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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南铁道队自1940年2月宣告成立以后，我们以临枣铁路为阵地的抗日活动进入了有领导、有组织、有目的的斗争新阶段。
铁道队由于行动迅速，出击灵活，歼敌于不意，所以我们在敌人眼里是神出鬼没，在人民群众眼里是来无影、去无踪。慢慢地，人们给我们送了个“飞虎队”的美名。
全国解放后，当时的战地记者刘知侠同志根据采访、掌握的材料，加工整理写了一部小说《铁道游击队》，一下子轰动了全国，人们都知道枣庄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而不知道这支队伍的真实番号。
当年我在鲁南铁道队一直任副队长，现在时隔40多年，加之年已古稀，又没有文化，只能回忆一些印象最深的片段，恐怕还差三略四，不足的就靠其他老同志补充了。
奉命出山
1938年3月，我与洪振海同志在枣庄西边的墓山参加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3大队。我们随义勇队在峄滕边战斗了近半年的时间，后跟部队转移到临沂县的埠阳。这时，我在第3大队3连3排任排长，洪振海在这个连当1排的排长。一天晚饭后，3大队钟教导员把俺俩叫到队部，说：“张（光中）司令和李（乐平）政委指示，让你们俩执行一个特殊任务，现在马上回去交待排里的工作，明天随我到山里集训。”俺俩询问：“到底执行什么任务？”钟教导员说：“待您学习完就知道啦！”就这样，我与洪振海当晚分头交待完工作，第二天吃过早饭，随钟教导员一起调离部队集训去了。参加集训的只有我们两个人，住在一个破茅草房里。房的主人是一位非常和善的老大娘，对我们特别亲热。钟教导员白天带我们学习，晚上还得回大队照顾部队。我与洪振海同志共集训了两周的时间结业了。回到义勇队总部，张光中司令又关切地与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语重心长地讲到枣庄如何开展工作，着重强调了保密、纪律和联系群众问题。要求我们处理问题机智、果断，情报要及时送出，要有敢于为革命牺牲的精神等等。分别时，张司令把随身用的一支20响驳壳枪交给我们说：“你们要利用它多从敌人那里缴获武器，装备自己，支援部队。”
一打洋行
1938年10月5日下午，我与洪振海同志离开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3大队（已改称直辖4团3营）驻地埠阳，第三天晚上回到我的老家——枣庄火车站西旁的陈庄，设立了枣庄情报站。俺俩在我家隐蔽了几天后，为迷惑敌人，便造舆论说：“我们已不干义勇队了，在那里太苦，还是在家好。”从此，洪振海还是以扒火车上的炭为掩护，过流浪生活。为弄到敌人的情报，我便托关系进入了枣庄国际公司（群众称洋行）干搬运工。这个洋行由3名日本军官操办，经营五金、布匹、日用百货及油盐酱醋等，全部都是日本货。3名日本人表面上是洋行的3个掌柜的（经理），实际都是搞我们情报的特务。我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把从洋行里得到的情报和从枣庄火车站上侦察到的日寇兵力、运输、后勤供应情况，都及时地告诉洪振海，洪振海再将情报送给住在小屯的峄县二区区委书记兼交通员刘景松同志，由刘景松送往山里的抗日义勇队总部。我在洋行秘密地工作了半年以后，日本人不仅对我毫无怀疑，还有时赞扬我：“王的，大大的好人！”这时，我与洪振海商量，决定利用鬼子麻痹之际，立即将其铲除。我俩只有一只手枪，武器不够，于是我们便找到跟国民党50支队司令梁继路当警卫员的宋世九说：“洋行里有很多钱，我已看好了，咱们一块搞去吧！弄来咱们对半分。”宋世九当场答应一块干，并负责借两支短枪。1939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们3人摸进洋行，将正在熟睡的3个日本特务当场打死，随即安全撤出。第2天早上，我为侦察情况，象往常一样到洋行上班，谁知三掌柜的金山没有被打死。我一进门，见他捂着伤口喊：“王的，快快地电话的有！”我装作挺认真地到车站打了电话。警卫车站的日本兵来了1个中队，将洋行全部包围了，金山被马上送到医院抢救。这次打洋行，我们共缴长短枪各1支。事后，我们给宋世九1支长枪，我们要了那支短枪。
从此，我和洪振海每人都有1支短枪了，实现了张司令的“从敌人那里缴获武器武装自己”的第一步计划。
事后，枣庄日军费了很大劲进行调查，断定是山里八路军游击队干的，对我和洪振海仍无察觉。为了挡敌人的耳目，我在洋行继续干搬运工。三掌柜的金山出医院后升为大掌柜的。他感到我有救命之恩，对我仍是信任的。可是，洋行防范更加严密了。于是，我与洪振海商量，再搞点武器后退出洋行，以开炭场子为掩护，发展武装，开展抗日工作。
飞车搞枪支
1939年10月，我在枣庄车站上发现有部分武器弹药准备用火车运往临城。这天下午装车时，我专门在车皮上做了记号，并把准备搞下来的机枪、步枪和子弹放在离门口近，而且便于搬运的地方。车厢门按日本人要求，必须用四股粗铁丝拧紧。我却把铁丝只拧在1个车门鼻子上，然后向另一边一弯。外表上看，车门好象拧死，实际上很好开。装完车，为推迟开车时间，我又让在铁路上干事的李金山将车搞坏，晚上8点才修好。于是我马上通知了洪振海开车的时间，爬车的方位，开车厢门的方法及武器弹药放置情况等。洪振海又约定刚参加我们情报站工作的曹得泉同志。计划妥当以后，我提前到达预定地点。夜晚9点左右，火车徐徐开出，刚出站，洪振海与曹得泉同志跃上火车，迅速地进入放武器的车厢。待火车向西行5华里，进入我们预定地点——王沟西侧时，他们将包扎好的两挺机枪，12支马大盖步枪，两箱子弹掀下火车。我马上将这些东西收集在一起。待洪振海他们关好车门，跳下火车后，3人齐动手，将这些武器弹药运往蔡庄赵永源家的地瓜窑里暂时隐藏。第2天由刘景松同志将这件事报告给义勇队总部。当夜，张司令派了一个连队来将武器弹药取走了。
