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李澄之，由一个爱国民主主义者逐步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前进过程，时刻激励着我们。他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沉着冷静、坚韧不拔、善于团结、平易近人的政治风度，以及他接近党以后，坚决信赖党、服从党领导的精神，深刻地铭记在我们的脑海里。他曾为我省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澄之同志追求真理，历经曲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李澄之是临沂人，其父亲李筱岩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从事民主革命。澄之幼受熏陶，富有救国救民思想。当他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行将毕业时，“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他奔走呼号，痛斥卖国的“二十一条”，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反对巴黎和会袒护日本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并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向反动政府请愿。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就在这之后参加了中国国民党。1926年“三·一八”惨案，他积极参加向段祺瑞政府请愿的活动，目睹许多学生惨遭杀害，悲愤填膺，随即去武汉参加国共合作下的北伐战争，任政治学校教官、汉阳兵工厂党务特派员。之后被派回山东泰安，在山东省国民党省党部任常务委员。当时他到处演讲，宣传“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西山会议派”。
  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宁汉合流以后，澄之同志被排挤离开了山东省国民党的省党部，到北平教书办学，并和张郁光等人把华北几省的一些国民党左派组织起来，人称“大同盟”，积极反对国民党背叛革命的行径。1930年当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时，他们在北京参加了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的扩大会议，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求实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实行民主。这次反蒋失败后，仍回北平教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多方寻求救国的道路。1935年日寇侵华日紧，蒋介石步步退让，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则集中力量“围剿”红军，杀戮共产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澄之深恶新旧军阀对外屈膝辱国，对内镇压革命的反动政策，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从此，他赞同并响应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救国的主张。“一二·九”运动中，他和许多进步学生密切联系，同在京文化界的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经常接触，积极向共产党靠拢。他和当时的北京市长秦德纯有姻亲关系，因而参加了冀察政委会宣传处的工作，利用这种机会，出入于宋哲元、秦德纯和我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推动了二十九军的抗日行动，缓和了宋、秦与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他还约同友好创办“春秋书店”，经销进步书刊，创办协华学校，团结进步人士，参加我党领导下的一些活动，营救被捕学生，掩护共产党员，逐步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国民党左派走上了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澄之同志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无论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日子里，他都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忱。1938年，他从武汉国民党教育部争得山东教育督导员的名义，以合法身份回到敌后故乡山东。在聊城和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打过招呼后，就急忙赶到鲁南，寻找党的组织，争取在党领导下，致力于敌后抗日工作。这时六十九军正驻扎莱芜，政治部长张友渔和政治部的一些党员同志多与他在北京相识，许多有志于敌后抗日活动的朋友，团结在六十九军政治部所组织的鲁南抗敌工作团之内，他也参加了该团。不久，六十九军政治部和我党的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共同组织了鲁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推定他为宣传部长。当时，鲁南沂蒙广大山区无敌踪，他就以鲁南动委会的名义到各县活动，加强了各县动委会的联系。沈鸿烈电委他在鲁南筹办山东省第四联合中学。他和几位老友商量，认为有此合法地位和经费来源，有利于教育青年，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因此便接受了这个任务。选择了蒙阴县坡里村为校址，并到处延揽人才，聘请了彭畏三、徐步云、张立吾等不少坚持抗日追求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四联中任教。坡里距中共山东分局当时驻地王庄很近，在中共山东分局的影响和指导下，这个学校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使学生深受启迪，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沈鸿烈从鲁西到鲁南以后，首先迫使鲁南动委会停止活动，随后在1939年麦季日寇对鲁中“大扫荡”时，又强行停办第四联合中学，说鲁南动委会是共产党的组织，第四联合中学也是共产党活动的中心、基地。这时，澄之偕同许多友人和党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直接接受党的领导。他与沈鸿烈多次谈判，劝沈鸿烈团结抗战，不要排斥抗战组织和力量。他联合了许多朋友，成立了鲁南国民抗敌协会，执行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路线、方针，但是，沈鸿烈顽固地走破坏团结抗战的道路，极力排斥共产党、八路军。在沈鸿烈所统治的地区，不准抗协活动。澄之毅然组织带领许多朋友到中共山东分局驻地，按分局指示，公开打出鲁南动委会、抗协的旗号，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直接领导了鲁南动委和抗协，以鲁南动委会名义发动组织了鲁南抗敌自卫军，团结了许多开明的士绅名流，特别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当时鲁南各地中、小学教师中不少人参加了抗协。抗敌自卫军直属部队发展到两千多人，直辖两个团。1940年分局负责同志提出将抗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以便争取国民党左派。澄之很理解我们党的统战政策，并说服大家，服从党的领导，按照党的指示办事，起了团结同志、共同进步的积极作用。
  1941年冬，日寇出动5万敌兵进行“大扫荡”，澄之同志不幸被俘。日寇如获至宝，采取软化、诱降的手段，妄图“放长钱钓大鱼”。澄之坚毅沉着、冷静观察敌人的阴谋，抱定“不死不屈，相机逃出”的方针，以沉默寡言从容应付的方式，进行机智斗争。最后在我党组织的营救下，于1943年安然返回解放区，继续到省战工会（是年改为省行政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兼省建国学院副院长。
  1945年，澄之应党中央电召到达延安，会见了过去在北京相识的不少同志。在此期间，他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及政治水平，并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事业，其后，他作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顾问，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谈判期间，他利用各种关系，宣传党在我解放区实行的各项民主政策及党的团结建国方针。他利用各种渠道，了解国统区各阶级、阶层的动向和要求，了解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一些情况，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供我代表团参考。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澄之仍回山东，任山东大学校长并兼作山东救济分会工作。
  1948年秋济南解放，他首任济南市教育局长，为迅速恢复全市的大、中、小学教育，作出了出色的成就。继而任省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并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革中央委员及民革山东省委员会主委。在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恢复我省国民经济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澄之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办事认真，团结同志，有良好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他严守党的机密，直到最后一息；他长期以爱国民主人士身份进行工作，但不以非党人士自外；他多年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却从不以领导干部自居。1954年他当选为山东省副省长，分管农林水和体育等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他尤其重视曾是老革命根据地的贫困山区的生产和生活，强调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全面发展。有一次，他深入到临朐县的九山总结造林经验，因为下了大雨，山洪暴发，汽车不通，他就骑着小毛驴进山。临朐这一带，不少人都知道李省长骑着毛驴上九山的故事，有人还为此编了赞美的歌谣。他工作认真，善于发现和推广先进经验。为解决广大山区治水吃水问题，他到各地召开水土保持现场会议，亲自抓临沂地区稻改，与河北、河南、江苏等兄弟省反复协商解决水利纠纷，奔波于泰山脚下、胶东半岛、沂蒙山区总结推广修整各种梯田的经验，至今这些地方的人民还深深怀念他。
  1966年初，澄之同志正在意气风发、大展宏图之际，不料患了致命的肝癌，并于同年3月26日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的病逝使患难与共的同志们悲痛万分，干部、群众痛惜哀悼。中共山东省委为他组织了隆重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