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兖州战役是人民解放军为了迅速地解放济南，将国民党在鲁西南残存的唯一据点予以摧毁而进行的一次歼灭战。我当时充任国民党整编第十二军军长，亲率部队在第十绥靖区司令官李玉堂的指挥下，同解放军作战40多天，最后遭到全歼。现值征集史料之际，谨将我所经历的情况作一追述，以供有关方面参考，并藉以稍释内疚。
  一、战役前国民党军的态势和内部矛盾
  1947年2月，国民党的第四十六和七十三两个军及新编第三十六师在山东莱芜、吐丝口一带被全歼以后，济南已呈空虚。蒋介石曾亲自飞到济南，向王耀武面授机宜，严防人民解放军乘胜攻取济南。并将其残存的第十二军、第九十六军、绥区独立旅，迅速猬缩到济南城郊，幻想凭借济南，集中优势兵力，挽回在山东战场的败局。但人民解放军在莱芜战役获得了全胜以后，却转入了休整阶段，并没有跟踪而来，这才使一场虚惊暂告平息。不久，国民党又把上述两个军调动到胶济线上，以第十二军驻守周村、张店一带，九十六军驻守潍坊、益都一带，企图保持胶济铁路的畅通无阻，以维护与美国在青岛的海、空军密切联系，继续进行内战。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得到上级的许可，将第十二军与整编三十二师对调序列。整编三十二师原系西北军商震的旧部，经蒋介石一再调整，最后成为王耀武的基本部队。他认为这个部队忠实可靠，战斗力也较强，调到自己跟前使用起来得心应手。1938年1月下旬，我接到王耀武的命令，令我一军迅速集结济南，以列车输送到兖州一带，接替整编三十二师的防务，尔后即归第十绥靖区司令官李玉堂的指挥序列。出发的这一天，正是春节的除夕，雪下得很大。官兵们烦言啧啧，怨声载道。但从我自己来说，反觉得很畅快，因为离开王耀武的控制，有利于保存自己的实力。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率十二军同九十六军一道在李延年的指挥下，进驻了济南，届时已有3年。在这3年的过程中，自己费了不少心血，一方面既要完成国民党政府交给的任务，另一方面又要不损失自己的实力（也就是说，既不让蒋介石吃掉，也不肯为人民解放军所消灭）。这种复杂的心情，使我绞尽脑汁。蒋介石对我这个军确也时时盘算着，不彻底改编于心不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派旧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到济南劝我离开部队，许我回东北去当辽宁省主席。他的这套消灭杂牌势力的把戏，我是早已晓得的。刘多荃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我当时对刘说：“你已经成了光杆主席，我是不干的。”蒋介石一计未成，又以命令要挟，叫我到“陆大”受训，我又推故未去。王耀武接替了李延年的职务以后，不久就传出要撤换我军长职务的消息，后来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把我拿掉，却将九十六军军长廖运泽调走了，换上了他的老搭档陈金城，这件事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1947年1月，我奉王耀武的命令，率军深入莱芜，由于当时情况紧迫，为本身安全计，曾相机独断地行进到博山地区。而王耀武为让他的副司令官李仙洲所统率的两个军向新泰进犯的侧翼安全起见，迫令我不计任何牺牲，必须昼夜向莱芜进军。我虽然勉强完成了上述任务，可是彼此之间又增深了一层隔阂。他们认为我是不服从命令，保存实力；而我呢，却认清了他们是在折磨我，是没有好处给我的。
  这次把我推出济南，我正好是“借台阶下驴”。同时我觉得李玉堂虽然也是蒋介石的嫡系，但没有王耀武那样得势，比较易于对付。因此，我接到调出的命令以后，即令全军所有辎重、眷属一律迁移兖州，只有军直属炮兵营为第二绥靖区所扣留，未能到兖。