义合炭场
1939年11月，苏鲁支队（抗日义勇队改称）首长指示要迅速发展抗日武装。我借故辞去了洋行搬运工的差使，开始与洪振海筹备开炭场子，以炭场子为掩护开展抗日工作。时隔不久，我们又发展了曹万青、李云生、徐广田、梁传德、王志增等同志参加情报站工作。经过几天的筹备，炭场子在陈庄正式开业。洪振海任经理，我当副经理，人们称我们炭场为“八大股”。炭场子开业以后，买卖还算兴隆，每天往里进炭的和买炭的络绎不绝。
我们8名同志靠根生土长、人熟地熟的便利条件，白天表面上忙忙碌碌地买卖，实际上都能侦察到敌人的情报。到了夜晚，多数人扒煤车搞日本即将掠夺走的煤炭，所得的情报也利用这个时间送出去。我们的炭场子利润是挺大，因为货源几乎不用本钱，或者用钱很少，卖的炭钱80％是赚的。我们将这些钱除上交支队和自己消费外，还买了两支短枪。日本特务对我们的行动毫无察觉，后来金山见了我还竖起大拇指说：“王的，发财大大的！”
正式任命
1940年1月，我们炭场子越办越兴旺了，又发展了赵永泉、王志友、曹德清入了“股”，这时全场11个人。这些同志多数是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从小靠吃“两条线”长大，因此都没有文化。他们的家庭和亲友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日寇的欺压和残害，对日寇都有刻骨的民族仇恨。他们对我和洪振海都非常信任，我与洪振海同志对他们也抓得很紧，规定的纪律，他们都能遵守。俺俩认为，正式创建铁道游击队的时机已到，于是向苏鲁支队首长写了报告，说我们可以马上拉起武装，要求派领导来，并给予正式委任。苏鲁支队首长很快就给予了正式答复，同意我们的报告。
1940年2月的一天晚饭后，刘景松来炭场子找到我与洪振海说：“上级派人来啦！请你们二位明天下午到齐村去领。”俺俩听到后喜出望外，感到这下子有靠山了。当天，我们又秘密地对炭场子的骨干做了些工作，让他们也做些准备。第二天正赶上齐村逢集，又遇日本军队“清乡”。到了下午，待日军“清乡”完了，集散人稀的时候，我与洪振海到了离陈庄只有3里路的齐村西门里，见刘景松领着一个象山里农民打扮的人。只见他中等身材，瘦长的脸上长着两腮帮子胡须，身穿不合体的青色而且露着棉絮的破棉裤、棉袄，头戴一顶一把撸的旧黑线帽。他身体健壮，举止稳重，讲话非常有礼貌。仔细看去，上级派来的这位领导也不过30岁。刘景松介绍：“这位同志叫杜季伟，原是苏鲁支队4营副教导员，奉张司令、李政委指示，来这里担任你们的领导。”我与洪振海当场表示欢迎。随即我们4人到附近的一个饭馆里，以商谈生意的样子买了1斤白酒，4个菜，两斤烧饼，以示欢迎。老杜当时不会喝酒，经过再三劝让，只沾了一点。我们边吃边啦，老杜说：“我以前是教书的，现在公开身份是您炭场子的管帐先生，你们以后称我杜先生好了。”接着，我与洪振海同志向他汇报了枣庄一带的敌人的活动及分布情况，我们炭场子人员思想情况和每个人的出身历史以及他们的特点。老杜听得很认真。当汇报到大家要求拉起武装来打日本鬼子时，杜先生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此比较安全，便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了苏鲁支队张司令、李政委的任命书说：“首长指示让我们马上拉起队伍，名字叫鲁南铁道队，这是任命书。”我与洪振海接过任命书，但是谁都不认识。刘景松接过去帮我们念道：
枣庄情报站洪振海、王志胜同志：
报告收悉。一年来，你们在对日寇斗争中做出可喜的成绩。经研究，你们可立即成立铁道队，隶属苏鲁支队建制。
特命如下：杜季伟为政治委员，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为副队长。此令。
苏鲁支队司令员张光中
政治委员李乐平
参谋长胡云生
政治部主任李荆山
1940年1月25日
我们听完任命，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一年多秘密活动快要结束了，从此可在政委的直接领导下拉起队伍，与日军大干一场。担心的是，支队首长对我们这么重视，我们才11个人，给我们派来了营级干部，又任命我们两个小排班长当队长、副队长，我们不干出名堂来，可对不起上级党和首长的关怀。于是，我与洪振海对新来的政委表示：“老杜同志，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们保证听你的。”杜季伟认真地说：“不能那么说，咱们应听上级党委、首长的。再说，你们已秘密搞了一年多了，有经验，又都是当地人，情况熟悉，咱们应该研究着干。”接着他又传达了上级首长对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立即扩大武装及怎样做队员的思想工作的指示，还强调了组织纪律、保密等注意事项。我们听了，感到老杜讲的是很有道理，很有水平。经过短暂的接触，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黄昏时分，我与洪振海带杜季伟来到炭场子。晚饭后，召集炭场子11名同志开了秘密的欢迎会。会上，由杜季伟宣读支队首长的命令并讲了话，洪振海和我也都讲了话。从此，苏鲁支队所属鲁南铁道队在日本军队的眼皮底下小陈庄正式诞生了。我们对外的合法身份，洪振海仍任炭场子经理，我任副经理，杜季伟同志为炭场子管帐先生。
教育整顿
