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我还未念大学的1932年至1938年期间，我曾在宋棐卿开办的东亚公司工作过6年，且与宋棐卿的子弟们十分稔熟，对宋氏及其东亚公司有些了解，现记述于后。
  宋棐卿，名显忱，字棐卿，山东青州市莲花盆乡宋旺庄人。生于1898年，为宋传典之长子。宋自幼随父在青州城里就读于教会学校。又先后在齐鲁和燕京大学学习，但未毕业即于1918年赴美专攻商学系，于1921年回国襄助其父经营“德昌洋行”。1921年宋传典竞选为山东省议长之后，德昌洋行的全部事务就落在了宋棐卿的肩上，在此后的经营中，宋运用所学知识，精于谋略，善施管理，使其经营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以至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显赫人物。
  创办东亚公司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青州基督教会的英籍牧师库林（CocLin）奉召回国。临行将其夫人库师娘经营的花边业务交给了宋传典、贾星垣、苑松芳和孙恩吉等4人合伙经营。他们集资两千吊钱（其中宋传典800吊，其余3人各400吊）正式开办了“德昌花边庄”，从农村收购妇女们编织的花边，整理包装出口，不几年资本由两千吊铜元积累到银元五六千元之多。花边为欧洲各国妇女们的喜爱之物，讲究一些的衣服上都镶有花边。可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经济凋敝，人民生活
  日益困窘，妇女衣着再也无力讲究了，花边生意遂一落千丈。宋传典审时度势，由生产花边改织发网出口。原来欧洲妇女有戴发网的习惯且有讲究；年轻妇女戴发网起护发作用；孕妇则把发网下垂到眉毛；寡妇的发网则把整个面部罩起来，以此作为标志，出门走路乘车时人们多予以照顾。4年战争，欧洲寡妇增多，发网的生意也随之兴隆。宋传典抓住这个机会，在现在青州卷烟厂一带建起了“德昌发网庄”，从农村大量收购头发，雇用了大批年轻妇女编结发网出口，一时生意兴隆，月赚两万余银元。当时只靠在青州生产发网已满足不了出口的需要，于是又在济南建立新厂。厂房占地3.5万多平方米，招雇工人逾千名。青州成为分厂，两地同时生产，依然供不应求，此时宋氏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殷实家族。不久宋传典将“德昌发网庄”改办为“德昌洋行”。这为宋棐卿而后创办东亚公司奠定了基础。
  1921年宋棐卿回国协助父亲经营德昌洋行时，看到当时国内市场上洋货充斥，连最普通的毛线也全是英国的“蜜蜂牌”、“学士牌”、日本的“麻雀牌”，且价格昂贵，非一般人敢于问津。中国人连毛线都不能制造，这对具有爱国之心的宋棐卿是个深刻的教育，于是他抱着外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办到的决心，创办自己的毛纺织厂。随即他从国外购进了一套机器，在济南试行纺制。由于初时没有经验，外商卖给他的是一套粗纺机，纺出的毛线粗糙而无弹力，用这种毛线织出的毛衣像麻袋片，根本不能穿。初试的失败没有使宋棐卿灰心，于是1926年宋派其弟宋宇涵赴美专攻毛纺技术。1928年宋宇涵学成回国。宋棐卿即结束了德昌洋行的业务，把原德昌的资本和人员投向了东亚毛纺公司的筹建。
  新东亚毛纺公司建在什么地方？宋棐卿选中了天津。当时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商埠，水陆交通方便，水、电、煤供应充足；更为有利的是，天津是当时江北羊毛集散中心，有充足的原料。于是宋把在济南原有的两台粗纺机运到天津，准备开办东亚毛纺厂。开办初期，既要新进口机器，又要新建厂房，还要储备原料，所需资金颇巨，而单靠德昌的资金是承担不起来的。宋决定先进机器，租房投产后，积累资金，逐步扩大。于是当即以月1200两白银的代价租用了意租界五马路紧靠海河东岸的一处占地约15亩的房舍。内有仓库和一座连地下室只有3层的小楼。仓库改为厂房，小楼作为办公室。其地下室则作了职员们的宿舍。就这样因陋就简，于1932年4月5日建起了东亚毛纺厂并正式投产。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第一次生产出了“抵羊牌”国产毛线，打破了“蜜蜂牌”、“麻雀牌”洋毛线占领中国商业市场的局面。当时外国列强看到宋氏东亚公司生产出了中国自己的毛线，“洋毛线”独占中国市场受到冲击，便千方百计地想将东亚公司搞垮。