  第十绥靖区司令官李玉堂的司令部驻兖州西城内，其直属部队及宪兵一个营分驻城内。然后配备了第十二军一个团，担任城防。第十二军军部及一一一旅（欠一个团）驻兖州城以东的曲阜，一一二旅（欠二个团）驻泗水、以一个团驻新泰，以一个团驻蒙阴，以军部骑兵连驻南驿。各部队除巩固当地防务外，逐日抽派部队向其附近地区展开游击，积极搜集解放军的动态情报。
  1948年3、4月间，盘踞济南以东周村、张店、益都、潍县等地区之国民党整编三十二师及整编九十六军，以及地方保安团约八九万人，先后为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所歼灭，情况渐趋紧张。第十绥靖区获得情报：山东兵团由潍县以南地区向西活动，判断有攻取济南、兖州的企图。第十绥靖区为巩固兖州城防起见，决心缩短防线，命令十二军主力集中兖州，以一部驻守济宁，以小部安置曲阜，作为前哨阵地。当时第十二军的兵力部署如下：
  1.军部及直属队、第一一一旅全部及第一一二旅之一个团（三三四团）驻兖州城里，以军部补充团驻东关及车站附近。
  2.军独立旅（尚未请准私自编组的）及各县地方团队驻守兖州以东的曲阜。
  3.第一一二旅（欠三三四团）驻守兖州以西的济宁。
  各部队到达新防地后，即迅速加强原有工事强度，积极备战。并令各旅指派干探搜集周围情况，令独立旅刘旅长责成各县县长派出得力干探，侦察山东兵团的动向，同时迅速整修加固曲阜城郊工事。
  二、曲阜前哨被摧毁的经过
  5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的七、八、十三等纵队由新泰、泗水方面迫近曲阜以东地区，不断以小部队向该城进行威力搜索。根据这种情况，判定解放军拔除济南外围最后一个据点——兖州的意图已很明显。当时采取的措施是：命令独立旅凭藉有利条件（城垣坚固、除北面孔林比较隐蔽易为攻方接近外，其他三面地形平坦开阔），迟滞解放军的前进，使兖州获得兖分增强防守的准备时间。
  6月初，人民解放军对曲阜展开了全面攻势，战况颇为激烈，据守该地的旅长刘宗颜不断地告急求援。当时李玉堂和我都是这样的打算——为了巩固兖州，曲阜就不能过早放弃，尽管这个城是守不住的，但是能多守一天，兖州的城防就可以增强一些。因此决心抽派第一一一旅旅长孙焕彩率两个团前往解围。该旅遂抵曲阜附近，被人民解放军打援部队迎头痛击，三三二团的伤亡较重，被迫退回兖州。而刘旅长电请援军，愈来愈急，军部决心令孙旅全部出击，限令一定要解刘旅之危。但该旅长孙焕彩、三三二团团长李赓唐认为士气至为消沉，曲阜的围是解不开的，要打还是在兖州与解放军决战，比较有把握，否则徒增伤亡，于事无补，反而更加沮丧士气。但军参谋长王树军力排此议，坚持原案，他并亲自到旅部，监督执行。该旅行抵泗河以东不远的地方，即遭到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痛击，不支，仍旧退缩到兖州。又接到据守曲阜的刘旅长电报，说该城城垣又有数处被炸毁，官兵伤亡甚众，人民解放军的攻势锐不可挡，眼看曲阜即要被占领，与解围部队尚未取得联系，请示如何处理。我当即将这种情况向李玉堂作了报告，并召集军中幕僚人员，对当前形势作了全面研究，决定电示刘旅长率各县团队于黄昏后开始转移撤回兖州。该旅接到军的指示后，当天夜里即开始突围，主力从北面突出，但在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寸步难行。旅长刘宗颜率少数官兵趁夜暗冲出重围，企图乘马逃跑，旋为人民解放军所击毙，部队大部被俘虏，只有少数官兵零星逃回兖州。
  三、兖州顽抗
  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攻克曲阜以后，全力迫近兖州以东，泗河东岸。当时济南——兖州间，及兖州——临城间的铁路交通已为人民解放军所切断，只有勉强维持空中交通。第十绥区司令官李玉堂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其要点是：“固守待援，以收牵制之效，俟南北援军到达后再出战，修复津浦路中段的交通。”我根据李玉堂的指示，对兖州城郊工事，除原存外，命令所部对地下碉堡予以加强，并将兵力重新作了部署：
