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毕鸣歧，字风岗，山东省利津县汀河乡毕家嘴村人，是著名的爱国民族企业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天津市副市长、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民建天津市委副主任委员等职。他一生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为办好社会主义的经贸实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毕鸣歧，1902年10月27日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他的父亲毕克俊早年以种地谋生。因利津县境北部土地碱薄，农业收成甚微，全家难以糊口，所以不得不利用农闲为盐商推盐，赚取微薄工钱以维持全家生活。毕克俊生有6男3女，毕鸣歧是男中行五。因家境贫寒，大都幼年失学。随着食指日繁，毕克俊单靠种地、推盐已经不能维持家计了。幸赖他在青少年时代曾学过医道，于是，在亲友的资助下，在村里开设了一个小药铺，他兼做医生，这样才使全家得以温饱。
  毕鸣歧是毕克俊最喜爱的孩子。他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童年在本村读私塾时，功课甚佳，常在班里受到老师的夸奖。村里的长辈也都说他是一棵好苗子。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山东成为德国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他们在济南、青岛、济宁等地广设教堂，创办学校，以宣传和灌输西方文化。天主教堂的神甫深入农村宣传教义，并招收一些学生进教会学校读书。
  毕鸣歧从1915年秋去泰安德育小学读书数载。1921年经神甫介绍，进了济南天主教会的德育师范学校。1923年又经神甫推荐转入山东济宁中西中学就读。中西中学也是天主教会办的。校章规定，凡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均须领洗入教，毕鸣歧当然也不例外。毕鸣歧在德育师范和中西中学读书时，各门功课成绩优良，以德语名列前茅，这为他后来从事外贸生意打下了坚固基础。1925年夏，毕鸣歧在中西中学毕业后，曾在济宁任过小学教员。不久，经人介绍进入济南德国商人的德孚行当职员。1925年冬转赴沈阳挪威洋行任翻译。1926年秋到北京德孚洋行任文书。翌年初，他重返沈阳，先后在福康公司和德商礼和洋行任翻译。3年中，毕鸣歧五易其职。此间，他精湛的德语翻译才能和从事外贸业务的才华得到了发挥，当时已是崭露头角了。所以在1927年冬，他就被挪威商凯利洋行聘为华经理，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
  1928年6月，毕鸣歧又到哈尔滨任德商福茂洋行华经理。福茂洋行主要经营大小五金制品。时值奉系军阀在沈阳兴办军工厂，成为福茂洋行一大主顾。同时，该行还以德产机器和五金产品供给松花江造船厂和东北地区铁路局，因之福茂洋行生意兴隆，毕鸣歧的声誉和地位也随之得到提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的铁蹄践踏了我国东北各省，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欧洲外商同样也受到了打击，毕鸣歧所在的福茂洋行出现了业务萧条，一蹶不振，直至不能经营的局面。他遂辞去福茂洋行经理职务。当时毕鸣歧耳闻目睹日寇的侵略暴行，激发起民族义愤，受爱国思想的支配，他参加了一些抗日活动，因此受到日本特务的注意。于是在1931年冬他秘密回到了济南。1932年
  4月经人介绍，毕鸣歧应聘于张家口德商德华洋行任华经理。德华洋行以经营农牧产品为主，从蒙古等地收购驼绒、羊毛、皮张，然后再从南方购进茶砖、丝绸等，并且多与蒙古和苏联进行贸易。据毕鸣歧生前对他的亲朋好友讲，1932年间，他曾利用德华洋行的运货汽车，掩护过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进入苏联。
  1933年春，日本侵略军攻占热河，向河北、察哈尔进犯。是年5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指挥对日作战，冯的部下石敬亭是毕鸣歧的同乡好友。经石的介绍，他认识了冯玉祥，并受到了冯玉祥将军的器重，被委任为少将军衔咨议。当时在张家口担任德华洋行华经理的毕鸣歧，积极参加募捐活动，支援抗日救国斗争。
  1934年，长城内外军事形势趋紧，进出口贸易日益困难，因此，毕鸣歧辞去了德华洋行华经理职务，出任上海德商孔士洋行买办。不久，又转任天津孔士洋行华经理。孔士洋行经营大小五金、化工原料，并代销美国光孚石油公司的润滑油和机器油等，主要销售对象是铁路工矿和军工厂。孔士洋行机构庞大，上海、广州、宁波、天津、汉口等地都有分支机构，总行设在哈尔滨。由于毕鸣歧善于广泛交际和经营有法，使天津孔士洋行生意兴盛，获利甚丰。他不但享有高薪，同时还分享2％～5％的销货回扣，使他获得巨额收益，每年收入数万元。此外，他自己还囤积油料物资，并将囤积的油料制成化妆品投向市场，从而获得了空前的厚利。这就为他后来自办企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1945年日本投降后，赖以日本帝国主义庇护的德商孔士洋行宣告倒闭。该行存货全部由毕鸣歧收购。1946年他在天津独家出资10余万创办华甡贸易行，当时华甡贸易行主要是做德国和美国生意的，其经营方式和品类范围，基本上与孔士洋行雷同，并沿袭了孔士洋行的国外业务渠道。为做到业务上的连续性，经与美商联系，他继续担任美孚石油公司华北总代理。同时他还雇用了原孔士洋行的外籍副经理和两名外籍高级职员。当时，毕鸣歧曾对同行的朋友自豪地说：“过去我们被外国人雇用，今天我们同样也可以雇用外国人吗！”这3名外籍职员，直至1953年才先后离开天津回国。不久，中国成为美国商品的倾销市场，民族资本经济受到打击，华甡贸易行的业务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毕鸣歧从国内外市场需要出发，运用自己的优势，转而经营出口土特产品，然后再换回工业原料。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土特产品加工厂，从事核桃仁、红小豆、肠衣猪鬃等加工业务。由于他的独特经营和善于管理，因而获得了很高的利润。随着他的经贸业务的发展，毕鸣歧在工商界的声誉和地位日益提高。1948年他被同业选为天津市进出口同业公会理事长，同年4月又当选天津市商会会长。
  1948年冬，当解放战争迫近平津的时候，有些资本家听信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因而畏惧共产党，纷纷携资出走香港、台湾和国外。当时毕鸣歧也在犹豫之中。此间，他幼时的同学、中共地下党员王华庭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天津做工商界人士的工作。在1948年冬季的一个夜晚，王华庭找到了毕鸣歧，向他阐明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从而使他解除了顾虑，坚定了等待解放的信心。毕鸣歧也为了王华庭的安全着想，将王安置在自己家的一个小书房里居住，并为王在华甡贸易行里谋了一个合法的职员身份，以作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其间，毕鸣歧还劝说同学、贸易行的陈合增、陈毓增等一些工商界朋友留下不走，迎接解放。天津解放前夕，担任天津市商会会长的毕鸣歧，偕同工商界名流李烛尘、朱继圣、杨亦周等人，代表天津市各界人士去津郊杨柳前线慰问解放军指战员和欢迎解放军进城。天津解放后，他写信动员已在香港的中华公司刘华千先生、中美企业公司马更生先生等。经他动员，天津工商界朋友多数返回大陆。
