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淄博陶瓷生产是我国陶瓷重要生产基地之一，作为淄博的传统产业，年代久远，至今还在轻工生产和乡镇企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淄博地区盛产黄土、青土、药土、焦宝石、铝矾土，这是制造陶瓷所需的基本原料；煤炭资源丰富，可供应充足的能源；生产陶瓷既长久且普遍，技术力量雄厚，这些都是淄博陶瓷生产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历代淄博陶瓷的发展古代淄博的陶瓷生产，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从现有地下挖掘、出土文物和零星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淄博历代陶瓷生产的大致情况。
  中国被称为陶瓷之国，年深久远。就日用陶瓷来说，由于原料、烧成和技术的不断改进，历史上曾经历了陶——粗瓷——细瓷的衍变和发展过程。淄博地区作为中国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其衍变过程，基本上与之相对应。
  陶器制作，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淄博的先民们，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期，就已掌握了制陶工艺，已经发掘的张店浮山驿遗址、冢子坡遗址、淄川口头遗址等，就有这时期丰富的实物遗存。
  龙山文化期，在淄博分布很广，现经发掘的桓台戏马台遗址，临淄桐林田旺遗址、周村鷃子窝、皇姑顶、水磨头、博山石马等，都有这一时期的陶器出土，其中1982年在桐林田旺遗址出土的灰陶甗，通高116厘米，口径44厘米，形体大，制作复杂，至今在全国同类文化之遗存中是少有的。
  商周时期，制陶工具有了改进，烧成技术不断发展，出现了白釉陶的新品种，据考察认定，我市周村商家遗址，属于这一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曾为五霸之首，七雄之一，国力强盛，工商繁荣，也促进了制陶业的发展，不仅日用陶器的品类不断增加，而且还不断扩大陶器的适用范围，出现了彩绘的陶器随葬品、陶质量器和用于建筑的陶器，如板瓦、筒瓦、饰纹瓦档等。
  迨至秦汉，建筑陶器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和应用，在制陶原料和施釉技术上不断创新，铅釉技术的掌握和利用，出现了黄色、绿色釉的陶质器皿。周村水磨头遗址有这一时期陶器遗存，大房一号与三号古窑址，属于西汉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陶瓷生产的历史发展中，是由陶向瓷演进的重要历史阶段。陶器与瓷器的区别在于：一是选料不同。陶器多以黄土为原料，陶瓷器选用青（黄）粘土为胎质；烧成后，陶器质地疏松，吸水性高，陶瓷器质地坚硬、致密，瓷化程度高，吸水性低或不吸水。二是火温高低不同。陶器1000℃以下即可烧成，而陶瓷吃火高，必须在1250℃以上方可烧成，陶器施釉属低温釉，且多不施釉；陶瓷器用高温釉，不施釉者极少。粗瓷不透明，介于陶与细瓷之间，是由陶向瓷发展的中间阶段。
  1957年文物普查中发现，我市寨里与大张村之间的高地上，有古代窑址和大量陶瓷碎片和器物存留。胎质灰白，质地坚密，瓷化程度高低不一，釉色青，光泽莹亮。器外多涂半截釉，大口器里面为满釉，底里有支钉疤痕，三五不等。从造型、釉色及烧制工艺看，具有早期烧造瓷器的特点。其烧造年代，上限约在北齐，下限延至唐末。经专家鉴定，这是我国北方目前已知的最早和唯一的青瓷产地。
  比寨里——大张窑址再晚一点的是磁村古窑址。淄川区磁村，古名磁窑务，明嘉靖以后曾改名磁窑坞。磁村古窑分布为3个区，一是华严寺区，二是南北窑洼区，三是苹果园区。从目前已经发掘的情况看，1976年在华严寺南挖掘出的两个煤烧窑为最早，产品以黑釉为多，青酱釉次之，烧造年代定为唐代中叶，经历晚唐、五代到北宋。磁村窑宋代为盛期，下延至明代中期。
