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泰安县是山东省内的大县之一，除现在的郊区、泰山区两地外，现肥城县的东南部，新泰市的西南、东南部分，均是原泰安县治的地方。按民国18年《泰安县志》表列：全县划15个行政区、辖109个地方，可耕地为5100顷。全县总人口在民国时清乡册户为692414人，男丁为371916人，80％务农，全年征收粮银4万两，并加征地方附加税4万两1两折现洋4元，共32万元）。由此看来，这个县的农田钱粮税收，在全省来说是高数额的。现将民国中期，泰安县农田钱粮税收情况简述如下：
  一、征税机构
  前清时代，新官莅任，必定带一个亲信幕僚随其到任，掌管漕粮的征收，这就是所谓的“钱粮师爷”。因那时，县令掌宰一县钱粮的收缴和地方附加额外税收，并可根据省里的需要，预征钱粮，从中可获不少渔利。因此钱粮征收是一项大有油水的差事，不用自己的亲信人员，若委之他人，县官就无财可发了。
  进入民国后，农田的钱粮征收机关叫作“泰安县钱粮征收处”，北伐以后叫做“泰安县田赋征收处”。属县政府第二科管辖，俗名称作“完粮房子”。他们内部叫“钱粮柜”。机关设在县府大院东侧，坐东朝西，由北向南共12个窗口，每年麦、秋过后，各地方的农民都持征收处下达的征税单（俗叫粮单），按地亩、科丈、地级优劣，以现金到此缴纳，俗名称为“完粮”。
  征收处的最高领导是总柜，“总柜头”即是征收处长。机关设处长1人，由县长委命，周百钱时期，“总柜头”是东关的张传珍，总柜下设12个分柜，按地支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排列，各分柜头由总柜头委派，这多是他的亲属和至好，各分柜有征税人员2～3名（俗称伙计）。这是在政府人员编制额内的。每到收税，人手不足，忙不过来时，他们再找亲朋人员，临时帮忙，他们的工酬，是由各柜的额外盈余中挤出来的，12个分柜的征收地区，是以地质的肥、清而搭配的，如酉字柜，柜头是李克友，他柜上的征收人员，就有一名是他的外甥，酉字柜所分征的地区是西南乡的砖舍、西故县，东南乡的山阳、天宝寨，城附近的宅子、风台等地方，如此搭配，使这12个柜的收入利益，可做到不偏不向。这12个柜，并不完全设在县府的机关大院内，只是到征税时，才在县府内开窗口办公，平时自觅办公地点，如申字柜设在柜头刘锡庚家里。辰字柜也是设在柜头自己家中。如此做法既可使弊端不易外泄，且可收取房租。
  二、征收机构的管理
  钱粮征收机构虽是政府的机关，但在管理上，它的封建性还是极浓厚的，总柜头（即处长）是政府委任，他有权委任各分柜柜头。各分柜柜头也是政府工作人员，但分柜头须是总柜头的嫡系，如酉字柜柜头李克友，就是总柜头张传珍的表哥，各分柜头招收伙计（即征收员）也是按这个模式进行的。比如分柜上缺伙计，柜头收人，必招亲信，并要行拜师礼义。这家人家的孩子，约在十五六岁，托人情，向分柜头推荐，蒙其青睐，得以赏收，还要备四牲大礼，选良辰吉日，由家长率子，到分柜头家行拜师礼，从此他们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也是封建式的师徒关
  系了。若是亲属关系，不用改嘴叫老师，原来是表叔或舅父、姨夫仍按旧称，若是表兄弟就改称老师了。学徒进门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约一年左右）在柜上做杂工，扫地、抹桌子，给师父和大伙计打杂，什么都得干。这个期间是观察学徒是否机灵，有无应变能力的时机。若是进步很快、聪明机灵，就可以跟着学算盘，抄写粮单底根。钱粮柜在粮单上填写数字，有个规定，必须用毛笔写苏州码字，这样既可防止涂改，又可让不懂苏州码的人，无法辨认。这个期间是决定徒工升降的关键时刻，若这个时期能应差事，他也就能成大伙计了。不过各分柜的固定名额是2～3人（连柜头4人），所以这种机遇是很少的。
