日军如此蛮横，必须好好教训他们一番，于是指令一营营长耿德星，立即派兵一连包围机库，不准日军出入一步。一连几天，日军吃喝无着，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几次找我谈判。直至日军再三表示歉意，保证不再凌辱军民和拦阻过路方止。
  1936年1月，赵登禹提升为陆军中将。是年夏季的一天，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突然被日本人无故抓去。赵登禹得知后，和二十九军其他几个将领在北京住所商议说，日本人竟敢擅自抓我们的高级将领，对我们侮辱太甚，不能示弱甘休。于是，赵登禹命人将负责中日传话的陈某（亲日派）叫来，愤怒地对他说：“限他们两小时以内，好好把人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干啦！”说完，赵登禹和冯治安（三十七师师长）都气愤地拿起电话向部下发布命令：两小时以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此时，陈某吓得脸色苍白，仓皇地去找日本人。不长时间，日本人只好将宣介溪送回，并向二十九军表示，此次抓人纯系误会，还假惺惺地道了歉。
  四
  1936年9月18日，日军华北驻屯军第二十师团河边旅团，故意制造事端，强行侵占了丰台。在日军占领了丰台，三面包围了北平之后，卢沟桥就成了出入北平的唯一交通要道。日军为截断北平与外界的联系，以完成对北平的四面包围，又处心积虑挑起事端，企图进一步侵占卢沟桥。1937年7月7日，日军在事先未通知我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又在卢沟桥附近举行夜间演习。晚11时许，日军诡称演习中士兵一人失踪，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我守城官兵婉言予以拒绝后，日军一面发出恫吓，一面悍然向我卢沟桥方向进攻，并首先向宛平城内开炮，二十九军官兵奋起还击，尽守土之责。这震破夜空的炮声，就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开始，从而揭开了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序幕。
  此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老家休养，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又在南京，守宛平部队的团长也在庐山受训。部队如果仍照平时一样分驻各地，这将对作战十分不利，赵登禹和军副参谋长张克侠（中共地下党员）立即乘飞机到保定转往乐陵接宋回军部主持大计。
  日本帝国主义在“和谈外交”的掩盖下，却于17日召开五相（即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会议，决定动员40万军队投入侵华战争，以求尽快灭亡中国。7月26日，日军在北平增兵己达10万人左右，分三路对北平，天津实行了包围，并发出了限令二十九军28日正午前撤离北平及其附近地区的最后通牒。鉴于这种情况，国民党政府和华北当局下令二十九军各部奋起抵抗。
  27日傍晚，赵登禹接到在南苑统一指挥作战的命令后，火速前往，并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进行了战斗部署。
  28日拂晓，日军在向宛平城、衙门口、八宝山和北苑等地发起进攻的同时，另以步兵三个联队，炮兵一个联队，飞机30余架向南苑进攻。他们先以猛烈的炮火轰炸赵部阵地，然后以步兵发起集团冲锋、气势汹汹地向前推进。当日军行至离赵部阵地200米处时，赵登禹一手紧握驳壳枪，一手挥舞大刀，大吼一声，率众向敌军冲杀过去。刀枪相搏，杀声震天；炸弹轰鸣，硝烟弥漫。众将士见师长亲自冲锋陷阵，士气倍增，一鼓作气把日军驱退了一里多路，日军被击毙者不计其数，路旁到处可见日军的尸体。
  南苑一带是平原，无险可守。在日军的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守军虽然伤亡惨重，但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由拂晓战至过午，始终士气高昂，英勇抗击。忽闻大红门发现敌军，副军长佟麟阁恐敌截断北路，率兵亲往堵截。至大红门时，不幸陷入重围。佟将军在指挥部队向日军突击时，被敌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佟将军坚定地说：“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带伤率部奋勇冲杀。官兵见状，士气激昂；拚搏冲杀，前仆后继；战斗激烈非常，当敌机低空轰炸扫射时，将军头部又受重伤，不幸以身殉国。
  佟将军牺牲后，赵登禹指挥部队奉命向大红门集结，准备反击。日军一部利用青纱帐先我潜占大红门，并在公路两侧树上架设机枪猛烈扫射，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道路。当赵登禹亲率一排士兵冲杀到离大红门不远的黄亭子时，不幸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炸弹的爆响，使他从昏迷中醒来。他看到身边眼眶盈满泪水的传令兵时，吃力地对他说：“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份，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他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说罢，赵登禹将军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
  五
  佟、赵两将军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出，北平人民痛哭失声，全国军民同声哀悼。国民政府7月31日发布褒恤令，追赠佟、赵两将军为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彰忠烈。冯玉祥将军8月1日在南京作《吊佟赵》诗一首，诗中云：
  二人是一样的忠，二人是一样的勇。
  如今同为抗敌阵亡，使我何等悲伤！
  但我替他二位想想，又觉得庆幸非常。
  食人民脂膏，受国家培养。
  必须这样死，方是最好下场。
  后死者奋力抗战，都奉他们为榜样。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赵登禹将军，北京人民把西城区白塔寺东侧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把烈士的遗骨安葬在卢沟桥畔的五道口。通县人民也将城内一条大街命名为“赵登禹大街”。在湖南的衡山，还建有“双忠亭”，立碑纪念佟、赵二将军，使之“金石永寿，万古流芳”。
  新中国成立后，赵登禹的遗属得到了党和政府的热情关怀和照顾，人民政府确认赵登禹将军为抗日烈士。1952年6月11日，又向其家属颁发了毛泽东亲笔签署的第80号烈属证书。1980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又重新修葺墓地，树立一碑，让赵登禹将军的英名永垂千古，流芳百世。
  （本文由刘正源整理，菏泽市政协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