  1.第一一一旅附一一二旅三三四团担任城郊阵地的守备；其三三三团主力位置于南门附近，防守南关；以一部守备南面城垣，并以一部据守城外碉堡阵地。
  2.三三一团主力位置于西门附近，防守西路。
  3.三三二团主力位置于北门附近，左与三三一团密切联系，担任从西门以北沿城垣至城东北角的防守，以一部据守城外碉堡阵地。
  4.三三四团位置于东门附近，担任东面城垣的守备；补充团位置于东关，担任泗河西岸既设阵地的守备。
  李玉堂以为城郊既设阵地坚固可靠，四周地形平坦开阔，利守不利攻，同时城内还储存着大量的军粮和弹药，认为只要内部不出毛病，解放军是攻不下来的。他对我说：“蒋先生来电报问，撤换一一一旅孙旅长是否出了问题？”叫我注意。我当时回答他：“孙旅长作战不利（其实他反攻很坚决），不听命令，撤换他与部队没有关系，请你放心。”他点点头。后来又因为军部放了几名被俘的解放军战士，被驻东关的宪兵拦截，李来电话问我晓得不晓得，口气十分惊恐。当时我说明这是瓦解对方军心，消其士气，是吸取共产党的办法，对我们是有利的。他很不同意我的做法，以“怕暴露我方防务情况”为借口，坚持不放，而成立了一个“招待处”，派政工人员每天上课讲“三民主义”。从这两件事来看，李玉堂对内部的安全是很担心的。
  我当时的心情，可用两句话来概括：“对解放军估计过低，对自己估计过高。”首先我总认为解放军不会硬拼，对兖州只是牵制，其目的还是攻取济南。这样，兖州的防守只要能顶得住一定时间，就能转危为安。其次，我迷信这个军是自己一手编练起来的，带了十几年，经过考验，能打能走。我还有一种幻想，李玉堂是蒋介石的嫡系，被围在这里，蒋不会坐视不救，基于以上这些想法，故决心固守。
  6月7、8两日，解放军山东兵团的一部开始对兖州东关补充团泗河阵地作试探性的进攻，兖州飞机场已为人民解放军的炮火所控制，空中交通遂告断绝。泗河线上的战斗是夜里打，白天停，似此停停打打，相持了20多天。补充团凭借泗河，阵地扼守无恙，官兵伤亡也不多。
  6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的攻击重点转移到南面，战况渐趋激烈。解放军的爆破班奋不顾身地冲至城郊碉堡阵地，施行爆破，但守军以地形开阔、火力封锁发挥了作用，解放军后续部队很难适合机宜地扩张战果。而李玉堂竟误认为解放军的攻势挫败，士气沮丧、听信他的信奉反动道会门的副官处长的蛊惑，将其平素训练的“刀枪不入的神兵”使用出来。我当时是不同意这种鬼把戏的，可是李很相信，要试试看。军参谋长王树军气愤地说：“让他们送死去”。这样100多人的大刀队出去南门不多远，就被解放军消灭了大半，剩下的狼狈逃回城内。
  解放军虽然尚未展开决定性的攻击，但停停打打已有一个多月，而援军尚未到来。李玉堂和我开始焦虑不安，尽管有5个团以上的兵力，可是据所得情况，解放军的兵力数倍于我，加以伤亡日益增加，医药渐感缺乏，给养也不能维持多久，长期被围，前途堪虑。李玉堂表面上对解放军似不在乎，见面就叫我注意防范内部。我也故作镇静地告诉他：这个军官兵是我多年患难与共的部下，我有把握。这时，李竟经常找他的副官处长摆坛扶乩求神问卜，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说：“北面援军不可靠，南面援军不出一个月一定到来。”这显然是从鬼话中得来的安慰。
  7月初，解放军攻击重点转移至西关。西关是防守上的薄弱环节，虽然筑有坚固的阵地，配备炽烈的侧防火力，但在解放军机智灵活，勇敢顽强地攻击下，遂被攻占。扼守该地的三三一团伤亡较重，其他方面大都处于胶着状态，相持不下。而绥区司令部李玉堂就在这战斗正酣的状况下，为其亡母大办丧事，举行遥祭，摆设灵堂，身穿孝服，群官均佩黑纱，在侧陪祭。我回军部后，把所见到的情况向幕僚们作了介绍，大家均认为是不祥之兆。有一天，李的副官处长通知我说：“今天是司令官的诞辰，请去参加祝寿。”当时，我顿感不满，这是什么时候？还有这些闲情逸致！其实这正反映了反动统治阶级在日暮途穷时的病态心理。
