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打完日本票车后，我们鲁南铁道队又吸收了部分队员，经过简单地整顿教育，队员们的精神更加振奋，抗日必胜的信心更足了，个个摩拳擦掌，要求趁热打铁，再给枣庄的鬼子点颜色看，以打击敌人的气焰。我们看到队员的情绪这么高涨，心里特别高兴。于是，经充分研究，决定再打一次枣庄国际公司，来一个第二次血染洋行。
1940年8月下旬，我奉命化装回枣庄侦察。因第一次打洋行以后，鬼子对洋行的戒备严得多了，院墙的四周都架上了电网，门口放了岗，不准老百姓去买东西。洋行里鬼子增加到13名，全部是日军从战场退下来的军官。这时，洋行里没被我们杀掉的三掌柜金山已失宠，日本特务机关又派夹了特务老手、矛山郎中将任大掌柜的，金山被排挤到洋行外面住。经过一番努力，但没有能够混进去。回到铁道队以后，研究了一番，也未找出个好办法来。正在这时，鲁南军区来通知，让杜政委去汇报情况。杜政委说：“我到军区顺便请示一下，听听军区首长有好办法吗？你们可继续想办法弄清洋行的情况。”
杜政委走后，我与洪振海商量，时间紧迫，咱们想法再试一次。他把队员安排好，俺俩又进入枣庄侦察。到了洋行附近，洪振海到了一个茶摊上喝茶，侦察外面的情况。我拿着一个大酱油瓶子，装作买酱油向洋行门口走去，正巧碰到了金山。我虽知道他已受排挤，与新上任的洋行特务头子矛山郎有矛盾，但对金山目前的详情了解不太清楚，我怀着疑惑的心情朝金山走去。金山笑嘻嘻地先开了腔：“王的，什么的干活？”我说：“买酱油的咪西。”他又问：“怎么不进去？”我答：“进不去。”他说：“我的带你进。”
我跟着金山顺利地进了洋行的大门，先到了卖洋布柜台，接着又看了卖五金的。金山边走边介绍，并推荐我买。我说：“没钱。”他说：“你的发财的有，怎么没钱？”我象以往一样，亮出大拇指说：“三掌柜的现在这个的有，你才是发财大大的！”金山沉下脸气愤地说：“哼！哼！我的已经不在洋行的。”他边说边指着矛山郎的住处说：“他的大大的坏的！”听到这里，我心里完全明白了，原来的情报还是准确的。我随金山又看了几间屋，其中有一间屋我想进去，金山说里面有大掌柜的家属，不让我进。我把日军的住处都弄清以后，便向卖酱油的柜台走去。我打了3斤酱油，正想交钱，一掏没零钱，金山上来替我交了。我也没客气，借找钱的工夫，提着酱油瓶就出了洋行。金山等找完钱，回头见没人，马上出门追上我，并比划着手势对我说：“你的铁炮的拿来，他们统统死啦死啦的好！”我装作没听懂，他又比划着用枪的样子。我说：“咱不玩那家伙，我的酱油等着咪西的！”我立即离开了金山，找到洪振海，我们飞也似地回到齐村。
当天，我把侦察来的情况介绍给铁道队的同志，大家经过认真地分析研究，认为马上行动比较好，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即使金山靠不住，敌人也来不及布防。于是，确定去32名队员，分成5个组，队员们分别带短枪和大刀片。一计算，大刀片不够，我们通过齐村自卫团地下党员王磊同志借了好几把大刀片。武器备好后，又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当晚10点钟我们到了枣庄洋行附近。洪振海先干掉了在门口的日本警卫。大家迅速绕到洋行院墙的南面，因墙高，并架有电网，不便越墙，我们便手持铁钎和大锤在院墙上打起洞来。为了防止出声音，曹得清同志找了一条破麻袋包上，声音稍小了些。因为墙壁很厚，铁钎上又包着东西，挖洞的进度很慢，直到第二天清晨4点钟才挖通。我们进去4个组，每组4个人，配备1支手枪和3把大刀片。洪振海带一个短枪组在外面掩护，我在院子里任总指挥。战斗组按预定的方案，各奔自己的目标，三下五除二，分住在4间屋子的日军全被干掉，三四分钟解决战斗。我们正准备集合撤出，发现梁传德那个组还未到。我过去向那屋里一看，1名日本兵手持白腊杆正在与梁传德搏斗。我用手枪一点射，将那日兵击毙。待我们准备撤出时，火车站上的日军已发现洋行出事，探照灯不时地朝这里扫射，日军队伍很快地包扑过来。我一看情况很危机，再从洞口出去已来不及，命令一名队员砸锁。那队员很机灵，将随身带的大斧头取出，只听“咔喳”两声，大锁砸开了。队员们在我和洪队长的指挥下，迅速冲出洋行，朝预定地点奔去。这次夜袭洋行，杀死13名日兵和1名日本翻译，缴获长、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块。