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以后，人员不断增加，在杜政委的教育下，队员们的组织纪律、生活作风逐步走向正规，生意也更加兴旺了。但是，这支武装要成为一支机智勇敢、行动敏捷、纪律严格的游击队还相差很远。队员中的不良作风，如吃喝玩乐、歪戴帽子、斜着眼、说话带骂的流氓习气时有发生，甚至还有其他不规矩的作风。时隔不久，由杜季伟任书记，我任委员的党支部诞生了。根据杜季伟的建议，报请苏鲁支队首长批准，于1940年4月，在枣庄西南约10华里的小屯，办了一个训练班。炭场子这时已发展到15人，抽出了7人，由洪振海带队，杜季伟主讲，计划办7天时间。办训练班期间，我仍带着其余8名同志开炭场子。后来听说由于队员们散漫性大，不愿蹲下来学习，加之训练内容脱离实际，不适合队员的口味，如讲人类进化由猿猴变人时，有的就说：“日本鬼子称我们为‘毛猴子’，您为什么也唱鬼子的调？”这样，训练班仅办了5天就结业了。尽管时间短，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打架驾人的现象少了，集体观念、保密观念以及组织纪律性都有所增强。在学习军事技术时，由洪振海队长等介绍了侦察、爬火车、破铁路、杀汉奸及搞情报的经验，大家收获很大，初步懂得了铁道队是干什么的，怎么干法，应注意些什么等等。以后，我们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对队员中的缺点毛病能及时教育，个别谈心，帮助纠正。对极个别错误严重的同志，也采取了组织或行政纪律的手段，逐渐培养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我们铁道队由于人员不断增加，炭场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由原来的一个炭场很快发展成两个和十几个焦池。在组织上，开始必要的分工，队员都有公开的身份和秘密职务。铁道队除基本队员外，还有外围军，象铁路工人、矿警队、铁路警察及各行各业的工人都有敌人的军事活动及经济情报，一般我们都能及时掌握。我们搞日军物资的技术手段越来越高明，分工也越来越细、越严密。我们按照八路军的纪律要求，把搞来的钱50％分给队员做生活供应，10％作为办公费，40％的上缴或者购买武器、弹药。3个月以后，我们又增加了10多支短枪。武器增加了，队员的胆子也大了。
炭场被抄
鲁南铁道队成立半年来，由于我们领导上的单纯军事观念以及急于和日军大干一场的指导思想，在敌人的眼皮下过于刺激了敌人，终于引起了日军和汉奸的注意和监视。1940年5月的一天，队员李玉芝无意中将铁道队的情况泄露给一个干伪军的亲戚，后来他们因借钱闹翻，李玉芝被告是铁道队员。第二天拂晓前，两个中队的日本兵包围了陈庄。队员多数是本村人，在乡亲们的掩护下绝大部分安全突围。政委杜季伟当夜住在炭场子，突围时，他急中生智，迅速换了一身破衣裳，越墙到隔壁瘸老头那里借了一副货郎挑子，装作瘸子，一瘸一点地向火车站走去。鬼子以为是那位货郎瘸老头，毫无戒意。他逃出陈庄后，丢掉货郎担，飞快地朝我们约定的集合地点蔡庄奔去。这次日军包围炭场，捕去了李玉芝、李云生等3名队员。我们的炭场子和焦池也被没收了。在陈庄不能存在了。只好把活动基地迁移到枣庄西面的齐村。由于我们的外围关系多数没有破坏，枣庄的情报还是能及时得到。弄鬼子的煤炭不方便了，便公开以八路军铁道队的旗号与铁路线的日伪军展开了激烈地斗争。
打票车
1940年7月，抗日战争进入残酷阶段。日军“扫荡”频繁，部队缺乏活动经费。这时鲁南军区刚刚成立，苏鲁支队司令张光中同志调鲁南军区任司令，从此，我们铁道队隶属鲁南军区领导。一天，鲁南军区来函，要我们弄一部分资金，以解决部队暂时的困难。我们将开炭场结余的8000元钱大部上缴。但是，这些资金对鲁南军区所属部队的困难来说，还远远不能解决问题。我和洪振海、杜季伟等同志商量，决定搞一次鬼子的票车。根据以往所了解，微山湖大队的张新华队长认识临城跑连云港的车队长张秀盈。我们派人找到张新华，又通过他从张秀盈那里得知，每周的星期六，沿途各站都通过这趟车向济南交钱。目前已到月底，交的钱一定会更多。我们又派了刘炳南、周庆仁化装跟车到临城侦察，摸清了押车鬼子、伪军的数量以及他们的生活特点、军事技术状况等。
按照打票车的行动计划，我们挑选了12名作战勇敢、处理情况机智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潜入列车上侦察日军的情况，选好目标，稳住敌人。我带12名精干的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埋伏好。洪振海和曹得清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星期六的这天，赵永泉、刘炳南等人分别带领队员化装从泥沟、峄县城、枣庄上车。可是他们到了车上一看，发现日军比原侦察的人数增加了10多个。经他们了解，这部分日军是由枣庄到王沟换防的1个小队，装备齐全。面临这一新的情况，队员们都信心十足，毫不畏惧，各自盯着自己的目标。有的同志还拿出事先备好的烟、酒、点心和烧鸡来“慰劳太君”。日本兵见这些工人、农民、商人打扮的“乘客”这么“实在”，并没有在意，也就与队员大吃大喝起来。列车过了枣庄站，洪振海和队员曹得清熟练地跃上火车头，打死了1名身穿日本服的司机，另1名司机喊求饶，洪振海一听是枣庄人没杀他，迅速将他捆住，又用毛巾塞住嘴推到机车内的一个角落。曹得清驾驶着火车向前行驶，按计划拉响警笛信号。队员们闻声后，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列车一出王沟，猛一刹闸，车速放慢，我带领12名短枪队员敏捷地爬上火车，与早已在车上的队员互相配合，20余名日本兵全部被杀死。我们又到最后一节车厢，将装钱帆布袋子抱下车，立即撤出战斗。参加战斗的32名队员无一伤亡。这次打票车共得到8万多块钱。并缴获短枪8支，长枪12支，手炮1门，机枪1挺。这些战利品，经上级批准，除留3支短枪外，其余全部上交了鲁南军区。
二打洋行
打完日本票车后，我们鲁南铁道队又吸收了部分队员，经过简单地整顿教育，队员们的精神更加振奋，抗日必胜的信心更足了，个个摩拳擦掌，要求趁热打铁，再给枣庄的鬼子点颜色看，以打击敌人的气焰。我们看到队员的情绪这么高涨，心里特别高兴。于是，经充分研究，决定再打一次枣庄国际公司，来一个第二次血染洋行。