  我为了确保兖州，即以战斗力比较坚强的三三四团布置于西关，全力固守。并令军特务营、骑兵连在西门内构设第二线阵地，奋力挖掘内壕，以备西关被突破后，继续顽抗。到了7月初，西关战斗顿呈剧烈，形成争夺一屋一墙的拉锯状态。每到夜晚，战况更烈。据守西关一带的部队，每到夜晚，即全数进入阵地，多日不得睡眠，疲乏已极。当时伤兵日益增多，部队缺员，战斗力减弱，而医院设备简陋，药品奇缺，对伤病员治疗很差，官兵怨声载道，士气日趋低落。
  7月10日前后，徐州“剿总”鉴于兖州战况危急，但又派不出援兵（黄伯韬部虽曾一度到达邹县附近，因豫东告急，旋即撤去），即以自欺欺人的办法，说什么化学迫击炮威力无比，弹着点周围200米区域内的人无一幸免，打不死也要被震死。兖州城内存有大量的炮弹，是以前驻兖部队遗留的，但没有炮。因此在这垂死的阶段，派飞机空投了一门炮，但是没有人懂得它的性能和射击方法，只有依照附带的说明书去临时操练。当时由军参谋长刘士岭（日本士官炮兵科毕业生）负责教练和指挥试射，结果其效能与普通迫击炮并没有多大差别，又由于操作不熟练发生了故障，从此便被搁置一边。这时，人民解放军已接近城垣，炮火已失去效应。
  7月12日晚，人民解放军展开了全面总攻，炮火之猛，前所未有，据炮兵观察，均是美式榴弹炮。不到几个小时，西关城垣数处被摧毁，出现缺口数处。扼守西关的三三四团伤亡甚重，团长马振铎负重伤。解放军充分利用炮火威力，从城垣缺口冲进城内，该处顷刻间一片混乱。我当时还企图顽抗，急令三三二团弥缝城垣缺口，防止解放军后续部队突入，并令军特务营、骑兵连立即进入第二线阵地，阻遏突入城内的解放军向前扩张；调军补充团撤进城内作军的总预备队，企图挽回颓势，作最后的抵抗。
  7月13日，人民解放军已逐步渗透西关阵地，进入城内，驻在西城的绥区司令部被占领。李玉堂率其僚属匆匆地跑到军部找我，见面后，他掏出了一封信给我看。这封信是李延年从飞机上空投下来的，是蒋介石假借李延年之口，对李玉堂作无可奈何的最后指示。大意是：豫东战况不利，不能抽派援军，希利用时机设法突围。李玉堂把信递给我后，就哭起来了。他说战况已难扭转，要我放弃城垣，退到东关，待黄昏后突围北去济南。他作了这样的指示后，即率僚属从东地道下逃到了东关。
  在李玉堂和我会面之前，我正同一一一旅旅长刘书维、副旅长杨毓芳交换意见。他们的意见是战况已不堪收拾，建议派人与解放军联系，可是我却认为时机已晚，过去解放军曾用炮弹打进来好多传单和信件，用过去的熟人如张学诗、万毅等的口吻，劝我停止抵抗，归顺人民，而我竟错过了机会、顽固到底。现在打到这个地步，无脸见人，因此不肯接受他们的建议。但我当时也的确无路可走，因此有些犹豫。李玉堂离开了军部以后，我即召集军参谋长和各处长等研究对策，并告知他们说李玉堂已走，我们怎么办？大家哑口无言，独副参谋长刘士岭（曾在济南以东龙山战役被俘，经人民解放军教育宽大释放的）发了言，他说：“我们倒没有什么关系，唯你地位太高，怕不方便。”到此，我下了决心，放弃城垣，转至东关，准备黄昏后突围。
  当日下午，兖州城垣基本已为人民解放军所占领，包围圈渐趋紧缩，部队已成混乱状态，有的原地抗拒，有的自由逃奔。我与李玉堂见面时，他说情况紧迫，已不能待到黄昏再走，要我同他立即行动。他的随员已为他备妥便衣，立即化装，向徐州方向逃遁。我见李玉堂带着一群僚属走了，自己盘算，不能跟李玉堂一道逃向徐州，即使侥幸地逃出去，他会把战败的责任诿罪于我。同时我想起在周村、张店战役，逃出去的整编三十二师师长周庆祥，结果还是被蒋介石给毙了。因此，决心向济宁方向突围，找自己的部队，认为只要能抓住一点部队，蒋介石将会敷衍我。遂带了一部官兵，由车站向南越过铁桥、转向西南方向突围。午后5时，行到城南一个村庄附近，见到伤亡的官兵遍地皆是，而国民党空军又疯狂地滥炸与扫射，触景伤情，感慨万分！心想这支部队跟随自己多年，今天落得这样的残局，好不凄惨；即便逃出去，又有何脸面与一一二旅的官兵相见呢？而蒋介石能否放过我，还不敢说，终究是没有好下场的。幸而在这最后时刻，下了投向人民，听凭发落的决心，当即派侍从副官邓超找来一位解放军王兴发同志，说明我的身份和意图，承蒙他把我引到第十九师熊师长处，就这样放下了武器，投诚了解放军。我部官兵听说我已归顺人民，他们也纷纷放下武器，兖州战役遂告结束。
  （兖州市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