  三、钱粮柜的工资待遇
  总柜头（处长），是县府内的局级，他的工资为18元（银元），各分柜头工资为12元，在正式编内的征收员（大伙计）的工资一般是10元左右。这些征收人员因与分柜头是师徒关系，故他们的食宿也在师父家中，每月向师父缴伙食费约5～6元。其工作时的服装，一般是戴礼帽穿大褂，近似教书先生。周百锽时期，曾发过统一的制服，并严格规定，必须着这种衣装上班，但他们在私下里，仍是礼帽长衫，习以为常了。
  除正式工资外，每年麦、秋两季的征收中，他们还有外快，如多报损耗，作弊多收，各地方的赠予等等。除此几项外，他们还有一外快收入的妙法，就是开柜收税后，将每天所收的税金现款，送存本城的3家银庄（久大成、谦孚、天泰）。3家中，以存在久大成的最多。这3家钱庄和各分柜都有交情，可以互相照应，每年麦、秋两次收税，每次期限在3个月左右，两次达半年之久，将这笔巨款存放后，其利息数额是很大的一笔钱，向省里上缴，却不
  计利息，只要按期即可。这样算来，他们每年可享16万现洋的利息。这些外快都按三等处置，上等是县长、征收处长（总柜头）、财政科长等人，一般在5000元左右，中等是各分柜头、县府主管财粮的秘书等人，也有数千元之多；下等是各分柜的征收员，约800元左右，其他临时帮工的，只给极少的赏钱，约在三五百元。
  四、农业钱粮税的征收
  每年麦、秋两季开柜收钱粮税，清代初期用“摊丁入亩”的办法，即将人头税均摊到地亩内征收，有清一季，虽在后期大量向列强割地赔款，但农田税的征收，未增加任何附加，仍遵循“康雍时代”的祖制规定。民国4年，进行了一次土地面积的彻查丈量，这在民间即是冯汝骥的验契（讹音咽气）。土地以红契为凭，经丈量后，缴纳验契税后，加盖验讫印记，这次查出了很多种地不完粮的黑地，引起地方上地主绅缙的反对。土地清丈后，按级别分出等级，向政府纳税，这样钱粮柜上就有六二折、七二折，八二折不同的征收数额。折是折扣的意思，按正项完粮总数的肥瘠折算，如六二折即是收成按六被二除的折算数，这是最高的地级征税数。
  麦收前，钱粮柜开始准备工作，按照地亩的存根和征收钱粮的标准填写粮单，栏目有业主名字、地亩房产坐落地点、地级、亩数，缴纳日期由×月×日至×月×日，缴纳正项钱粮若干、附加税若干。民国后地亩钱粮加征税每亩4元，作为地方上的行政事业开支。这样一来税银就成了8元。当时有个童谚：“张宗昌坐济南，一两银子八块钱”，就是指此而言。因那时地方上的财政开支，除在编工作人员工资外，其他如建筑、教育、慈善等经费，一律自己筹措。各分柜的征收范围是按地区肥清搭配的，所以收起
  税来，也就不致混淆、重叠或遗漏。还必须说明一点，征收地亩税，不单征可耕田，凡是私人所有在权限之内的合法土地，均在征税之列，山场、菜园、场院、坟墓地、祠堂，房基都要纳税，房屋地基是按总面积，以最高地级完粮，凡在城墙以外的房产院落，都要下粮单纳税，城内的私人房产是免税不完粮的，这就是城里“官地民房”的来历。至于寺庙的庙产，除庙宇本身不完粮外，僧、道在庙内所买的田产，也是要完粮的。这期间的钱粮柜工作是忙碌的，若任务紧还要加班，征收员、临时工在各柜头的督率下，只是不停地打算盘、写粮单，核对无误后，就下达到各区、地方、直至各地方分管钱粮地保的手里，才分发到业主家中；此时已农忙的差不多了，一般是粮单下达后，两个月内就开柜收钱粮，完粮时间已到，地保就在各村庄鸣锣高喊：“××日上城完粮，过期受罚”，各大小地户闻讯后，都要带着钱到城内县府征粮处，缴纳农田税，这就是俗称的“完粮”。这个时候的县府内外、州前街（俗称衙门首），四乡完粮的人络绎不绝，完粮房子12个窗口大开，完粮的人排队挨号，直到县府门外。若是有逾期未纳者，称为“结粮”，是要受罚的。