1940年8月下旬，我奉命化装回枣庄侦察。因第一次打洋行以后，鬼子对洋行的戒备严得多了，院墙的四周都架上了电网，门口放了岗，不准老百姓去买东西。洋行里鬼子增加到13名，全部是日军从战场退下来的军官。这时，洋行里没被我们杀掉的三掌柜金山已失宠，日本特务机关又派夹了特务老手、矛山郎中将任大掌柜的，金山被排挤到洋行外面住。经过一番努力，但没有能够混进去。回到铁道队以后，研究了一番，也未找出个好办法来。正在这时，鲁南军区来通知，让杜政委去汇报情况。杜政委说：“我到军区顺便请示一下，听听军区首长有好办法吗？你们可继续想办法弄清洋行的情况。”
杜政委走后，我与洪振海商量，时间紧迫，咱们想法再试一次。他把队员安排好，俺俩又进入枣庄侦察。到了洋行附近，洪振海到了一个茶摊上喝茶，侦察外面的情况。我拿着一个大酱油瓶子，装作买酱油向洋行门口走去，正巧碰到了金山。我虽知道他已受排挤，与新上任的洋行特务头子矛山郎有矛盾，但对金山目前的详情了解不太清楚，我怀着疑惑的心情朝金山走去。金山笑嘻嘻地先开了腔：“王的，什么的干活？”我说：“买酱油的咪西。”他又问：“怎么不进去？”我答：“进不去。”他说：“我的带你进。”
我跟着金山顺利地进了洋行的大门，先到了卖洋布柜台，接着又看了卖五金的。金山边走边介绍，并推荐我买。我说：“没钱。”他说：“你的发财的有，怎么没钱？”我象以往一样，亮出大拇指说：“三掌柜的现在这个的有，你才是发财大大的！”金山沉下脸气愤地说：“哼！哼！我的已经不在洋行的。”他边说边指着矛山郎的住处说：“他的大大的坏的！”听到这里，我心里完全明白了，原来的情报还是准确的。我随金山又看了几间屋，其中有一间屋我想进去，金山说里面有大掌柜的家属，不让我进。我把日军的住处都弄清以后，便向卖酱油的柜台走去。我打了3斤酱油，正想交钱，一掏没零钱，金山上来替我交了。我也没客气，借找钱的工夫，提着酱油瓶就出了洋行。金山等找完钱，回头见没人，马上出门追上我，并比划着手势对我说：“你的铁炮的拿来，他们统统死啦死啦的好！”我装作没听懂，他又比划着用枪的样子。我说：“咱不玩那家伙，我的酱油等着咪西的！”我立即离开了金山，找到洪振海，我们飞也似地回到齐村。
当天，我把侦察来的情况介绍给铁道队的同志，大家经过认真地分析研究，认为马上行动比较好，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即使金山靠不住，敌人也来不及布防。于是，确定去32名队员，分成5个组，队员们分别带短枪和大刀片。一计算，大刀片不够，我们通过齐村自卫团地下党员王磊同志借了好几把大刀片。武器备好后，又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当晚10点钟我们到了枣庄洋行附近。洪振海先干掉了在门口的日本警卫。大家迅速绕到洋行院墙的南面，因墙高，并架有电网，不便越墙，我们便手持铁钎和大锤在院墙上打起洞来。为了防止出声音，曹得清同志找了一条破麻袋包上，声音稍小了些。因为墙壁很厚，铁钎上又包着东西，挖洞的进度很慢，直到第二天清晨4点钟才挖通。我们进去4个组，每组4个人，配备1支手枪和3把大刀片。洪振海带一个短枪组在外面掩护，我在院子里任总指挥。战斗组按预定的方案，各奔自己的目标，三下五除二，分住在4间屋子的日军全被干掉，三四分钟解决战斗。我们正准备集合撤出，发现梁传德那个组还未到。我过去向那屋里一看，1名日本兵手持白腊杆正在与梁传德搏斗。我用手枪一点射，将那日兵击毙。待我们准备撤出时，火车站上的日军已发现洋行出事，探照灯不时地朝这里扫射，日军队伍很快地包扑过来。我一看情况很危机，再从洞口出去已来不及，命令一名队员砸锁。那队员很机灵，将随身带的大斧头取出，只听“咔喳”两声，大锁砸开了。队员们在我和洪队长的指挥下，迅速冲出洋行，朝预定地点奔去。这次夜袭洋行，杀死13名日兵和1名日本翻译，缴获长、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块。
我们第二次血染洋行胜利地返回驻地齐村后，天已大亮，杜季伟政委也从军区回来了，他听了我们的汇报，特别高兴，并表扬了战斗中完成任务出色的同志。接着，杜政委传达军区指示：为配合山里反扫荡，铁道队要立即破袭临枣路，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我们奉命于1940年9月的一天晚上，出动30余人，并发动沿路的上百名群众，将临城至枣庄的铁路支线扒掉铁轨3里多，砍断电线杆100余根。我们搞下来的这些铁轨、枕木、电线和电线杆，能运走的全部运走，不能运走的就地破坏或埋掉，再不然就扔进水坑里去，反正叫敌人一时修不好。
铁道队拉起来才几个月就袭击日军十几次，沉重地打击了临枣台铁路线的敌人。敌人恼羞成怒，在车站上不时地搞戒严，加强防务，在火车上也增加了武装押运人员。凡是我们截过火车的地点，他们都增设了据点，还不断地对这些地方派出人马搞“清乡”，安插特务搞监视。他有关门计，咱有跳墙法。咱有党的领导，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人熟地熟；他在明处，咱在暗处，能合得拢，散得开，打得准，截得住。敌人对咱是捕不着，抓不住，所以干发急。
我们在临枣台线上的活动，也鼓舞了人民群众。兄弟爷们儿在公众场合虽然不能高声大嗓谈论，可一伸手比划个“八”字，谁的眼里都透出一种亮光。我们的行动也启发、教育了一些靠“吃两条线”（在铁路上搞物资谋生）的青年，他们有时也学着我们的样干两下，搔扰日军运输。后来，他们在当地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也成立了铁道队。1940年7月，鲁南军区将三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杜季伟任大队政治委员，洪振海任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
