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陈毅担架连”是解放战争时期寿光县的一个支前民兵组织。它跟随华东野战军转战26个县，行程17000里，忍饥受饿，跋山涉水，抢救伤员，运送弹药，出色地完成了支前任务，荣获“陈毅担架连”的光荣称号，陈毅同志为它题了词。
  当时马泮祥同志任这个连的指导员，侯爱华同志是党支部委员三排长，对于这个担架连的组织和战斗历程还记忆犹新。那是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向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陈毅司令员奉命指挥华东野战军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响应“战争不忘生产，生产不忘支前”的号召，组成运输队、担架队，开赴前线，支援战争。
  当时，我们寿光县临湖、泊东两区组成了一个123人的担架连，从寿光开赴桓台县的索镇，接受了渤海区支前委员会的整编，编为渤海子弟兵团担架队二团二营三连。单连桂同志担任连长，他原是寿光县武委会的一个股长，抗日战争期间任渤海区海防营的连长，作战时负伤，一条腿有点病。张汝汗任副连长，政治指导员原来是王春三同志，整编后他调到文工团工作，指导员改由广饶县常龙鳌同志担任，马泮祥原在临湖区任武委会干事，这时就担任了副指导员。这个连的成员多是两个区六区、八区，27个村的民兵骨干和县区干部。开始由一个营精减编为一个连，连以下系三三编制，外有一个事务处，设有事务员一人，各排班均设正、副排班长。每排有担架9副，每副担架为一组，设组长一人。全连党员38名，建立了党支部，有委员7人，常龙鳌任支书。连内设俱乐部，由委员9人组成，下设政治学习、军事学习、文化学习、民运、娱乐、经济、墙报等7个小组。在这些组织的领导下，同志们个个斗志高昂，团结一致，纪律严明，胜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整编后，我们连随华东野战军七纵十七师转战山东和苏北各地。自1947年3月整编后出发至1948年1月完成任务胜利归来，历时11个月。爬遍了鲁中、鲁南的崇山峻岭，趟过了胶东、滨海的深涧急流，冒着枪林弹雨，顶着轰炸扫射，参加了孟良崮、南麻、临朐、诸城、三合山等大小战斗60次，经过了桓台、博山、淄川、长山、日照、蒙阴、沂水、费县、临沂、莱芜、莒县、诸城、昌邑、平度、高密、昌乐、安丘、益都、临朐、五莲、广饶、临淄、博兴、邹平、辛城、赣榆（江苏）等26个县，出色地完成了支前任务。经过这次锻炼和考验，党员发展到84人；涌现出一等功臣3人，二等功臣7人，三等功臣34人，其他同志多数也受过奖。我们连曾荣获山东省政府颁发的“巩固模范”、“钢铁担架队”奖旗各一面。部队给我们三面锦旗：一是“陈毅担架连”，二是“陈毅担架队”，三是有陈毅司令员题词的“渤海第三连，真正是模范。学习搞得好，生活能改善。从没开小差，飞机打不散”锦旗。这些锦旗都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内存放。
  担架连的一些惊心动魄的战斗生活使我们深深地铭记心头，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一、行军路上
  当时，按照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战略方针，部队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运动中寻找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就是单凭两条腿与美式装备的敌人的汽车轮子赛跑，因此，跟上部队行军就是我们担架连的重要任务之一。有时一连几天几夜不住脚地跑路。饿了，就把随身携带的炒米、炒面叶抓一把填在嘴里，一面嚼，一面跑。这些东西吃光了，就把部队分给我们的小麦、玉米拿出来生嚼。