  先是生产“蜜蜂牌”毛线的英国“博得运”公司，派代表专程来天津和宋棐卿谈判，劝说宋棐卿作“蜜蜂牌”毛线的总经销，并保证其利润远远高于自产毛线。宋严词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他说：“我们办厂不光是为了赚钱，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你们英国人知道，你们能办到的事，我们中国人也能办得到。”“博得运”公司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决心拿出他们惯用的手段，想以其雄厚的资本把新生的东亚公司压垮，他们调用了500万元的资本，准备在上海筹建新厂，想从经济上扼杀东亚公司。但是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人自顾不暇，在上海建厂的计划也以流产而告终。而东亚公司非但没有被挤垮，而且在竞争中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发展。
  “抵羊牌”的由来
  宋棐卿东亚公司生产的“抵羊牌”毛线的名称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由于当时“洋毛线”充斥国内市场，东亚公司生产出中国自己产的毛线后，公司的副经理提议将毛线取名“抵洋”牌（即抵制洋货之意），宋说“抵洋”是我们的宗旨，但取这两个字太露骨，还有可能惹出麻烦，不如将“抵洋”改为“抵羊”，语意双关，寓意自明。于是决定用“抵羊”。先找人设计了几张图样，均不如人意，最后宋自家乡青州弄来了两只公绵羊，使之相抵，拍成照片，依照照片绘制成商标图样。后来在新厂落成后，又用汉白玉雕刻了一对相抵的羝羊，置诸于办公楼前的草坪上。
  东亚股份公司
  1935年，东亚公司迁移到英租界新厂。宋棐卿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他由原来的独资经营改为合资经营，东亚公司实行了股份制，东亚公司成为东亚股份公司。
  东亚股份公司的招股对象，一是当时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包括官僚、军阀、富商政客、大学校长等高层人士；二是地方上的一般工商各界人士；三是本公司的职员和工人。东亚股份公司为了吸收更多的股东，聚集更多的资金，规定每股100元。这样就把社会大批各界人士吸收为股东。最鼎盛时东亚股东近万名，资金逾百万元。股份制的推行，推进了东亚公司的发展。东亚公司的股东与公司的兴衰有了认同感，凡公司遇到困难时，股东们都能尽力而为，想办法解决。我曾记得，有一段时间公司所产毛线质量不过关。合股欠均匀，色泽暗淡，价格又降不
  下来，一时在市场上销路不畅，仓库积压毛线达10万磅之多，以致资金周转不灵，大有倒闭之危险。处此，宋棐卿召集股东们研究解决办法。当时股东们提出可添置一批织毛衣机，将毛线织成毛衣、毛裤低价出售。并由当时的副经理赵子贞跑到济南找到东亚股东韩复榘，以汇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为由，建议韩复榘给其部队每人发一套毛衣、毛裤，价格从优。韩一点头，几万套毛衣毛裤脱手，毛线积压资金紧张的状况立即得到缓解。
  为了使“抵羊牌”毛线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并能与国外的“蜜蜂”、“麻雀”牌抗衡。宋意识到必须要质地优良、价格便宜。然而当时生产“抵羊牌”毛线的原料羊毛从澳洲进口，颜料从英国进口，其产品成本高，很难与洋货竞争。宋棐卿便召集股东中的显要人士商量解决办法。最后商定以保护国货为由，请求政府减轻税收。副经理赵子贞又通过一些股东的关系，多次找到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要员面谈。最后南京政府财政部行文通知各地财政部门对“抵羊牌”毛线免征转口正副税2年。随后，赵又跑了铁道部、交通部，得到了“抵羊牌”毛线在国内运输减收运费5成的优待。至此，使得“抵羊牌”毛线在国内市场上销路大开。