没用半年，我们原先12个人的铁道队发展成了有4个中队的鲁南铁道大队，人多了，枪多了，仗也越打越大了，铁道队名也更响了。
（张广太整理，枣庄市政协供稿）
铁道队由于行动迅速，出击灵活，歼敌于不意，所以我们在敌人眼里是神出鬼没，在人民群众眼里是来无影、去无踪。慢慢地，人们给我们送了个“飞虎队”的美名。
全国解放后，当时的战地记者刘知侠同志根据采访、掌握的材料，加工整理写了一部小说《铁道游击队》，一下子轰动了全国，人们都知道枣庄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而不知道这支队伍的真实番号。
当年我在鲁南铁道队一直任副队长，现在时隔40多年，加之年已古稀，又没有文化，只能回忆一些印象最深的片段，恐怕还差三略四，不足的就靠其他老同志补充了。
奉命出山
1938年3月，我与洪振海同志在枣庄西边的墓山参加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3大队。我们随义勇队在峄滕边战斗了近半年的时间，后跟部队转移到临沂县的埠阳。这时，我在第3大队3连3排任排长，洪振海在这个连当1排的排长。一天晚饭后，3大队钟教导员把俺俩叫到队部，说：“张（光中）司令和李（乐平）政委指示，让你们俩执行一个特殊任务，现在马上回去交待排里的工作，明天随我到山里集训。”俺俩询问：“到底执行什么任务？”钟教导员说：“待您学习完就知道啦！”就这样，我与洪振海当晚分头交待完工作，第二天吃过早饭，随钟教导员一起调离部队集训去了。参加集训的只有我们两个人，住在一个破茅草房里。房的主人是一位非常和善的老大娘，对我们特别亲热。钟教导员白天带我们学习，晚上还得回大队照顾部队。我与洪振海同志共集训了两周的时间结业了。回到义勇队总部，张光中司令又关切地与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语重心长地讲到枣庄如何开展工作，着重强调了保密、纪律和联系群众问题。要求我们处理问题机智、果断，情报要及时送出，要有敢于为革命牺牲的精神等等。分别时，张司令把随身用的一支20响驳壳枪交给我们说：“你们要利用它多从敌人那里缴获武器，装备自己，支援部队。”
一打洋行
1938年10月5日下午，我与洪振海同志离开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3大队（已改称直辖4团3营）驻地埠阳，第三天晚上回到我的老家——枣庄火车站西旁的陈庄，设立了枣庄情报站。俺俩在我家隐蔽了几天后，为迷惑敌人，便造舆论说：“我们已不干义勇队了，在那里太苦，还是在家好。”从此，洪振海还是以扒火车上的炭为掩护，过流浪生活。为弄到敌人的情报，我便托关系进入了枣庄国际公司（群众称洋行）干搬运工。这个洋行由3名日本军官操办，经营五金、布匹、日用百货及油盐酱醋等，全部都是日本货。3名日本人表面上是洋行的3个掌柜的（经理），实际都是搞我们情报的特务。我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把从洋行里得到的情报和从枣庄火车站上侦察到的日寇兵力、运输、后勤供应情况，都及时地告诉洪振海，洪振海再将情报送给住在小屯的峄县二区区委书记兼交通员刘景松同志，由刘景松送往山里的抗日义勇队总部。我在洋行秘密地工作了半年以后，日本人不仅对我毫无怀疑，还有时赞扬我：“王的，大大的好人！”这时，我与洪振海商量，决定利用鬼子麻痹之际，立即将其铲除。我俩只有一只手枪，武器不够，于是我们便找到跟国民党50支队司令梁继路当警卫员的宋世九说：“洋行里有很多钱，我已看好了，咱们一块搞去吧！弄来咱们对半分。”宋世九当场答应一块干，并负责借两支短枪。1939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们3人摸进洋行，将正在熟睡的3个日本特务当场打死，随即安全撤出。第2天早上，我为侦察情况，象往常一样到洋行上班，谁知三掌柜的金山没有被打死。我一进门，见他捂着伤口喊：“王的，快快地电话的有！”我装作挺认真地到车站打了电话。警卫车站的日本兵来了1个中队，将洋行全部包围了，金山被马上送到医院抢救。这次打洋行，我们共缴长短枪各1支。事后，我们给宋世九1支长枪，我们要了那支短枪。
从此，我和洪振海每人都有1支短枪了，实现了张司令的“从敌人那里缴获武器武装自己”的第一步计划。
事后，枣庄日军费了很大劲进行调查，断定是山里八路军游击队干的，对我和洪振海仍无察觉。为了挡敌人的耳目，我在洋行继续干搬运工。三掌柜的金山出医院后升为大掌柜的。他感到我有救命之恩，对我仍是信任的。可是，洋行防范更加严密了。于是，我与洪振海商量，再搞点武器后退出洋行，以开炭场子为掩护，发展武装，开展抗日工作。
飞车搞枪支
1939年10月，我在枣庄车站上发现有部分武器弹药准备用火车运往临城。这天下午装车时，我专门在车皮上做了记号，并把准备搞下来的机枪、步枪和子弹放在离门口近，而且便于搬运的地方。车厢门按日本人要求，必须用四股粗铁丝拧紧。我却把铁丝只拧在1个车门鼻子上，然后向另一边一弯。外表上看，车门好象拧死，实际上很好开。装完车，为推迟开车时间，我又让在铁路上干事的李金山将车搞坏，晚上8点才修好。于是我马上通知了洪振海开车的时间，爬车的方位，开车厢门的方法及武器弹药放置情况等。洪振海又约定刚参加我们情报站工作的曹得泉同志。计划妥当以后，我提前到达预定地点。夜晚9点左右，火车徐徐开出，刚出站，洪振海与曹得泉同志跃上火车，迅速地进入放武器的车厢。待火车向西行5华里，进入我们预定地点——王沟西侧时，他们将包扎好的两挺机枪，12支马大盖步枪，两箱子弹掀下火车。我马上将这些东西收集在一起。待洪振海他们关好车门，跳下火车后，3人齐动手，将这些武器弹药运往蔡庄赵永源家的地瓜窑里暂时隐藏。第2天由刘景松同志将这件事报告给义勇队总部。当夜，张司令派了一个连队来将武器弹药取走了。
义合炭场