  我们从小生长在渤海平原，乍走崎岖不平的山路，很不习惯。开头大家觉得年轻力壮还不在乎，可是没过几天就弄得腰酸腿疼，脚掌上磨起血泡，走起路来疼痛钻心。唯有队员郝道淮同志能顶得住，他在家有打赤脚的习惯，进入山区后，他带的鞋子很快都磨透了，他个子大，脚也大，新发的鞋子都穿不上，就干脆赤脚走路，脚板上磨起老茧，走山路如走平地。他赤脚踢开石块，石块碰石块，火星直冒。谁累了，他就把谁的背包、担架、粮食拾掇到自己肩上。
  为了避开大路上的敌人，我们经常走山间的羊肠小道。一不小心就栽跟头，有时还会滑下山坡，掉进山沟。遇到陡坡峭壁，就得前面的向上拉，后面的向上托，或用担架杆子往上拉。可是一走上较平坦的地段，就会有不少的同志打瞌睡。迷糊过去就忘了走路，后面的同志捅他一下，他才继续往前走。单连长很有办法，他看到同志们疲倦了，就边走边唱起土改小调《翻身在今天》，或来一段山东大鼓《二姑娘送郎参军》。这法子挺灵验，瞌睡的人们都打起了精神。有时，我也弄根小竹管按在嘴上吹嘴喇叭，还学几声狗叫、猫打架，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将疲劳赶跑了。
  昼夜，急行军很少有休息的机会，有时只在山林中或小路旁停个把小时，有的同志一停下来就靠着背包打呼噜；可是有些同志却不肯休息，他们取出自己装订的小本子和自造的蘸笔、墨水，在膝盖上写起来。老解放区的夜校识字班使我们这些目不识丁的庄稼汉学会读书写字，进入担架连以后，多数同志仍利用一切间隙坚持学习。党支部宣传委员还搞了个“壁报栏”，他在一块红布上贴上同志们的决心书、挑应战书和学习心得等，途中休息或一到驻地就挂起来，大家就围拢过来很有兴趣地观看。
  由于爬山越岭，鞋子很快就磨穿了底儿，过河时来不及脱鞋，鞋内灌满了沙子，不久就撑破了鞋帮，因此，各班都有针和线，人人都学会缝补鞋袜。常指导员为了让年轻的队员多休息会儿，自己包下为他们补鞋。他说自己年龄大，睡觉比年轻人少，补鞋的手艺也比年轻人好。那些年轻人本来也不肯让指导员受累，可是一到休息时间又禁不住打起呼噜来，早把补鞋的事忘干净了。常指导员就轻轻地从他们脚上脱下那些吡牙裂嘴的鞋子，一针一线地缝补起来。
  1947年是个多雨的年头，入夏以后，更是阴雨连绵，山洪滚滚。我们的鞋子老是湿漉漉的，脚整天泡在水里，多数同志的脚泡肿了，磨烂了。有的同志的脚丫流脓水，有的同志赤脚走路被山石硌破，渗出鲜血，但是我们的同志谁也没叫一声苦。尽管走起来一瘸一拐，却还是咬紧牙关，紧跟部队，谁也不肯掉队。当时，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坚决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保卫解放区，保卫翻身果实。
  二、火线救伤员
  在战斗中抢救伤员，通常分为三道火线：第一道火线是从前沿阵地把伤员抢救下来送到200米外的战地包扎所，这一任务一向由部队同志担任。第二道火线是由战地包扎所把伤员抬到中转站（即前方医院），中间距离不定，有时七、八里，有时一、二十里。第三道火线是从中转站向后方医院长途运送伤员。我们担架连是负责第二道火线的。
  1947年5月，我们华东野战军以5个纵队的兵力将国民党的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团团包围在孟良崮一带，打响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5月15日午后，我军发起总攻。敌人的援兵急眼了，他们发动一次次强大的攻势，企图冲破我阻击部队的阵地，但都没有得逞。天黑以后，敌人简直发疯了，炮弹一个劲地向我阵地倾泻，几十架敌机从我阵地上空投下照明弹和重型炸弹。一霎间，整个战场上的山山岭岭搅成了一团火海。
  情况紧急，我们每个担架队员都为部队的处境焦虑不安。大家都知道，我们共产党领导的英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可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各班各排都悄声的议论起来，一会儿，三位排长和几位班长来到我和单连长跟前，他们一致要求担任第一道火线的抢救任务，换下部队的同志投入战斗。