  结粮，就是收税期已过，逾期未纳的户。征收税期限已过。各柜将未完粮的户，再下结粮单，在征收项内则加了罚款。一般是按亩数、级别，加罚收税款，罚款数额，无有规定，随意乱加。结粮单下到各地方后，地保就持单到户去催逼。结粮人家大半是贫穷主，有一亩半亩的贫瘠地，收成又不好，吃且不足，哪里来完粮封草的钱？只好乞求借贷，以完成国税征收。结粮户将钱凑足后，再到城里完结粮认罚，如数缴纳后，方才完毕。
  拨粮、顺契，拨粮就是过户，也就是顺契。要明白这个事，必须先从土地买卖说起。要买地，先立契。俗话说：“地凭文书，官
  凭印”嘛，文书就是地契。旧社会土地既是私有，就可以自由买卖，土地所有权出卖后，就应当将向国家缴纳钱粮的义务转拨给买主，这就是“谁种地，谁完粮”的说法。旧社会，卖地（房）人因贫困或其他原因，要卖地（房）时，先用毛头纸写一张草契，交给中人（俗称地蝼蛄）去找买主，一般是先尊四邻，若四邻不要，就可在外方找主。这张草契在价值上写的都偏高些，经过讨价还价后，卖主认为到价了，就可定议，中人先将草契收回，卖主方用毛头纸写正式文书。
  这张契约写成后，叫成契，再要邀请四邻、中人、知见人、买卖双方，到实际地段勘查，按卖契上的长、横干丈。丈量无误，验看界石后，就可过付圆契了。圆契是土地房屋正式交易，由买卖双方平均出资（多半是买主出钱）在馆子里包桌酒席，将四邻、中人、知见人、地保等请到，开席饮宴，所有人等都在文书上盖章画押后，正式承认了这张契约的合理性，欢宴而散。买卖双方，在中人和知见人的监督下，将地（房）价钱过付，这桩地（房）生意就办完了。
  这张为社会所公认的买卖契约，俗称白契（因为是用白毛头纸写的，还未盖官府大印），还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若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得到钱粮柜办理纳税给凭的手续，这就是“顺契、拨粮”。买地人若是缙绅（地主）人家，自会派人携白契到县顺契，钱粮柜按地方、级别，按买价的比例抽纳土地税的办法征收税款后，再填写一张国家承认土地所有权的地契凭证，加贴税收印花，盖上县府大印。这张地契才算合法，俗称“红契”。为了获得土地私有权，另有资利地认税的事，所谓资利地，就是个人的开荒地，如山坡、河滩、填沟等地亩，是私人开垦种植收利的，但为了获得私人土地所有权，就得到钱粮柜上来认粮纳税，请求发给
  “红契”，以求合法所有。开荒认粮户向柜上缴纳这块地的实际买价略低些的现款，而主办此事的人，只是缴上地凭证钱，其余的就中饱私囊了。前面说的顺契时，是另外再拿拨粮钱的，数目是按顺契人的贫富而定，钱粮柜就将卖主的地亩粮钱，拨到买主名下，从此卖地人就没有完粮义务了。但那时的农民文化水平低，若要达到拨粮过户的目的，就必须下买地保、上买钱粮柜的账，花不少钱才行，否则，弄个卖地不卖粮，他虽是无地了，但完粮的义务仍然存在，岂不冤枉。很多恶霸地主，富而不仁，多以买地少买粮，卖地多卖粮的办法鱼肉乡里。钱粮柜在办理这套手续时，皆可从买卖双方中渔利。
