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当1928年春国民党北伐军进军山东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借口保护侨民，向我国济南发动了武装侵略。这是日本第二次出兵了。第一次出兵，是在1927年5月间。那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头目田中义一组成的侵华内阁当政。他们看到蒋介石统率大军由南京渡江北伐，便立即出兵山东，侵入济南。不过那次蒋介石因武汉政府的张发奎将军要东征，南京受到威胁，乃将进占徐海各军急速南撤。因此，日本侵略军到济南扑了一个空。但田中内阁对我国的侵略是有其深远的阴谋的。在那次出兵的同时，曾由日本外务省召开了所谓“东方会议”，决定：（一）保护在中国的既得权益，为了自卫虽出兵亦所不辞；（二）对中国东北将负起整个治安之任，并使满、蒙脱离中国而独立。这就是田中的所谓积极政策。为了保证这一侵略政策的贯彻执行，田中内阁还对其国内反对侵华的进步人士实行了野蛮的镇压，被迫害的达千人以上，其中被扣押的达300余人。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第二次入侵济南与第一次不同。它是看到北伐军从鲁南向北全面推进，迫使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等残部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才急急忙忙地拼凑起来的。日本内阁最初决定派第六师团全部进犯济南，但因出动整个师团运输不易，乃改变计划，派该师团的斋藤旅团为先遣队，以便迅速侵入济南。后来看到北伐军势如破竹，恐怕先遣队也不能按时赶到目的地，才又决定由驻天津的日军中派遣3个中队，由上泉中佐率领向济南急进。这部侵略军于4月21日到达，斋藤旅团到4月26日才到济南。他们见北伐军已到泰安，为迅速控制济南，在济南商埠一马路、三马路和纬一路、纬三路之间划成东守备区；在二马路、六马路和纬六路、纬十路之间划成西守备区。各个守备区都在街道交叉路口堆积沙包，设置活动电网，日军守兵则实弹瞄准马路上向他接近的中国人，不问你是军人还是老百姓。这表明他们已完成了对商埠的占领。至于其第六师团的主力，则由福田师团长率领，从龙山徒步行军，于5月2日上午11时赶到了济南。他们以为我北伐军如无对日作战决心，只要发动一次小规模的攻势就能实现其侵略野心，故于5月3日向北伐军驻在商埠的部队发动突然袭击，企图一举而赶走这些部队，威胁国民党放弃北伐计划，以实现其控制华北的罪恶目的。当然，他们是有充分作战准备的。在福田师团入侵济南的同时，他们就完成了名古屋第三师团的动员，并作好了战时编组，如济南事件发展成为正式的中日战争，那么，他们就会源源出动其侵略军。
  原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继续北伐。接着就把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和与国民党建立联系的各军编成四个集团军。蒋介石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各个集团军都是由各自原来所率领的部队编成。第一集团军计分为四个军团和一个预备军；第一军团由刘峙的第一军、顾祝同的第九军、缪培南的第四军编成，以刘峙兼任总指挥；第二军团以陈焯的第二十六军、范熙绩的第三十七军和另一部队编成，以陈调元任总指挥；第三军团以张克瑶的第三十三军、我（作者原名耀组）的第四十军和夏斗寅的新二十七军编成，由我兼任总指挥；第四军团以阮玄武的第三十四军、鲍刚的第四十一军、马文德的第四十二军与一骑兵旅编成，以方振武任总指挥；驻在江西的第三军王均部编为总预备军，以朱培德为前敌总指挥，但朱培德始终未就前敌总指挥职，后来只有朱世贵的第六师到了前线。
  蒋介石于1928年2月中旬从南京到徐州搞了一幕所谓誓师大会。3月底蒋再度到徐州部署军事，向张宗昌、孙传芳等部北洋军发动了全面攻击。这次的作战部署是这样：第一军团位于台儿庄、韩庄之线，向枣庄、临城、兖州之敌攻击前进；第二军团位于台儿庄（不包含）以东，向沂水之敌攻击前进；第三军团位于沛县、丰县之线，向鱼台、济宁之敌攻击前进；第四军团位于砀山、单县、归德，向金乡、济宁之敌攻击前进。