  我和单连长带着全连同志的请战要求，找到师政治部的黄主任，把全连队员心里的话倒出来。黄主任再三劝阻，我和单连长坚持要求。黄主任只好和纵队首长通了电话，经纵队首长批准，才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敌人开始了新的冲锋，马泮祥和二排长刘玉汝奉命带两个班扛着十几副小担架，第一批上火线抢救伤员。在一位部队同志的引导下，我们向着我军据守的山头阵地爬上去，只见敌人的炮弹拖着蓝光落在我们不远的地方，敌人扔的炸弹，不时地在我们面前爆炸，枪弹像流星一样在夜空乱飞。我们冲上前沿阵地，部队战斗小组的同志把伤员交给我们，我们抬上伤员就跑。可是山坡陡峭，又没有路走，担架没法抬，我们只好背着伤员走。在上坡下岭或背着伤员爬的时候，伤员往往从我们背上滑下来，这样不但伤员受痛苦，我们行动起来也很不方便。刘玉汝同志想了个办法：解下裹腿，兜住伤员的屁股，系在自己的腰上。大家都照他的样子做，行动起来方便多了。队员郝道淮同志背着伤员在乱石和荆棘中爬行，衣服被扯成碎条条，膝盖磨破了皮，但他一声不吭，一连背了三趟没让人替换。
  孟良崮以后的历次战斗，我们连一直担任第一道火线的抢救任务。7月间我们参加南麻（在沂源县）战斗，我主力部队与敌人血战5昼夜，相持不下。最后，我军奉命撤出战斗，留少数部队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北撤。我们担架连也把最后一批伤员背下来，安置在担架上，随阻击部队北去。这时郝道淮同志还留在阵地上，把最后一个伤员背下来，急速追赶我们。我们忙把伤员放在担架上，郝道淮同志还拣起一个空子弹箱子扛在肩上，说：“空箱子也不能让敌人拣去！”
  此后，我们又投入临朐战役。一天夜里，战斗非常激烈。我带着二排背着20多名伤员下来，从前沿到包扎所的路上，必须经过一块开阔地。这块开阔地象龟盖一样隆起，在探照灯的照射下，被敌人的轻重机枪严密封锁着，密集的子弹打在石头上，乱迸火星。我们被阻在开阔地下面，十分焦急。二排长刘玉汝脱下褂子，摘下军帽，折根树枝子，迂回到离开阔地较远的一块巨石背后，用树枝子把褂子和军帽挑起来，左右晃动着，敌人马上把探照灯光和所有火力都转移了过去。我们乘机背着伤员一跃而起，箭一般地穿过了开阔地。
  临朐战役后，我们抬着伤员随部队迅速转移。一天，我们来到一条河边。当时正是大雨之后，河床里涨满了水。部队首长指挥我们和部队分批挨次过河。我们将担架安置在岸边，有的给伤员喂水。有的帮伤员小便，有的折些树枝给伤员搞伪装。六班长杨寿臣看到只靠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几只行军水壶不够用，出发前用自己的茶缸盛上开水，以便随时给伤员喂水。快速行军，又要使缸子里的水不外溢，困难是可以想见的。我们的同志总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使伤员减轻痛苦。队员杨森林抬的一位重伤员要小便，他怕伤员翻动身体会加重疼痛，从背包上解下自己的茶缸去接伤员的尿。看到这种情形，其他伤员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忽然，敌机向渡口飞来。我们的防空信号急促响起来，战士和担架队员都沉着地分散隐蔽，有的队员把担架伪装好，就地卧倒在旁边。二班长杨希成眼瞅着敌机向他的担架俯冲下来，他急忙从地上跃起来扑在担架上，用身子把伤员掩护起来。这时一串机枪子弹贴着他的担架钻进泥沙里。
  敌机飞走，我们四人一组，把担架平稳地举在头上开始渡河，安全地将所有伤员送到后方医院。
  三、渡河打先锋
  山东南部，到处山岭起伏，河道纵横。大雨季节，山洪暴发，洪水夹着巨石急泻而下。我们担架连随部队转战于沂蒙山区，一天都要过几次河。根据战术的需要，我们部队要牵着敌人兜圈子，因此，我们的背后经常有敌人尾随，头上不时有敌机袭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行动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严重损失。