我们第二次血染洋行胜利地返回驻地齐村后，天已大亮，杜季伟政委也从军区回来了，他听了我们的汇报，特别高兴，并表扬了战斗中完成任务出色的同志。接着，杜政委传达军区指示：为配合山里反扫荡，铁道队要立即破袭临枣路，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我们奉命于1940年9月的一天晚上，出动30余人，并发动沿路的上百名群众，将临城至枣庄的铁路支线扒掉铁轨3里多，砍断电线杆100余根。我们搞下来的这些铁轨、枕木、电线和电线杆，能运走的全部运走，不能运走的就地破坏或埋掉，再不然就扔进水坑里去，反正叫敌人一时修不好。
铁道队拉起来才几个月就袭击日军十几次，沉重地打击了临枣台铁路线的敌人。敌人恼羞成怒，在车站上不时地搞戒严，加强防务，在火车上也增加了武装押运人员。凡是我们截过火车的地点，他们都增设了据点，还不断地对这些地方派出人马搞“清乡”，安插特务搞监视。他有关门计，咱有跳墙法。咱有党的领导，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人熟地熟；他在明处，咱在暗处，能合得拢，散得开，打得准，截得住。敌人对咱是捕不着，抓不住，所以干发急。
我们在临枣台线上的活动，也鼓舞了人民群众。兄弟爷们儿在公众场合虽然不能高声大嗓谈论，可一伸手比划个“八”字，谁的眼里都透出一种亮光。我们的行动也启发、教育了一些靠“吃两条线”（在铁路上搞物资谋生）的青年，他们有时也学着我们的样干两下，搔扰日军运输。后来，他们在当地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也成立了铁道队。1940年7月，鲁南军区将三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杜季伟任大队政治委员，洪振海任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
没用半年，我们原先12个人的铁道队发展成了有4个中队的鲁南铁道大队，人多了，枪多了，仗也越打越大了，铁道队名也更响了。
1940年8月下旬，我奉命化装回枣庄侦察。因第一次打洋行以后，鬼子对洋行的戒备严得多了，院墙的四周都架上了电网，门口放了岗，不准老百姓去买东西。洋行里鬼子增加到13名，全部是日军从战场退下来的军官。这时，洋行里没被我们杀掉的三掌柜金山已失宠，日本特务机关又派夹了特务老手、矛山郎中将任大掌柜的，金山被排挤到洋行外面住。经过一番努力，但没有能够混进去。回到铁道队以后，研究了一番，也未找出个好办法来。正在这时，鲁南军区来通知，让杜政委去汇报情况。杜政委说：“我到军区顺便请示一下，听听军区首长有好办法吗？你们可继续想办法弄清洋行的情况。”
杜政委走后，我与洪振海商量，时间紧迫，咱们想法再试一次。他把队员安排好，俺俩又进入枣庄侦察。到了洋行附近，洪振海到了一个茶摊上喝茶，侦察外面的情况。我拿着一个大酱油瓶子，装作买酱油向洋行门口走去，正巧碰到了金山。我虽知道他已受排挤，与新上任的洋行特务头子矛山郎有矛盾，但对金山目前的详情了解不太清楚，我怀着疑惑的心情朝金山走去。金山笑嘻嘻地先开了腔：“王的，什么的干活？”我说：“买酱油的咪西。”他又问：“怎么不进去？”我答：“进不去。”他说：“我的带你进。”
我跟着金山顺利地进了洋行的大门，先到了卖洋布柜台，接着又看了卖五金的。金山边走边介绍，并推荐我买。我说：“没钱。”他说：“你的发财的有，怎么没钱？”我象以往一样，亮出大拇指说：“三掌柜的现在这个的有，你才是发财大大的！”金山沉下脸气愤地说：“哼！哼！我的已经不在洋行的。”他边说边指着矛山郎的住处说：“他的大大的坏的！”听到这里，我心里完全明白了，原来的情报还是准确的。我随金山又看了几间屋，其中有一间屋我想进去，金山说里面有大掌柜的家属，不让我进。我把日军的住处都弄清以后，便向卖酱油的柜台走去。我打了3斤酱油，正想交钱，一掏没零钱，金山上来替我交了。我也没客气，借找钱的工夫，提着酱油瓶就出了洋行。金山等找完钱，回头见没人，马上出门追上我，并比划着手势对我说：“你的铁炮的拿来，他们统统死啦死啦的好！”我装作没听懂，他又比划着用枪的样子。我说：“咱不玩那家伙，我的酱油等着咪西的！”我立即离开了金山，找到洪振海，我们飞也似地回到齐村。
