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济南前夕，我们就估计到泰康企业将有一场严重的灾难，于是便打算作适当收缩，让一部分青壮年职工离店还乡，留下一部分人应付临时局面。事实果然不出所料，日军侵入济南的当晚，即闯进泰康抢走许多罐头、饼干、烟、酒，次日泰康的门市、工厂、库房全都驻满了日军，毁坏焚烧、胡作非为、尽情糟踏。到第三天特务机关翻译更给加上“对抗皇军，拒不开业”的罪名，勒令限期开业，一个星期之后，日军方陆续离开，这时泰康已经被糟踏的不象个样子了。
  复业之后，批发业务完全停止，门市营业亦寥寥无几。几次的“治安强化”运动、“物资自肃自戒”运动，使泰康已濒于破产的境地。但帝国主义对泰康的摧残依然照旧，流氓、特务的敲诈勒索，无名恫吓信等等，也接踵而来。
  为了苟且偷安，寻找“护身符”以保存企业，我结识了钱宝亨和柏俊生这两个流氓头子，认他们做了“老师”，一年三节两寿按期馈送厚礼，求他们撑腰，以壮自己的声势，堵挡流氓腿子的勒索。虽然如此，仍没有避免日军的蹂躏，我3次被“泺源公馆”（日特机关）传讯扣押；1940年日本兵又公开在泰康进行抢动；1943年日军推行“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借口查“暴利”、查“囤积”，大肆逮捕所谓“经济犯”，进一步对中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和敲骨吸髓的掠夺，我又再次被关进日本宪兵队半个多月。后来通过柏俊生的奔走，才被释放，结果是被罚“暴利”8000元，将所谓“囤积”货物，全部没收充公。济南泰康遭此抢劫，虽荡然一空，但日军仍不准歇业，因此只有求援于总公司拨款，苟延残喘，以维残局。
  处于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泰康总公司，与济南分公司则截然不同，不仅没受到战乱损失，业务反而更加繁荣，而且还于1942年左右将泰丰公司挤垮，购买了泰丰的全套机器设备，在菜市路设立了第二制造分厂，继续扩大再生产。1943年又再度增资为50万元，职工总人数（包括各地分公司）也达到千人左右，成了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食品工业企业。泰康总公司经营业务所以能够更加繁荣，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工厂、企业设在租界地，没有受到战乱损失，而是在于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在历史上曾经一度参加过抵制日货的泰康公司总经理乐汝成，在日军侵占上海之后，便完全丧尽了民族气节，投入日本帝国主义怀抱。他不仅勾结特务流氓，而且还聘请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充当了公司顾问、翻译，并大量接受日本帝国主义军用生产订货，积极为日本侵略军充当帮凶。因为取得了帝国主义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信任和支持，所以才有了泰康的所谓繁荣。
  济南泰康被日军掠夺事件发生后，我去上海总公司汇报，不但没有得到乐汝成的同情和安慰，反而受到冷讽热嘲。我觉得无法再继续干下去，一怒之下便向乐汝成提出辞职，让他在同年仲秋节以前派人到济南接替我的工作，于是我又第三次离开了泰康公司。
  继我接替济南分公司经理职务的是董振甫。董来济之后，乐汝成由总公司拨来25万元（伪联银券）货品，恢复济南业务。该时日军已面临最后的崩溃，对一般行业经济上的控制，已有些力所不及。而董振甫在业务经营上又大胆泼辣，他利用跑单帮的在青岛等地走私贩运红白糖（当时为日伪统制物资）及海味杂货，获得不少利润，半年之后，便将25万元（伪联银券）货款如数汇交总公司。此后不久，乐汝成又汇来100万伪联银券，充作济南泰康的流动资金，因此济南泰康分公司的业务又逐渐有所恢复。不过由于日军的严重掠夺，市场购买力的日益降低，整个工商业日趋萧条，济南泰康分公司当然也不可能独自繁荣，只不过维持残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