  宋棐卿为使工人与工厂贴得更紧，吸收工人入股。其发放办法是，凡工人入股，按其入股份的多少，年终分红时，一半给现金，一半再给股票。对在工作中卓有成效者，公司按其职位奖给股票。记得有一年奖励股票是这样确定的：普通工人4股，职员6股，主任级16股，年终按股发给股息和红利。东亚股份公司吸收工人入股的做法，在当时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工人们很少有罢工、怠工现象。而厂中遇有困难时却都能积极克服。记得1938年夏，海河泛滥，整个天津几乎成为泽国，许多
  工厂损失惨重，独东亚公司，宋棐卿统率着副经理、厂长和各层领导人员，亲临第一线同工人一块抗洪抢险，从而保全了工厂的生产。事过之后，并派出了专门人员到职工、工人各家慰问。
  东亚公司的股份，宋棐卿始终占有51％，而其余所有股份总和不超过49％。股东会议的决定权始终掌握在宋棐卿手里。
  东亚公司的经营管理
  宋棐卿对东亚公司的经营管理，在当时颇有独到之处，也确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东亚公司的所有办事机构是集中一块合署办公。一进办公楼便是一个很大的办公厅。周围分别是总经理室、副经理室等。从经理室的大玻璃窗里即可看到整个办公厅的工作情况，上下级之间可以直接相互监督，相互督促，同时可以及时研究解决问题。凡外边来公司办事的人一到办公厅即能很快找到所需主管负责人。公司对每个职员的工作量都作了统筹核算，使其人尽其才，各尽其力，一切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上班期间，喝茶、聊天、看报的事从来没有，工作效率极高，一个上千人的大厂，管理人员总共不过50多人。
  在生产管理上，公司十分重视统计工作。从原料发放到成条，从练条到合股、摇纱、染色、包装直到成品入库，都有周密的统计；对原料消耗、产品质量、成品、半成品的库存等，逐日都有详细报表。
  在产品质量管理上，严格把关。为提高毛线质量，厂里在添置梳毛机、纺毛机和改用澳洲毛条的同时，宋棐卿重金聘请了曾经留学英国的齐鲁大学化学系主任王启承教授任公司化学
  试验部主任。在王教授的指导下，对原料、水质、染色等各方面进行大量试验，确定了最佳配方，改进了拣毛、洗毛、纺毛等各道工序，提高了毛线质量。为了改进毛线染色暗淡无光泽问题，工序严格规定了每染一种颜色，必须要经过日晒、肥皂冲洗、耐磨、耐汗、拉力、捻度、弹力等多项试验。只要其中有一项不合格，就不准打包入库，更不能出厂到市场销售。严格的质量管理，使“抵羊牌”毛线超过了英国人制造的“蜜蜂牌”。
  宋棐卿懂得，提高产品质量，保证产品质量的关键是工人。为做好工人的工作，除前边提到的吸收工人入股外，公司还特别注重改善和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宋聘请了心理学博士何清儒出任公司人事部主任。在工人中实行有功者即赏，有过者则罚，不徇私情。记得有一次，宋棐卿的亲姑丈段岳东，自恃是宋的亲戚和长辈，因故和宋顶撞，宋马上将其解雇，不复录用。反之，凡在生产上成绩卓著者，月有月奖，年有年奖。另外还有半年的生活补助、全年的花红馈赠金。职工凡有发明创造者及时给予提级和奖金。工人一个月全勤者多发两天工资，一年全勤者则多发一个月的工资。工人夜班有保健补助，工伤有补贴，疾病有疗养金。此外还有婚丧补助、生活困难补助、子女入学奖学金等。对无故旷工、迟到、早嫁、在厂内打架斗殴者则按情节分别给予记过、开除处分，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即开除厂籍。
  公司人事部设专司人员，定期深入到职工家庭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具体问题和困难。如遇有婚丧大事，派专人协助料理。职工父母病故，补助本人3个月工资，以示对老人的敬重。
  公司设有“青年会体育部”，把全厂职工编成36个运动队。
  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田径、游泳、滑冰器械一应具备。职工每天定时训练45分钟，我的田径、网球、游泳、滑冰都是在东亚公司训练出来的。晚上则举办歌咏、戏剧、音乐等文娱活动，阅览室、图书室同时开放。公司还时常请一些著名演员来公司指导。东亚公司京剧团可以演出大型京剧，储揖唐的须生，姜宗品、余长华的青衣、花旦，当时在天津都是小有名气的。
  公司还在北京西山一棵树建了一所疗养院，聘请了当时结核病专家郭德隆大夫主持。职工患病，只要医生批示即可前往疗养。职员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回家，也可以去西山等地休养。