1939年11月，苏鲁支队（抗日义勇队改称）首长指示要迅速发展抗日武装。我借故辞去了洋行搬运工的差使，开始与洪振海筹备开炭场子，以炭场子为掩护开展抗日工作。时隔不久，我们又发展了曹万青、李云生、徐广田、梁传德、王志增等同志参加情报站工作。经过几天的筹备，炭场子在陈庄正式开业。洪振海任经理，我当副经理，人们称我们炭场为“八大股”。炭场子开业以后，买卖还算兴隆，每天往里进炭的和买炭的络绎不绝。
我们8名同志靠根生土长、人熟地熟的便利条件，白天表面上忙忙碌碌地买卖，实际上都能侦察到敌人的情报。到了夜晚，多数人扒煤车搞日本即将掠夺走的煤炭，所得的情报也利用这个时间送出去。我们的炭场子利润是挺大，因为货源几乎不用本钱，或者用钱很少，卖的炭钱80％是赚的。我们将这些钱除上交支队和自己消费外，还买了两支短枪。日本特务对我们的行动毫无察觉，后来金山见了我还竖起大拇指说：“王的，发财大大的！”
正式任命
1940年1月，我们炭场子越办越兴旺了，又发展了赵永泉、王志友、曹德清入了“股”，这时全场11个人。这些同志多数是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从小靠吃“两条线”长大，因此都没有文化。他们的家庭和亲友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日寇的欺压和残害，对日寇都有刻骨的民族仇恨。他们对我和洪振海都非常信任，我与洪振海同志对他们也抓得很紧，规定的纪律，他们都能遵守。俺俩认为，正式创建铁道游击队的时机已到，于是向苏鲁支队首长写了报告，说我们可以马上拉起武装，要求派领导来，并给予正式委任。苏鲁支队首长很快就给予了正式答复，同意我们的报告。
1940年2月的一天晚饭后，刘景松来炭场子找到我与洪振海说：“上级派人来啦！请你们二位明天下午到齐村去领。”俺俩听到后喜出望外，感到这下子有靠山了。当天，我们又秘密地对炭场子的骨干做了些工作，让他们也做些准备。第二天正赶上齐村逢集，又遇日本军队“清乡”。到了下午，待日军“清乡”完了，集散人稀的时候，我与洪振海到了离陈庄只有3里路的齐村西门里，见刘景松领着一个象山里农民打扮的人。只见他中等身材，瘦长的脸上长着两腮帮子胡须，身穿不合体的青色而且露着棉絮的破棉裤、棉袄，头戴一顶一把撸的旧黑线帽。他身体健壮，举止稳重，讲话非常有礼貌。仔细看去，上级派来的这位领导也不过30岁。刘景松介绍：“这位同志叫杜季伟，原是苏鲁支队4营副教导员，奉张司令、李政委指示，来这里担任你们的领导。”我与洪振海当场表示欢迎。随即我们4人到附近的一个饭馆里，以商谈生意的样子买了1斤白酒，4个菜，两斤烧饼，以示欢迎。老杜当时不会喝酒，经过再三劝让，只沾了一点。我们边吃边啦，老杜说：“我以前是教书的，现在公开身份是您炭场子的管帐先生，你们以后称我杜先生好了。”接着，我与洪振海同志向他汇报了枣庄一带的敌人的活动及分布情况，我们炭场子人员思想情况和每个人的出身历史以及他们的特点。老杜听得很认真。当汇报到大家要求拉起武装来打日本鬼子时，杜先生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此比较安全，便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了苏鲁支队张司令、李政委的任命书说：“首长指示让我们马上拉起队伍，名字叫鲁南铁道队，这是任命书。”我与洪振海接过任命书，但是谁都不认识。刘景松接过去帮我们念道：
枣庄情报站洪振海、王志胜同志：
报告收悉。一年来，你们在对日寇斗争中做出可喜的成绩。经研究，你们可立即成立铁道队，隶属苏鲁支队建制。
特命如下：杜季伟为政治委员，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为副队长。此令。
苏鲁支队司令员张光中
政治委员李乐平
参谋长胡云生
政治部主任李荆山
1940年1月25日
我们听完任命，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一年多秘密活动快要结束了，从此可在政委的直接领导下拉起队伍，与日军大干一场。担心的是，支队首长对我们这么重视，我们才11个人，给我们派来了营级干部，又任命我们两个小排班长当队长、副队长，我们不干出名堂来，可对不起上级党和首长的关怀。于是，我与洪振海对新来的政委表示：“老杜同志，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们保证听你的。”杜季伟认真地说：“不能那么说，咱们应听上级党委、首长的。再说，你们已秘密搞了一年多了，有经验，又都是当地人，情况熟悉，咱们应该研究着干。”接着他又传达了上级首长对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立即扩大武装及怎样做队员的思想工作的指示，还强调了组织纪律、保密等注意事项。我们听了，感到老杜讲的是很有道理，很有水平。经过短暂的接触，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黄昏时分，我与洪振海带杜季伟来到炭场子。晚饭后，召集炭场子11名同志开了秘密的欢迎会。会上，由杜季伟宣读支队首长的命令并讲了话，洪振海和我也都讲了话。从此，苏鲁支队所属鲁南铁道队在日本军队的眼皮底下小陈庄正式诞生了。我们对外的合法身份，洪振海仍任炭场子经理，我任副经理，杜季伟同志为炭场子管帐先生。
教育整顿