当天，我把侦察来的情况介绍给铁道队的同志，大家经过认真地分析研究，认为马上行动比较好，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即使金山靠不住，敌人也来不及布防。于是，确定去32名队员，分成5个组，队员们分别带短枪和大刀片。一计算，大刀片不够，我们通过齐村自卫团地下党员王磊同志借了好几把大刀片。武器备好后，又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当晚10点钟我们到了枣庄洋行附近。洪振海先干掉了在门口的日本警卫。大家迅速绕到洋行院墙的南面，因墙高，并架有电网，不便越墙，我们便手持铁钎和大锤在院墙上打起洞来。为了防止出声音，曹得清同志找了一条破麻袋包上，声音稍小了些。因为墙壁很厚，铁钎上又包着东西，挖洞的进度很慢，直到第二天清晨4点钟才挖通。我们进去4个组，每组4个人，配备1支手枪和3把大刀片。洪振海带一个短枪组在外面掩护，我在院子里任总指挥。战斗组按预定的方案，各奔自己的目标，三下五除二，分住在4间屋子的日军全被干掉，三四分钟解决战斗。我们正准备集合撤出，发现梁传德那个组还未到。我过去向那屋里一看，1名日本兵手持白腊杆正在与梁传德搏斗。我用手枪一点射，将那日兵击毙。待我们准备撤出时，火车站上的日军已发现洋行出事，探照灯不时地朝这里扫射，日军队伍很快地包扑过来。我一看情况很危机，再从洞口出去已来不及，命令一名队员砸锁。那队员很机灵，将随身带的大斧头取出，只听“咔喳”两声，大锁砸开了。队员们在我和洪队长的指挥下，迅速冲出洋行，朝预定地点奔去。这次夜袭洋行，杀死13名日兵和1名日本翻译，缴获长、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块。
我们第二次血染洋行胜利地返回驻地齐村后，天已大亮，杜季伟政委也从军区回来了，他听了我们的汇报，特别高兴，并表扬了战斗中完成任务出色的同志。接着，杜政委传达军区指示：为配合山里反扫荡，铁道队要立即破袭临枣路，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我们奉命于1940年9月的一天晚上，出动30余人，并发动沿路的上百名群众，将临城至枣庄的铁路支线扒掉铁轨3里多，砍断电线杆100余根。我们搞下来的这些铁轨、枕木、电线和电线杆，能运走的全部运走，不能运走的就地破坏或埋掉，再不然就扔进水坑里去，反正叫敌人一时修不好。
铁道队拉起来才几个月就袭击日军十几次，沉重地打击了临枣台铁路线的敌人。敌人恼羞成怒，在车站上不时地搞戒严，加强防务，在火车上也增加了武装押运人员。凡是我们截过火车的地点，他们都增设了据点，还不断地对这些地方派出人马搞“清乡”，安插特务搞监视。他有关门计，咱有跳墙法。咱有党的领导，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人熟地熟；他在明处，咱在暗处，能合得拢，散得开，打得准，截得住。敌人对咱是捕不着，抓不住，所以干发急。
我们在临枣台线上的活动，也鼓舞了人民群众。兄弟爷们儿在公众场合虽然不能高声大嗓谈论，可一伸手比划个“八”字，谁的眼里都透出一种亮光。我们的行动也启发、教育了一些靠“吃两条线”（在铁路上搞物资谋生）的青年，他们有时也学着我们的样干两下，搔扰日军运输。后来，他们在当地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也成立了铁道队。1940年7月，鲁南军区将三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杜季伟任大队政治委员，洪振海任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
没用半年，我们原先12个人的铁道队发展成了有4个中队的鲁南铁道大队，人多了，枪多了，仗也越打越大了，铁道队名也更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