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阻挠北伐，制造了“五三惨案”。日寇侵占济南，济南人民横遭涂炭，全市陷于混乱状态，各银行、号纷纷被迫停业。1929年国民党统治山东，最早来山东的是陈调元，而后是韩复榘。韩统治山东后，原停业的银行、号中，只有部分复业，韩为了控制地方金融，即筹设了山东平市官钱局，经理为汪腾蛟。由财政厅拨资金10万元，并准予发行铜元枚票，发行数额无从查考。继由各县随粮带征股款300万元，筹设山东民生银行，以财政厅原发的金库券300万元拨作该行官股基金。原定资本总额600万元，官民各半，并准予发行角票。总经理为王向荣（伪财政厅长兼），经理为宋福祺。
  在此期间，中央银行也来济设立分行。银行业务逐渐活跃，以存、放款为主。凡在本市历史悠久，信誉素著的银行、号，前来存款的极为踊跃。放款方面，资金充裕的银行，直接贷放给较大的工商企业，如中国银行放款给仁丰纱厂（中国银行附设中国保险公司，并兼做火灾保险业务）。仁丰纱厂原由马伯声、穆伯仁（惠丰面粉厂总经理）等集资创办，建成后，仅房地产机器就将资金全部占用，已无活动能力。马伯声到青岛与中国银行经理王仰先联系，由济南中国银行投资200万元，并派人常驻该厂获得了400万元的贷款。经济稳定了，遂从英国购进新机器，从此大干起来。中国银行放款的大工商企业，还有华庆面粉厂和东元盛印染厂等。交通银行放款给鲁丰纱厂（现在的国棉一厂）早在1919年就开始了，先是信用透支。该厂是以北洋军阀为后台，潘复、王占元为大股东，先由潘复任董事长。后以资金不足，由中、交两行放款，交行为多数，中行为少数，由交行派一总稽核和一名出纳。厂长为李荣萱和祝燮臣，至1932年改选王占元为董事长，来济主持业务。因王和韩复榘关系至好，遂向民生银行贷款，将中、交两行欠款全部还清。1933年因中国向美国做棉麦借款，大批棉麦倾销中国，于是国内物价暴跌。特别是面粉厂、纱厂因物价暴跌而倒闭者有之。鲁丰纱厂因欠债过多（大都是民生银行的贷款），经营困难，于是韩复榘下令让省府参议苗杏村接管，更名为成大纱厂。交通银行业务最发达的时候是1933年后，放款分信用和抵押，也做押汇。业务关系偏重于铁路、邮电系统。其他如纱厂、面粉厂、粮栈、花行、茶庄等，均由各行做抵押放款。
  当时中国银行放款均用外仓，即在厂号仓库门前挂牌，标记中国银行仓库第×号，并立有租仓契约，中国银行派有驻厂员或仓库保管员，专管厂内进出货物，凭保管员的通知单，行里掌管放款或还款金额。尽管如此，也不无漏洞。因连年多吃呆账，前后有晋丰茶庄、崇德行、谦兴泰花行等，各欠贷款10万元，无力偿还，亏损很大。至此总行方感到有自建仓库的必要，1934年遂在济南经一路纬六路中国打包公司比邻购地，投资60万元建起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现代仓库。此后，凡用棉花作抵押者，先将棉花送往打包公司打包后，即送仓库领有栈单，再持单去银行办理抵押贷款，从此中国银行业务日渐发达。交通银行见此情况，也不甘落后，遂在经四路纬六路也自建交通仓库，但规模结构远不及中行仓库。此外在官扎营还有杂粮仓库，为了运输方便，有铁路岔道直通仓库内，此仓库属中交两行共用。在小纬北路还有中、交、上海3行仓库。所有这些仓库，连同几家厂商的仓库，在1937年韩复榘弃城逃窜时，均遭抢掠、焚毁。
  在银行、号业务中，兑换占主要部分。各行、号均以银两中的济秤为标准，以凭记账。当时有银两、银元、铜元等在市面流通使用，货币种类繁杂，兑换比率亦不统一。为统一币制，1933年4月6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废两改元条例》，禁止银两在市面流通，限期兑换。但银元和铜元仍照常通用和兑换。同年9月因银元涨价，省令限制铜元入境，并颁布了限制办法。1935年7月，又因各地现洋分歧，并有私运现洋从中渔利者，遂又颁布禁止现洋出境办法。此时银行发行纸币者很多，在济南设行发行纸币，有的不在济南设行的，也有纸币在济南流通，如中南银行，因其属北四行，其发行由大陆银行代理。这时虽已废两改元，但纸币仍极为混乱。且数额无限，难以控制。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财政部又颁布了《统一法币条例》，命令停止使用现金，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其他各家纸币，限期收兑，过期一律禁止通用。并规定每币1元兑换铜元240枚。这样铜元银元的门市兑换才绝迹。为了控制现金集中国库，国民党中央又陆续颁布了《交换法币办法》、《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1937年颁布了《妨害国币惩治条例》。自此之后，银行、号业务才稳步发展。“七七”事变后，日寇攻占济南，本市银行、号有的南迁，有的自行停业，金融业暂时呈现萧条景象。当时只有8家银行，53家银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