  宋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繁荣昌盛的时期，淄博地区作为全国陶瓷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也进入了它的兴盛期。由于对外贸易的需要，最高统治者和官方的重视，促进了陶瓷生产技术的改造，产品向高档次的精细制作方向发展。《宋会要辑稿》中记载：“瓷器库在建隆坊，掌授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京朝三班内侍二人监库。宋太宗淳化元年七月诏瓷器库纳诸州瓷器拣出缺纹数目等第科罪：不及一厘特予除破，二厘勉决勒陪都给破者，三里笞四十，四厘笞五十，五厘杖六十，六厘杖七十，七厘以上不计多少杖八十。真宗景德四年九月诏瓷器库，除拣封桩供进外，余者令本库持样三司行人，估价出卖。”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瓷器作为贡品，设了专库，科罚之严也说明朝廷对此类产品的重视程度。文中提到的饶州，指的就是江西瓷都景德镇，定州即今河北省之曲阳，以产粉定瓷而有名，青州瓷即产在今淄川、博山一带，其时是青州辖区。由此可见，宋代的淄博陶瓷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宋代淄博陶瓷生产分布较广。现已查明的，有磁村苹果园窑址、淄川郝家窑址、西坡地窑址、博山大街南头窑址、八陡东庵窑址、山头窑广窑址等。
  宋代淄博陶瓷生产水平以磁村为代表。从窑王殿旧址附近大量堆积的陶瓷碎片、窑钉、窑具等可以看出，除日用陶瓷的大量生产外，有些陶瓷器物，由厚重实用向轻薄精巧方向发展，釉色品种和质量也不断发展。施釉单色居多，有黑釉、白釉、灰釉、青釉、燎黄、褐色、茶叶末、白地绿斑釉等，还有近似“紫定”的酱色釉。细品白如奶，黑如膏，致密光亮。据专家考查，认为其中白釉黑花器胎薄光洁，可与磁州窑媲美；乳白印花、刻花器，与定窑有近似风格；白地绿斑釉，是在“唐三彩”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的产物。
  这一时期有几样瓷色是淄博当地的名贵品种，享誉海内外，主要是：茶叶末釉色。其色青黄，和茶叶末色相似，其深者为蟹甲青，浅者为鳝鱼黄，多施于瓶罐等器物，古色古香，受人珍重。
  雨点瓷，也叫油滴瓷，有大油滴和小油滴之分。黑色釉面上分布有铅色的斑点，闪烁有光亮，其奇妙处在于器内注入清水时，斑点出现银白色，注入茶水时，又呈现金黄色，阴晴朝暮，各有变化。大油滴有大斑点，大小间杂，小油滴均为大小一样的小斑点分布，釉细、平滑、光亮、斑点圆匀，铅色为上品。
  粉棱瓷，或粉杠瓷。在黑釉之上加上白釉线，多施于瓜棱、瓶罐或其他有棱的器物上，通体挂黑釉，于棱凸处挂白釉，形成黑白相间、对比鲜明的色调，是宋元时期稀有品种。这项技艺以后失传，现存器物就显得格外贵重。
  经两次考查认定，郝家窑址与磁村窑址属同一类型，生产器物以白釉为多，黑釉次之。坡地窑址，规模很大，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但产品质量不如磁村。产品以白底黑花为多。其特点是将书写引进花色装饰，有的盘碟上写有“香”字，或诗词佳句，也有成篇文章，这在别处却较少发现。
  博山大街南头窑址，以木柴为燃料，连续发现燎绿、燎黄、青釉等瓷色和模印花卉的青釉碗碟等物品，可认定为宋代古窑遗址，八陡窑址曾发现黑、白釉色平盘及青釉、燎绿等器物残片，还有一个匣钵中出土7只白釉黑花四耳瓶。据八陡《薛氏世谱》，内有“始祖讳德祥，字云堂……陶于八陡，捐员外郎，病故于宋仁宗六年”，可证八陡古窑为宋代遗址。
  宋代陶瓷生产技术的演进，还表现在烧成方面，即由原来的支钉、垫饼垒烧法，改为“圈底”垒烧法和陶柱支撑覆烧法。这一改进，比原法省工省料，增加了窑炉容量，减少了粘连釉疤等弊病，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资料表明，宋时已掌握了二次烧成、釉上彩饰的技术，使产品更加美观。
  金元时代，淄川的磁村、坡地、博山窑广、山头、颜神等绍延宋代余绪，继续陶瓷产品制作。此外，现在可知的又有淄川、西河、博山李家窑、北岭、万山等处窑坊的兴起。周村大房二号古窑遗址，出土不少白地黑花瓷碗、瓷盘，是这时期的典型产品。元末，博山福山采用当地原料烧制黑红釉大碗，远近闻名。福山俗名“搁（郭）大碗”与此种生产密切相关。
  这一时期，就本地来说，生产技艺，没有明显的发展和改进。现存实物、产品以日用陶瓷为多。坡地窑址规模最大，器物釉色限于黑、白两种，或白地黑花。1959年勘察时，发现一座因山洪冲刷而显露的园窑遗址，窑内垒烧的匣钵原样未动，匣钵内为灰青瓷釉大碗，属于元代产品，据说就是水淹古坪州时的窑炉遗存。万山窑也是黑白釉，白釉黑花为主，其中以印点梅花形白釉黑花器，别具特色，为其他窑址所未见。还有在黑釉之上添加赭石色兰草，也是不可多得的金元佳品。