  1949年春，天津解放不久，有一艘美国商船满载着天津许多贸易洋行订购的进口物资，由旧金山驶来，停泊在天津大沽口外，但货主都不敢前去提货。面对这一情况，毕鸣歧挺身而出向军管会作了请示汇报，经研究批准进港。从此天津港率先恢复了进出口业务。当时，全国各地的对外贸易都陷于停顿状态，而客观形势却给天津市的外贸业务带来了空前的繁荣。香港的华资公司纷纷派员来津成立分公司。上海的进出口商也来津设立分支机构，当时对活跃天津市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毕鸣歧为天津的进出口贸易做出了贡献，受到市领导的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毕鸣歧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天津市副市长，被任命为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党的温暖和人民的信任使他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努力为发展民族工商业、振兴社会主义经济而不知疲倦的工作和无私奉献。
  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毕鸣歧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投资。自1949年到1950年，他先后投资创办了新民化工厂、新大电锯厂、新中砖瓦厂、建业砖瓦厂、新成造纸厂。其中新民化工厂是在美国对我国进行封锁、我国印染工业面临着染料奇缺的情况下建立的，由毕鸣歧独资兴办。为了办好这个企业，毕鸣歧通过各种渠道，广揽人才，先后从津、沪等地聘请了14位高科技人才，分别担任该厂的高级工程师。在专家的指导下，该厂生产了坚固硫化蓝、直接湖蓝SB，直接棕G、酸性青莲等产品，不仅解决了当时染整工业的急需，而且填补了我国染料工业的空白。特别令其高兴的是，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赠给缅甸政府20吨直接G染料，就是新民化工厂生产的。该厂从1950年创办到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前的短短几年中就获利74万元。为了不断扩大企业再生产，毕鸣歧从未在新民化工厂提取历年分给他的红利。此外，他还和工商界一些代表人士共同倡导集资兴办了示范机械厂和投资公司。前者为天津机器工业向制造精密机床发展开创了道路，后者为天津工业投资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发展民族工商业方面，为发挥私营进出口业的作用，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毕鸣歧倡议进出口业组织起来，走联合经营的道路。这对搞活外贸和为后来公私合营按业务组建进出口公司，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2年，天津市政府举办华北地区物资交流会，毕鸣歧积极参加筹备工作，并广泛动员私营厂商参加。另外，他还多次率天津市工商界代表参加过在上海、武汉、广州和西北地区举办的物资交流会，为沟通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物资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毕鸣歧在积极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1953年他代表天津市工商界参加了以贺龙元帅为团长的华北人民赴朝慰问团，他任副总团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后，他积极向工商界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毕鸣歧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积极带头捐献和认购公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率先捐献飞机一架，并带动天津市民主建国会和工商业联合会的会员捐献飞机5架。在50年代认购公债时，他每次认购的金额都为全市之首。他本人及其所经营的企业，累计认购公债达20多万元，在工商界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毕鸣歧的爱国热情，当时曾受到天津市黄敬市长的称赞。其认购公债金额之大，引起中国人民银行的关注，该行曾派人专程访问，并创办了公债保管业务，当场将20万元公债券委托银行保管。
  1954年10月，毕鸣歧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申请将其独资经营的新民化工厂实行公私合营。该厂当时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生产硫化蓝染料的专业厂，是天津市私营企业中第一批实行公私合营的单位。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他曾代表天津市工商界向毛主席报告，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同时，毕鸣歧的夫人戴翩英代表天津市工商界家属向毛主席和党呈送了决心书，也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毕鸣歧的模范行动，对推动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起了积极作用。
  毕鸣歧以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为己任，热心创办、资助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解放后，他捐资山东省同乡会医院，使之扩建成为红十字医院；推动进出口同业捐资创建天津市实验小学；将天津自己的一所房产捐献给社会开办幼儿园；多次捐资支援灾区，他生前准备为儿童福利基金会捐资，因十年浩劫未得实现，粉碎“四人帮”后，由其夫人张秀如捐款6万元，代他完成了夙愿。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时，他被错划为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于1971年5月15日含冤去世。1978年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1年9月17日，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由天津市副市长李中垣主祭，副市长、市民建主委、市工商联副主委王光英致悼词。他的骨灰被安放到天津市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