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以后，人员不断增加，在杜政委的教育下，队员们的组织纪律、生活作风逐步走向正规，生意也更加兴旺了。但是，这支武装要成为一支机智勇敢、行动敏捷、纪律严格的游击队还相差很远。队员中的不良作风，如吃喝玩乐、歪戴帽子、斜着眼、说话带骂的流氓习气时有发生，甚至还有其他不规矩的作风。时隔不久，由杜季伟任书记，我任委员的党支部诞生了。根据杜季伟的建议，报请苏鲁支队首长批准，于1940年4月，在枣庄西南约10华里的小屯，办了一个训练班。炭场子这时已发展到15人，抽出了7人，由洪振海带队，杜季伟主讲，计划办7天时间。办训练班期间，我仍带着其余8名同志开炭场子。后来听说由于队员们散漫性大，不愿蹲下来学习，加之训练内容脱离实际，不适合队员的口味，如讲人类进化由猿猴变人时，有的就说：“日本鬼子称我们为‘毛猴子’，您为什么也唱鬼子的调？”这样，训练班仅办了5天就结业了。尽管时间短，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打架驾人的现象少了，集体观念、保密观念以及组织纪律性都有所增强。在学习军事技术时，由洪振海队长等介绍了侦察、爬火车、破铁路、杀汉奸及搞情报的经验，大家收获很大，初步懂得了铁道队是干什么的，怎么干法，应注意些什么等等。以后，我们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对队员中的缺点毛病能及时教育，个别谈心，帮助纠正。对极个别错误严重的同志，也采取了组织或行政纪律的手段，逐渐培养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我们铁道队由于人员不断增加，炭场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由原来的一个炭场很快发展成两个和十几个焦池。在组织上，开始必要的分工，队员都有公开的身份和秘密职务。铁道队除基本队员外，还有外围军，象铁路工人、矿警队、铁路警察及各行各业的工人都有敌人的军事活动及经济情报，一般我们都能及时掌握。我们搞日军物资的技术手段越来越高明，分工也越来越细、越严密。我们按照八路军的纪律要求，把搞来的钱50％分给队员做生活供应，10％作为办公费，40％的上缴或者购买武器、弹药。3个月以后，我们又增加了10多支短枪。武器增加了，队员的胆子也大了。
炭场被抄
鲁南铁道队成立半年来，由于我们领导上的单纯军事观念以及急于和日军大干一场的指导思想，在敌人的眼皮下过于刺激了敌人，终于引起了日军和汉奸的注意和监视。1940年5月的一天，队员李玉芝无意中将铁道队的情况泄露给一个干伪军的亲戚，后来他们因借钱闹翻，李玉芝被告是铁道队员。第二天拂晓前，两个中队的日本兵包围了陈庄。队员多数是本村人，在乡亲们的掩护下绝大部分安全突围。政委杜季伟当夜住在炭场子，突围时，他急中生智，迅速换了一身破衣裳，越墙到隔壁瘸老头那里借了一副货郎挑子，装作瘸子，一瘸一点地向火车站走去。鬼子以为是那位货郎瘸老头，毫无戒意。他逃出陈庄后，丢掉货郎担，飞快地朝我们约定的集合地点蔡庄奔去。这次日军包围炭场，捕去了李玉芝、李云生等3名队员。我们的炭场子和焦池也被没收了。在陈庄不能存在了。只好把活动基地迁移到枣庄西面的齐村。由于我们的外围关系多数没有破坏，枣庄的情报还是能及时得到。弄鬼子的煤炭不方便了，便公开以八路军铁道队的旗号与铁路线的日伪军展开了激烈地斗争。
打票车
1940年7月，抗日战争进入残酷阶段。日军“扫荡”频繁，部队缺乏活动经费。这时鲁南军区刚刚成立，苏鲁支队司令张光中同志调鲁南军区任司令，从此，我们铁道队隶属鲁南军区领导。一天，鲁南军区来函，要我们弄一部分资金，以解决部队暂时的困难。我们将开炭场结余的8000元钱大部上缴。但是，这些资金对鲁南军区所属部队的困难来说，还远远不能解决问题。我和洪振海、杜季伟等同志商量，决定搞一次鬼子的票车。根据以往所了解，微山湖大队的张新华队长认识临城跑连云港的车队长张秀盈。我们派人找到张新华，又通过他从张秀盈那里得知，每周的星期六，沿途各站都通过这趟车向济南交钱。目前已到月底，交的钱一定会更多。我们又派了刘炳南、周庆仁化装跟车到临城侦察，摸清了押车鬼子、伪军的数量以及他们的生活特点、军事技术状况等。
按照打票车的行动计划，我们挑选了12名作战勇敢、处理情况机智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潜入列车上侦察日军的情况，选好目标，稳住敌人。我带12名精干的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埋伏好。洪振海和曹得清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星期六的这天，赵永泉、刘炳南等人分别带领队员化装从泥沟、峄县城、枣庄上车。可是他们到了车上一看，发现日军比原侦察的人数增加了10多个。经他们了解，这部分日军是由枣庄到王沟换防的1个小队，装备齐全。面临这一新的情况，队员们都信心十足，毫不畏惧，各自盯着自己的目标。有的同志还拿出事先备好的烟、酒、点心和烧鸡来“慰劳太君”。日本兵见这些工人、农民、商人打扮的“乘客”这么“实在”，并没有在意，也就与队员大吃大喝起来。列车过了枣庄站，洪振海和队员曹得清熟练地跃上火车头，打死了1名身穿日本服的司机，另1名司机喊求饶，洪振海一听是枣庄人没杀他，迅速将他捆住，又用毛巾塞住嘴推到机车内的一个角落。曹得清驾驶着火车向前行驶，按计划拉响警笛信号。队员们闻声后，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列车一出王沟，猛一刹闸，车速放慢，我带领12名短枪队员敏捷地爬上火车，与早已在车上的队员互相配合，20余名日本兵全部被杀死。我们又到最后一节车厢，将装钱帆布袋子抱下车，立即撤出战斗。参加战斗的32名队员无一伤亡。这次打票车共得到8万多块钱。并缴获短枪8支，长枪12支，手炮1门，机枪1挺。这些战利品，经上级批准，除留3支短枪外，其余全部上交了鲁南军区。
二打洋行
打完日本票车后，我们鲁南铁道队又吸收了部分队员，经过简单地整顿教育，队员们的精神更加振奋，抗日必胜的信心更足了，个个摩拳擦掌，要求趁热打铁，再给枣庄的鬼子点颜色看，以打击敌人的气焰。我们看到队员的情绪这么高涨，心里特别高兴。于是，经充分研究，决定再打一次枣庄国际公司，来一个第二次血染洋行。