  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乱兵燹，淄博一带人口流亡，生产破坏，陶瓷制作，难以为继。以当时生产陶瓷较盛的博山山头为例，《山东博山陶瓷厂志》记载，明初，“据山头几家族谱考证，宋、周、薛、田、侯等姓氏都是河北冀州枣强等地移民。”其他地方情况与山头也差不多。从社会安定到生产的恢复，中间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明代前期，淄博的陶瓷生产处于低谷，中期以后，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嘉靖年间，冯琦撰《修魏公祠记》提到，颜神一地，“陶者以千数。”就在这时候，颜神建石城，所以有建石城的必要，山东巡抚黄瓒《集议矿盗疏》中说：“益都县去郡二百余里，地名颜神镇，土多煤矿，利有窑冶，四方商贩，聚集于此。”（转引自王渔洋《香祖笔记》）可见当时当地的煤矿、窑（陶瓷）、冶（琉璃）3大行业已形成规模，并且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这时的陶瓷生产除日用陶瓷外，又增加了烧造琉璃瓦的新品种。1959年文物普查时，在八陡东庵发现数座琉璃瓦窑遗址，烧造物有板瓦、筒瓦、屋脊、兽吻等，板瓦之大者长41厘米，口宽37厘米，先在他窑烧成素胎，再到这里挂釉，单一绿色，低温烧成。据实物标本考察，是明代中期的遗存。
  自明至清，淄博地区陶瓷业不断发展，逐渐确立了在全国陶瓷重要产地的地位。昆仑白药石的发现，是淄博陶瓷生产中的一件大事，为扩大白釉瓷的生产提供了便利。清乾隆前后，又进入了一个兴盛期。当时博山的西河、福山、八陡、窑广、务店（五龙）北岭、下河等处窑业兴隆，淄川的万山（现属博山区）昆仑、渭头河等亦相继兴起。一些陶瓷生产集中的区域，形成社团组织，不少窑神庙，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
  这一时期，生产技术没有明显的改造，生产方式主要以家庭手工业一家一户分散生产为主要形式。由于资本的积累和市场的竞争，已经出现了有劳资关系的手工业作坊。制作业户也出现了生产门类的分工，如有的业户专制坯，有的业户专烧成，有的专制某种产品如匣钵、碗、罐等，有的以窑出租，有的借窑经营。地区之间，因所产原料，或技术原因，产品各有偏重，形成各自的特色。如福山以生产黑大碗出名，山头生产容器缸、瓮的技术传到渭头河后，“渭头河的大瓮”，又成了这里的名产。八陡以生产瓶罐享誉遐迩，至今在博山仍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八陡的瓶子——嘴硬。”说明了博山陶器业的特点。
  近代淄博陶瓷生产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民族工商业受到巨大的冲击。淄博陶瓷业，自清末以来，虽然也有现代化技术的融入和改造，但更多地受到战乱和时局的影响，经历着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戊戌变法”和“洋务派”实业救国的呼声中，山东工艺局局长黄华（曾任淄川县长）主持在博山创办全省第一个官办窑厂，称名“博山陶瓷工艺传习所”。这个工艺传习所兴办的宗旨，是想用新技术实现对博山陶瓷业的改造，提高本地陶瓷产品的质量档次。实际上也起到了引进先进技术，培养技术骨干，促进技术发展的积极作用。
  博山陶瓷工艺传习所，每年由公费出资3000两，委济南古董商王子久为总办。王子久对陶瓷比较熟悉，主事之后，锐意进取。他首先在本地招聘能工巧匠，为发现当地技术人才，常到市场和业户走访，凡工艺精巧产品质量出众者，即想法将制作人选聘入所。为引进外地的先进技术，王子久还从江西景德镇聘请了多名制瓷工人，到博山传授技艺。这期间，对陶瓷原料、生产设备、制作工具等都有所改进，如将烧窑习用的匣钵，改为帽垫式笼盆，为生产满釉的净底产品（无砂圈支痕）创造了条件。产品成型用手摇转轮，提高了工作效率。陶瓷原料和配方也有改进，产品分圆器、琢器、雕塑3大类，除白瓷而外，还有蓝、绿、黑、纹片各釉色。对艺术陶瓷和仿古陶瓷制作很重视，研究恢复了在本地失传多年的宋代名贵釉色茶叶末和雨点瓷。恢复茶叶末的是本地工匠陈希龄，恢复雨点瓷的是本地工匠侯相会。
  工艺传习所兴建之初，先在博山北岭租窑试产，后由山东巡抚衙门拨库银2万两作开办费，在博山下河建立窑厂。到民国3年（1914年），由当时的博山商会会长石冠英接王子久继任总办，更名为瓷业公司。因经营不善，连年亏累，不得不缩小规模，裁削人员，景况大不如前。而后，石冠英引举前淄川知县陈尔延主办瓷业公司，陈购得该公司设备财产，由官办转为商办，到民国13年（1924年），也因亏损过多，被迫停办。