  日伪时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为了照顾职工生活，公司先期储备了大量面粉、玉米面、豆油、煤炭等生活物资，基本保证了全厂职工生活的稳定，公司还按照工人的工资发给毛线，规定每10元钱工资每月发给毛线一斤，均不收费而作工人福利。
  职工住房一概由公司负责，公司在远东村、吴家窑等地建起了工人新村，公司只收取很低的房租费。
  由于宋棐卿本人是个基督教徒，所以他以传教士的方式来教育职工。记得迎门的厂房山墙上就有两条醒目的大标语，一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条是“你愿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人”。饭堂的迎面墙上写有8个大字：“军事纪律、基督精神”。此标语牌左边写有公司的厂训4条：（1）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2）使游资游才得到相互配合；（3）实行劳资互惠；（4）为一般平民谋求福利。右边则为厂歌，内容有“爱护东亚，精诚团结，打起无畏精神，努力纺织生产”等词。何清儒还特地编写了《东亚精神》一书，分甲乙两种版本，作为对东亚职
  工的精神训练读物。职员学甲种本，工人学乙种本。每天上班前召集职工进行15分钟的宣传，主要包括东亚之主义、如何作事、如何为人，以及人格、尽责、功绩、过失等。
  公司每周有一次“聚餐会”，由宋棐卿亲临主持。公司全体职员必须参加，工人则轮流邀请参加。一般“聚餐会”，公司由专人向职工们公布厂内一周来生产情况，其一，让职工们对厂内生产心中有数；其二，使他们感到自己在企业中有一定地位并受到尊重，所解决的是全厂一般性问题。“聚餐会”外，还组织了“三友团”。“三友团”即领导、职员、工人三者交朋友。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人数不多，主要通过交谈解决职工中的个别特殊问题。
  宋棐卿的用人之道，概括起来三句话：忠诚可靠，听说听道；精明干练，卓有远见；艰苦朴素，任劳任怨。宋棐卿企业管理的原则，是内行管理外行，并使外行变为内行。其方法是让外行们不断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1934年公司开办了车间管理人员速成学习班，由厂长宋宇涵亲自教授从原毛加工到成品的26道工序要点，以及机器性能、产量测算、质量标准等。每讲一课，让学员到车间亲自观察操作，使之成为内行。对广大职工，厂内组织“青年会”，内分德、智、体、群4个部，其中智育部分的任务就是提高职工的文化知识水平，将职工分成甲、乙、丙3个不同的班级，聘请专家按照不同水平编写教材。甲班为初中程度，课程有语文数学、普通英语；乙班为高小程度，课程为常识算术、初级英语；丙班为文盲，课程以常识、算术为主。同时，东亚还定期开办毛线编织学习班，聘用编织专家任教，每班约五六十人，半年一期，不仅在本公司而且向社会招收学员，学员只须交报名费即可入学。其报名人员
  十分踊跃。
  公司在抓好本厂职工文化技术教育的同时，特别注重招用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专家到厂工作。除了前边提到过的化学专家王启承教授外，还有英国皇家学院的冯兰洲博士，血清专家杨少轩博士，药学专家程敬与博士，心理学博士何清儒以及农业工程师王绍曾，纺织工程师马师尚等人。他们的工资每月都在银元二三百元以上，有的甚至高于经理。东亚还专为他们盖了一处博士楼，为他们设立小食堂，并派有专人照料他们的生活，从而使他们既安心又积极努力地为公司工作。
  东亚公司十分注重对本厂及产品的广告宣传工作。工厂一投产，就设立了广告部，聘请了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储揖唐任广告部主任，并以天津市的名画家闻于天任广告设计，聘用梁宝和为“广告部”顾问。广告部在报刊、杂志、电影院幻灯，大作广告宣传，并在铁路沿线、广场、码头等地设置了大型霓红灯广告牌。运用各种手段，为产品大力宣传。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商品展览会，有时还举办产品展销会。1935年公司自己办了一份家政性质的定期刊物《方舟》，由储揖唐任主编，我担任发行工作。第一期由公司副经理刘蕙斋写的序言，每月一期，当时发行数量约五六千份，订户遍全国。内容除部分文艺作品外，多数是有关家政的知识和有关毛线编织及毛织衣物的款式、保存等。广泛的宣传，使“抵羊牌”毛线销路逐年增加，1932年只有天津国货售品所一家经销，年销量只有5万磅。1933年经销扩大到北平、上海、济南、烟台、汕头、长沙、南昌以及四川的宝元渝、宝元蓉等地，销售量直线上升到60万磅，1934年跃升为90万磅，1935年则为120万磅。