1940年8月下旬，我奉命化装回枣庄侦察。因第一次打洋行以后，鬼子对洋行的戒备严得多了，院墙的四周都架上了电网，门口放了岗，不准老百姓去买东西。洋行里鬼子增加到13名，全部是日军从战场退下来的军官。这时，洋行里没被我们杀掉的三掌柜金山已失宠，日本特务机关又派夹了特务老手、矛山郎中将任大掌柜的，金山被排挤到洋行外面住。经过一番努力，但没有能够混进去。回到铁道队以后，研究了一番，也未找出个好办法来。正在这时，鲁南军区来通知，让杜政委去汇报情况。杜政委说：“我到军区顺便请示一下，听听军区首长有好办法吗？你们可继续想办法弄清洋行的情况。”
杜政委走后，我与洪振海商量，时间紧迫，咱们想法再试一次。他把队员安排好，俺俩又进入枣庄侦察。到了洋行附近，洪振海到了一个茶摊上喝茶，侦察外面的情况。我拿着一个大酱油瓶子，装作买酱油向洋行门口走去，正巧碰到了金山。我虽知道他已受排挤，与新上任的洋行特务头子矛山郎有矛盾，但对金山目前的详情了解不太清楚，我怀着疑惑的心情朝金山走去。金山笑嘻嘻地先开了腔：“王的，什么的干活？”我说：“买酱油的咪西。”他又问：“怎么不进去？”我答：“进不去。”他说：“我的带你进。”
我跟着金山顺利地进了洋行的大门，先到了卖洋布柜台，接着又看了卖五金的。金山边走边介绍，并推荐我买。我说：“没钱。”他说：“你的发财的有，怎么没钱？”我象以往一样，亮出大拇指说：“三掌柜的现在这个的有，你才是发财大大的！”金山沉下脸气愤地说：“哼！哼！我的已经不在洋行的。”他边说边指着矛山郎的住处说：“他的大大的坏的！”听到这里，我心里完全明白了，原来的情报还是准确的。我随金山又看了几间屋，其中有一间屋我想进去，金山说里面有大掌柜的家属，不让我进。我把日军的住处都弄清以后，便向卖酱油的柜台走去。我打了3斤酱油，正想交钱，一掏没零钱，金山上来替我交了。我也没客气，借找钱的工夫，提着酱油瓶就出了洋行。金山等找完钱，回头见没人，马上出门追上我，并比划着手势对我说：“你的铁炮的拿来，他们统统死啦死啦的好！”我装作没听懂，他又比划着用枪的样子。我说：“咱不玩那家伙，我的酱油等着咪西的！”我立即离开了金山，找到洪振海，我们飞也似地回到齐村。
当天，我把侦察来的情况介绍给铁道队的同志，大家经过认真地分析研究，认为马上行动比较好，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即使金山靠不住，敌人也来不及布防。于是，确定去32名队员，分成5个组，队员们分别带短枪和大刀片。一计算，大刀片不够，我们通过齐村自卫团地下党员王磊同志借了好几把大刀片。武器备好后，又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当晚10点钟我们到了枣庄洋行附近。洪振海先干掉了在门口的日本警卫。大家迅速绕到洋行院墙的南面，因墙高，并架有电网，不便越墙，我们便手持铁钎和大锤在院墙上打起洞来。为了防止出声音，曹得清同志找了一条破麻袋包上，声音稍小了些。因为墙壁很厚，铁钎上又包着东西，挖洞的进度很慢，直到第二天清晨4点钟才挖通。我们进去4个组，每组4个人，配备1支手枪和3把大刀片。洪振海带一个短枪组在外面掩护，我在院子里任总指挥。战斗组按预定的方案，各奔自己的目标，三下五除二，分住在4间屋子的日军全被干掉，三四分钟解决战斗。我们正准备集合撤出，发现梁传德那个组还未到。我过去向那屋里一看，1名日本兵手持白腊杆正在与梁传德搏斗。我用手枪一点射，将那日兵击毙。待我们准备撤出时，火车站上的日军已发现洋行出事，探照灯不时地朝这里扫射，日军队伍很快地包扑过来。我一看情况很危机，再从洞口出去已来不及，命令一名队员砸锁。那队员很机灵，将随身带的大斧头取出，只听“咔喳”两声，大锁砸开了。队员们在我和洪队长的指挥下，迅速冲出洋行，朝预定地点奔去。这次夜袭洋行，杀死13名日兵和1名日本翻译，缴获长、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块。
我们第二次血染洋行胜利地返回驻地齐村后，天已大亮，杜季伟政委也从军区回来了，他听了我们的汇报，特别高兴，并表扬了战斗中完成任务出色的同志。接着，杜政委传达军区指示：为配合山里反扫荡，铁道队要立即破袭临枣路，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我们奉命于1940年9月的一天晚上，出动30余人，并发动沿路的上百名群众，将临城至枣庄的铁路支线扒掉铁轨3里多，砍断电线杆100余根。我们搞下来的这些铁轨、枕木、电线和电线杆，能运走的全部运走，不能运走的就地破坏或埋掉，再不然就扔进水坑里去，反正叫敌人一时修不好。
铁道队拉起来才几个月就袭击日军十几次，沉重地打击了临枣台铁路线的敌人。敌人恼羞成怒，在车站上不时地搞戒严，加强防务，在火车上也增加了武装押运人员。凡是我们截过火车的地点，他们都增设了据点，还不断地对这些地方派出人马搞“清乡”，安插特务搞监视。他有关门计，咱有跳墙法。咱有党的领导，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人熟地熟；他在明处，咱在暗处，能合得拢，散得开，打得准，截得住。敌人对咱是捕不着，抓不住，所以干发急。
我们在临枣台线上的活动，也鼓舞了人民群众。兄弟爷们儿在公众场合虽然不能高声大嗓谈论，可一伸手比划个“八”字，谁的眼里都透出一种亮光。我们的行动也启发、教育了一些靠“吃两条线”（在铁路上搞物资谋生）的青年，他们有时也学着我们的样干两下，搔扰日军运输。后来，他们在当地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也成立了铁道队。1940年7月，鲁南军区将三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杜季伟任大队政治委员，洪振海任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
没用半年，我们原先12个人的铁道队发展成了有4个中队的鲁南铁道大队，人多了，枪多了，仗也越打越大了，铁道队名也更响了。
（张广太整理，枣庄市政协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