  顺契，拨粮过户，一般的户，多不来城办理，这就出现了“下地方”的服务。县钱粮征收处存有全县的地亩存根，若他们亲手办理，又忙不过来，于是就在这方面，想了个生财的办法，将存根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这些人多在衙门里有门路，或是劣绅之流。将这些存根由钱粮柜买来后，就成了征收处外面的代办单位或经理人，这些存根，他们叫做“地亩扎子”，是以地方的远近，地级的优劣而定价的，一个人可以从钱粮柜买到十多个或二三十个地方的“扎子”。笔者所知的如东关的柴××，南上高的萧××，都在秋后到东南乡、西南乡去“下地方”。这些地方，离城偏远，农民无事又不愿进官府。这些“下地方”的拨粮过户人，真有点服务上门的样子，下地方的人一般是秋后去，年底回来，叫做去弄个“过年钱”，有地亩“扎子”的户，本身就是地主阶级，衙门里有他们的人，并和钱粮柜上的人非亲即友，所以办理方便，偏远地方的钱粮地保，也十分巴结他们。他们拥有的“扎子”作为私产，在分家时可以分，若穷了还可以转手倒卖。因此，他们即是钱粮柜的帮手，也是剥削农民的吮血虫。
  他们“下地方”时，自备车辆，叫佃户或佣工推着，挨地方串走。到达后，先由地保在各村鸣锣高喊：“下地方的来了，拨粮过户啊！”他们便固定在一个地方驻地，办理拨粮过户的手续。一般的农户，这时农忙也完了，秋收后手头有点粮食储存，这正是办理手续的时机，因为这关系到完粮封草的个人切身利益，所以都踊跃来找他们办理手续。他们先验看买主的白契，计算地亩的长、横科文，无误后，就在土地存根上（扎子）将卖主的地、房抹去，填写到买主的名下。买卖双方都要拿手续费（他们称为“喜钱”）。这种手续费无定数，大致是买卖地房，多的多拿，少则少拿。若是得罪了这位经办人，他不给过户，明年麦后，就给你办结粮，罚的更多。下地方的人，只给办理过户拨粮，他们管不着顺契，若是办理合法的官凭红契，还是非进城找完粮房子办理不可。
  “下地方”，是很有油水可图的，按各地方走下来，大约到腊月上旬，方能办理完毕，除给地保一点赏线外，其余均落入自己腰包，这些钱过个年是够丰富的了。下地方的人回来后，先给钱粮柜送上年礼，并将所过拨的户头拉单子报告柜上，这样明年麦季下粮单就可改换业主了。
  五、钱粮柜办理地亩钱粮的预征
  民国成立后，军阀割据，战争不断，在军用开支上很大，这笔钱的来源就是用预征钱粮来缓解。张宗昌盘踞山东时，就曾预征过一次，当时泰安县长曹光楷，曾按张宗昌的布置，在泰安预征下一年的钱粮。预征是一件很不好做的事情，若完不成任务，县长要受撤任处分。于是曹光楷就召集各区长、商会长开会想办法，用了个将泰安县每年向国家交粮银4万两（每两折现洋4
  元，共16万元），分摊给各区和商会，用暂借钱的办法，先垫出来，等次年粮钱征收银后，再还给商会和各区。这样一来，商会将分摊的借款数，再分摊给各商号，各区分摊了回去再分摊给各乡的财主。用这样的办法，预征了民国16年的钱粮。在预征时，只是征收正项国税粮银，没有附加征收。县长如能在限期内，完成预征任务，上解款项的话，可从预征粮银的总数内，提取奖励金一至二成，否则就要受撤任处分。
  曹光楷坐泰安两任，临卸任时，据云带走现大洋4万余元，后利用此款在济南开起银号来了。
  地亩钱粮的这种征收办法，自民国以来，即承袭清制而沿用，细致上无甚更易，日寇侵入，泰安沦陷后，仍用此法征收地亩钱粮。直至抗战胜利，泰安已处在解放前夕，广大农村已多半解放，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势力也鞭长莫及。且在行政区划上也有更改，城西划为泰西县，东南乡划为泰宁县（后改徂阳），东北乡划为泰历县。经此变动后，钱粮税收的古老办法也就废除了。
  （泰安市郊区政协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