  这个官办窑厂，寿命不长，但在淄博陶瓷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博山从此掌握了利用当地原料生产日用细瓷的工艺。在这里工作过的工匠，分散各地，都成了陶瓷业的生产能手和技术骨干。谭景文著《博山县乡土教本》说：“吾博山的瓷业，得到这一番的熏陶濡染，出品的提高，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实近来瓷业改良的一新纪元。”给予了较高评价。
  继瓷业公司之后，1931年，国民党山东实业厅派杨法权来博山，于现山东耐火材料厂厂址处设立模范窑业厂，职工130余人。采用机械设备和科学方法改进透明瓷器，产品包括日用器具、化学器具，还有电瓷、卫生瓷等约40余种，月产量6万余件。1934年7月改名山东窑业试验厂，至博山沦陷时为日本人占领。
  本世纪初，淄博陶瓷生产，除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细瓷的生产引人注目外，还有工业陶瓷的兴起。1918年前后，博山五龙开始陶管和钢砖、钢瓦的生产，1930年开始了耐火材料的生产。1944年秋，原在青岛经营大德铁工厂的李荆山在五龙村栗子沟兴建鼎丰窑业厂（现淄博工业陶瓷厂前身），至解放后，生产耐火材料、耐酸坛、管等。
  据调查了解，自本世纪初到20年代末，淄博陶瓷生产有所发展，胶济铁路和张博线通车后，对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交通方便。1930年淄博拥有窑炉190座。“九·一八”事变后，销路不畅，窑业一度萧条，窑炉锐减至不足20年代的一半。到抗日战争前，恢复到窑炉189座，业户400余家。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对中国人民实行政治压迫，而且加强了经济掠夺，对淄博陶瓷生产实行控制和垄断。早在1914年，日本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后，日商曾在博山开办日华窑业公司。1937年底，博山沦陷后，日寇即对陶瓷生产的重要原料焦宝石矿严加控制，对耐火材料等以“投标”方式，实行生产垄断，日用陶瓷的销售，也由日本官商合资设立的“组合”，进行市场操纵。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还直接插手陶瓷的生产经营，建立日营窑厂。以本地的人力和资源生产，摧残中国民族工业，获取陶瓷之利。这些窑厂是：（1）博山窑业公司。是由日本名古屋碍子株式会社以100万伪币将山东省窑业试验厂“收买”后在试验厂的原址建立的，总经理为飞鸟井二。后改为博山窑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为大野。以生产耐火材料为主，又附设一处大野制陶所，生产电瓷和日用陶瓷。（2）六合公司。是日商强行霸占北岭、李家窑民窑多处成立六合公司，除进行日用陶瓷生产外，包揽对外订货，独霸销售业务。（3）长谷川窑厂。于1942年建于博山公平庄钱家林南，生产日式瓷器，专供日人购用。（4）厚生窑厂，日伪合资，设于博山大柳杭。
  日伪时期，由于日本的控制和掠夺，陶瓷生产受到影响。陶瓷工人收入低下。在长达七八年的过程中，也由于机械的采用，如山头益丰釉厂、华兴长釉厂等采用机械化生产，技术上有所进步；由于日商对陶瓷业的投资，其他各业的凋蔽和南北交通的阻塞、外地产品的断绝，也给陶瓷生产造成机会，生产有所发展。1944年前后，淄博地区有窑炉260余座，业户计400多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解放前，由于战争频仍，陶瓷工厂和陶瓷业户难以支撑，纷纷倒闭和改业，陶瓷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与抗日战争以前相比，从业者锐减。据调查，1948年解放前夕，淄博能维持生产的工厂和作坊只有78家，从业工人只有1387人，还达不到战前的一半。产品品种也大量减少，主要生产缸、盆、碗等，与1933年的产量相比，大缸下降77.9％，盆下降61.5％，黑陶碗下降96.4％。白陶瓷产品下降62.7％。工业陶瓷、美术陶瓷的生产，更趋衰微。
  建国后，淄博陶瓷生产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才获得了新生，淄博已成为布局合理、生产协调、产品多样、门类齐全的陶瓷生产重要基地。
  （淄博市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