  8月的一天，我们来到临朐县境的弥河边上，一连十几天大雨，河里涨满了水，急流滚滚，看来渡河的困难实在不小。当时，我们跟随的是师部和它的直属营，还有一个文工团。
  师首长拿起望远镜向对岸瞭望，在想着渡河的办法。我们也在为渡河动脑筋。担架队员丁之培，从小生长在弥河下游，河水满槽时他常常来回泅渡，看到当时的情形，他想下去试试深浅，为大家开辟渡河的道路。他悄悄脱下衣服跳进急流里。大家见有人下了水，都着急地喊叫着。只见小丁一下子栽倒，被水冲走了。三排长侯爱华同志带领十几名队员，顺河岸向北跑着，叫喊着。巧得很，小丁被一块大石头挡住了，激流紧紧把他顶在大石头上，上不去，下不来，动弹不得。侯爱华同志带领着队员把胳膊挽在一起，面朝上游，双脚横着移动，渐渐靠近了大石头，把小丁救了上来。原来，小丁下水没走多远，就被水冲滚动的石头撞倒了。这是小丁在下游泅渡所没遇到过的事。
  二排长刘玉汝瞅出了门道，他把单连长拉到一边研究着。单连长也有了主意，便向师首长那里走去。他同师首长谈了好一阵子，师首长点了点头。单连长兴奋地跑回来，大声喊着：“二排长过来！”这时二排长刘玉汝和全排早作好了准备，听得一声令下，马上把队伍带到河边。单连长作了简单的战斗动员，刘玉汝就带队下水了。他们三个班，每班排成一行，互相挽着胳膊，面对上游双脚横着移动，集体与急流搏斗着。有的同志被滚石打得身子倾斜，打个趔趄，但在两边同志的搀扶下，又挺起身子前进。二排同志象水上的铜墙铁壁，冲向对岸，又返回来，为渡河开辟了航道，岸上的人们都鼓掌欢呼。
  大队人马开始渡河。个子小的师文工团的人员都夹在我们中间。到了水深的地方，我们都挽起他们，他们都脚不着地的飘着走。我们担架连100多同志大都过了3个来回，直到把师部的物资和文件运完，把文工团渡完为止。师直属营的同志也用同样办法渡河。师首长一再称赞我们：“到底老解放区的民兵有勇有智。”
  四、飞机打不散
  1947年7月28日，我们渡过沭河，随部队到达沂源县四区大石桥村。部队后勤单位搞来一部分面粉，准备让大家饱餐一顿。老乡们听说自己的队伍来了，都从山里回来，找出藏了的铁锅帮我们烧水做饭。
  正在吃饭的时候，忽然飞来两架敌机，向村里投下了十几颗炸弹。许多房屋被炸塌，树木被炸断。一会儿，有人来我们连部报告说，二排出事了！我们都十分震惊，扔下饭碗，急忙向出事地点奔去。
  这是一个农家小院，已经被炸得墙倒屋塌。部队和担架连的十几位同志正在从屋里往外抬着遇难同志血肉模糊的尸体。我们扑过去，谁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都失声痛哭。
  经过仔细辨认和查对，我们担架连的刘兆和、马全保等9名同志牺牲，另有6名同志负伤。一起遇难的还有部队的几位同志和房东的两个小女孩。六班长杨寿臣还没有进屋，幸免于难。他含着眼泪述说了当时的情景。原来，同志们正围着锅吃饭，一颗炸弹穿过屋顶落在锅里，一声爆炸，房子都坍塌了。
  部队首长派人送来了一些白布，我们把战友的尸体裹好，借来门板，抬着向村外走去。
  在村北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我们为战友挖好了墓穴，掩埋好战友的尸体。大家流着眼泪向战友告别，青年队员都放声大哭。常指导员站在一块石头上，大声说道：“同志们，记下这笔血债，擦干我们的眼泪，为死难的同志们报仇啊！”
  “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啊！”
  “向蒋军讨还血债！”
  大家齐声怒吼，声音在山间回荡。
  这时，上级下达了马上出发的命令。我们急忙找来一些石头，放在每个战友的墓前作好标记，立即跑步回村，整队出发。
  正如陈毅司令员给我连题词中说的那样：“渤海第三连……飞机打不散。”我们一直战斗到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圆满地完成了寿光人民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