  第一集团军各军团于4月10日开始向各自的目标进攻。除了第三军团曾在鱼台地区与孙传芳部发生激战，北伐战争中以勇敢著称的龚宪师长不幸战死外，其余各军团的对敌攻击都很顺利，特别是第一军团正面之敌张宗昌、褚玉璞残部，已经不堪一击。还因为进攻部队从冯玉祥部借来一列铁甲车开路，迫使张宗昌在津浦铁道上活动的白俄铁甲车队抬不起头来，从而一往直前，简直看不到敌人的踪影。各军于4月20日左右先后到达兖州——济宁之线，经过短时休整，继续前进。第三军团于4月22日自济宁与津浦铁路平行向北追击，通过泰山山脉各隘路驱逐穆扞寨、白马寺之敌而进入黄河南岸平原地区。在此期间，粮食缺乏，军行较缓。占领穆扞寨以后，我即派遣陶峙岳师长率所部第四十军第三师为追击队，携带干粮轻装前进。他们沿途没有遇到敌人，4月30日夜间到达济南附近，5月1日清晨进入济南城。第四军团由方振武率第四十一军和骑兵旅经汶上、肥城向济南挺进，亦于5月1日进入济南。当夜入城部队驻地如下：第一、第九两军驻城内；第四军初驻商埠，后又移驻辛庄兵营；第二军团驻济南东面的大辛庄以东；方振武部四十一军第九十一师驻城内，第九十二、九十三两师则与四十军第三师同驻商埠；方部第三十四军阮玄武部则驻辛庄兵营。
  我的第三军团主力，于5月1日午前到达距济南西南十几公里之党家庄。当时我判断济南既有日军盘踞，我军必须有作战准备，与敌人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距离。因此，决定即在党家庄附近设营。随即派参谋长谢履和所辖各部队联系，保持待机作战态势。我为了深入了解济南日军动态，并视察第四十军第三师的实际情形，于午后率领参谋、副官及卫队数人，亲赴济南。日军在各重要交通路口堆积沙包，下有枪眼，上有帽堡，架着机关枪，掩体前布有活动铁丝网，日军在胸墙内作瞄准姿势，其步哨则放出距工事线数十米或百米不等。我当时已意识到：日军的这种态势，在军事意义上说，它已经占领了济南，中日两军的冲突势难避免。为了使自己的部队处于有利地位，我即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命令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团长王校膺所属两个营，迅速从紧靠日军的纬一路、纬二路附近驻地转移到商埠西端该师师部所在地集结待命，一面准备去找第三师师长陶峙岳筹商对策，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这时，忽闻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也于昨夜到达济南城，在旧督署办公。我初闻此讯，以为济南情况正值十分严重，总部亲来顶住，乃是好事。继而想到统帅部处于日军枪口之下，已陷于被动的不利地位，还会给所属官兵以中日两军可以和平相处的错觉，从而松懈战斗意志。因此，我立即赴总部去见蒋介石，除了大略谈了一下从徐州北上以来的重大事情以外，着重说明了商埠日军作战部署的严重形势，提醒蒋特别注意。但蒋听了我的话以后，竟处之泰然。他说：日本参谋本部派有佐佐木中佐为联络参谋，和总司令部同车到来，已令其向日军司令部交涉，撤除阻碍交通的工事。当时我的印象是：蒋介石并没有意识到中日民族间的矛盾和日本出兵济南的企图是怎样一回事。他好象还是同住在上海租界一样，有了帝国主义军警的保护，就可高枕无忧。不过，我又以为佐佐木中佐既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出，那么，他就有权和任何一级日军部队长交涉，且看他交涉的结果怎样。当天午后，日方放出了和平妥协的空气。我到普利门外视察，看到日军果然在撤除其在纬一路和纬二路地区所设置的障碍物。因此，我也误认为日军已经改变主意，放弃武装挑衅。并由此而联想到1922到1923年华盛顿会议日本在英、美压力下归还山东半岛的一段历史。现在英、美的国际压力仍然存在，而中国的形势也有了新的变化，日本政府改采温和政策，并不是不可能的。由于有了这种幻想，我对当时的危急形势，也是抱着乐观态度，专待5月3日参加总部会议，以便按照新的计划继续北进。殊不知就在5月3日这一天早上，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济南的武装挑衅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