  东亚与祥和的竞争
  1934年，天津法租界又出现了一家新建毛纺厂——祥和毛纺厂，经理袁绍周，南开大学毕业后曾赴美专攻纺织。回国后集资办了这家毛纺厂，生产“飞艇牌”毛线。祥和厂机器全是新的，又暗中从东亚拉走了一部分职工，产品质量不错，销路也好。祥和的目的是想与东亚一争高低。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东亚便暗中与祥和展开了竞争。其手段：一是以其庞大的资本压垮祥和，在市面上展开了一场砸价甩货的倾销战。宣布凡购“抵羊牌”毛线两磅者赠送一磅，后又进而买一磅者送一磅，一下子等于将产品削价50％。其时我正在东亚公司英租界中街的门市部协助工作，抢购东亚厂毛线的场面记忆犹新。每天一大早，店门未开，买毛线的人便排起了长队。未几，东亚毛纺厂的存货一抢而空。二是宋棐卿利用商会，推举他的朋友刘纯甫任会长，专门成立了线业公司，直接控制了大部分百货店拒销“飞艇牌”毛线，致使“飞艇牌”毛线大量积压，资金周转不灵，生产处于半停顿状态。三是为防止东亚职工跳厂，宋棐卿征得职工同意，每月从每人工资中扣一元钱储蓄，扣满6个月为止，年终加倍偿还12元。如职工中途离厂，则存款归公。这一招既防止了职工跳厂，又稳定了人心。时间不长，祥和厂就抵不住了，经理袁绍周跑到南开大学找到老校长张伯苓，出面斡旋，因张既是东亚公司的股东，又是宋的朋友，他一出面，宋马上应允祥和厂把全部资产、存货作价30万元入股并入东亚公司，祥和厂改为东亚一分厂。袁绍周也屈就了东亚公司营业部主任，不久即被派到澳洲专事收购羊毛去了。
  在夹缝中生存发展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7月28日侵华日军占领了天津，华北形势十分危急。当时东亚公司地处英租界，尚能苟安一时，但宋棐卿预感到日本侵略者对东亚毛纺厂终将会从军事上经济上给予制裁。在此情况下，宋棐卿决心要在敌伪统治的夹缝中生存下去，保证东亚公司不倒闭，工厂机器不停转。他和日本的“三井”、“三菱”财团拉上关系，并在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建立了账户，并添置设备，转产麻袋。1940年夏，宋棐卿偕同董事长王雨生、副经理陈席三联袂赴沪，拟转道去印度考察黄麻的生产制作情况，并购买一批生产麻袋的机器。不意抵沪后，从中国银行得悉，在其仓库中存有一套英国怡和洋行的麻袋生产机等待处理。宋便通过中国银行以原价把这套机器买了下来，马上运到天津。1940年底，麻袋在东亚正式投产。东亚毛纺织公司也在称呼上加了一个“麻”字，成为“东亚毛麻纺织公司”。1943年，随着抗日形势的变化，侵华日军在人力物力上已捉襟见肘，日方对东亚公司的麻袋订货，价格一压再压，宋棐卿便即刻终止了麻袋生产。决心上化工搞制药生产。
  制药厂初定投资2000万元，东亚公司投1000万，其余1000万由股东们增购股票解决，但限制原股东只能增购其中的60％，其余40％让出给医生、护士、药商购买。这样东亚公司的股东中又增加了一大批医药界人士。1944年9月，东亚化工厂正式投产。宋以重金聘请燕京大学化学系主任兼协和医院教授程敬与主持化工厂的生产，生产出了大批“脑得康”、“克蛔片”、“止痛片”等西药，受到医药界和患者的欢迎。
  当时东亚公司的毛纺厂、化工厂开支十分庞大。为维持两
  厂生产，1945年宋棐卿又成立了“广信行”，专司经营东亚股票，直至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后，为加速社会主义改造，促进经济建设，我们党对私营企业采取了改造的政策。但由于宋本身的阶级出身和诸方面的原因，他对当时党对资本家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不能全面理解，且有抵触情绪，于1950年3月离开了天津去香港，后转巴西，经营橡胶业，但由于抵不过美国的“八甲”公司而破产。宋也于1956年病逝，时年58岁。
  （青州市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