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取名“醴泉”，大概采自《礼记》“天降甘露，地出醴泉”之意。建厂初期，酿酒用水汲取都在“老虎岩”新打的4口土井。王益斋任经理，李介臣任工厂总执事。第一个酒师是从海参威带来的俄国人，工人都叫他“罗子”。不久发现他贪污解雇了他。继之，李介臣又聘一俄国酒师；王益斋聘得一名奥国酒师，叫把捏次。1921年产啤酒46吨，汽水6万多瓶。据1923年出版的《烟台要览》记载，醴泉当时主要生产啤酒，还有汽水、机制冰。产品商标为“三光牌”，1921年报部立案后，奉部令准将出口税厘概不重征。除聘有酒师外，还有汽水技师王培芳、机器师杨瑞亭。产品可与另一国人创办的北京双合盛啤酒厂的“五星牌”齐名。
  当时酿造啤酒在中国是一项新兴工业。醴泉创办初期，酿酒技术操纵在外国酒师手里，机器设备简陋，储酒窖藏达不到零度，产品质量不高，经常发生坏酒事故，造成亏损。办这种工业短期难收回利。当时，醴泉面临资金不足，技术不高，销路不畅三大困难，到1926年，因资金赔尽，首次濒临倒闭危机，经多方筹措10万元，始才继续维持下来。
  1930年，受外货倾销影响，销路困难，亏损资金7万元，再一次面临倒闭危机。又因奥国酒师对技术保密，不让李介臣和工人过问，并与俄国酒师各行其事，互不通气；在经营管理上，王益斋与李介臣也各执己见，难能一致。李一气之下，带着俄国酒师，还有糖化工唐××，洗瓶包装工人马克兴、窖藏工人李魁等人与王分道扬镳，到哈尔滨南岗独设一啤酒厂。王益斋为支撑残局，四处奔走，又筹得资金20万元，把几将倾倒的醴泉重整再起，工厂易名为“烟台醴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上海、青岛等地专设代售处。此时的醴泉，年产啤酒达150多吨，汽水15万多箱，经营有了新的气色。
  为扩大生产，1932年，王益斋去上海购置1台压缩机、1台60马力电动机、1台75马力柴油机，厂房也进行了扩建。但是，资金造成支绌，向中国银行烟台支行贷款15万元。设备增添，生产确有提高，啤酒年产增至270多吨。1934年给上海华成公司发啤酒两万多箱，因该公司经理故去，大批货款不能如数回收，致使无力按期偿付中国银行款息，亏损达10万余元，资不抵债。经交涉，取得中国银行烟台支行行长徐望之同意，所贷款息展延一年偿付。因醴泉董事梁子薰感到企业发展无望，意主就此歇手不干，拒绝在协议书上盖印。结果议案未成，遂于1935年2月醴泉被中国银行烟台支行接管，行长徐望之延聘中国酒师朱梅来厂主事生产。
  1940年，王益斋等人分头在天津、青岛拉东聚资，拉来威海帮戚仁亭等人新股50万元，悉数还清中国银行债款，把工厂收回重管。王益斋不甘寂落，力使工厂在这最后一次复开，经营大有转机。到1942年又买地十几亩扩大厂址，职工由100多人增至200多人。这时职工的待遇也有提高，新工人入厂半年后就可与老工人同享“插花”（奖金）。1943年工厂达到全盛期，资金翻了一番，盈利50多万元，年产量达600多吨，销路畅通，价格陡增，记得时价两箱啤酒可卖一两金子。这时工厂的设备亦已臻完善，全厂分设糖化室、发酵室、煮酒室、装酒室、机器室、制冰室、制汽水室及酒窖八部分；并有两部冷汽机及电力马达、汽力发动机、柴油机、洗瓶机等多部。工厂还接连增置了现今烟台新世界商场、大光明电影院西邻、体育场、渔网厂址地皮和广东街中兴楼等房地产。并在工人中扬言买这些房地产，是为了给“工目”（班、组长）准备养老用的。一年后，1944年工厂生意开始中落，职工的插花取消了，工人气愤地说：“掌柜的吃肉，工人连汤也喝不上了！”工目们也发觉买房地产为他们养老用是骗人鬼话，曾带头举行一次小罢工，为时仅一天，经厂方说和复工。因为其中5个工目有3个是经理、厂长的亲友。
  以上就是醴泉开业后，经历的3次较大的所谓“三倒三开”情况。实际类似这种经营上的起落发生次数还多，当时的老工人给它统算过，差不多每隔9年就会发生一次。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烟台特区专员（兼公安局长）张奎文于同年秋，闻风携眷逃跑。他丢下的一些散兵、警察趁乱打劫。大约在九十月份，公安局未逃跑的几个科长和警察，把烟台商会会长崔葆生、副会长林秋圃、董事王益斋（醴泉啤酒厂经理）等人劫持到南山市林区上。他们有意放回王益斋措款赎票。王到厂遇到工人孙桂春刚下班，便招呼孙同他一起到中国银行，恳求行长徐望之，借了两万元现款，又去交通银行凑了一万元，摸黑爬上南山，赎回崔葆生、林秋圃等人。当时崔葆生吓得浑身像散了架，由孙桂春扶着走下山。路经十八道岗哨，每岗的警察都把枪口顶着崔葆生、王益斋的心窝质问：“你们回去还想干什么？”崔葆生吓得屙了一裤裆。王益斋满脸豆大汗珠直流，但尚敢说话：“长官，请放心。我们回去决不记恨此事，这点钱送给长官弟兄们是完全应该的，也是我们商界的一点表示。”此后，崔葆生逃去上海未归。醴泉因王益斋被劫赎票，也摊付了一部分现款。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烟台时，在1943年夏末的一个晚上，我们都已睡了，突然闯进了几个人，用手枪指着我们说：“不许动！把钱柜给我打开！”厂里的会计毕元祯把抽屉拉开，只有约1000多元现款被他们搜去。这时，我想借故出去打个电话，被他们用枪指住了。他们临走时又把会计毕元祯、副经理王雨田的老婆（当时在厂里住家），还有一个跑街的叫孙德亮（因长相很胖，误为经理）3人作为人质带走。第二天清早，厂里派人到烟台山上（日本领事馆对门）王益斋家报信，王立即去警察署和特务机关告了。接着，王益斋到厂里看情况。这时，厂子附近驻军伪大队长，腰带大刀足登马靴，来到王益斋的办公室，抱怨地说：“昨晚贵厂出事，应先告诉我们一声。”王益斋既未欠身让坐，又没有好气地说：“告诉你们干什么？告诉你们能有个什么用处！”这位大队长呆立片刻无趣，便唯唯而去。这天，从厂子东墙外丢进一封信，上面写着：要活人快去赎。地址在南山塔顶南坡，时间在晚上，条件是要带150万元；接头只准去两个人，暗号是一律身穿黑色裤褂，脚穿黑力士鞋，一人拐小篓，一人拿把雨伞。王益斋选择了孙桂春和王代言带款3万元出便，行前耳提面命一些应付对答的方法。孙桂春和王代言领意前往，被引进一间小破屋里，见了被绑的毕元祯，即抱头大哭，告慰毕元祯不要担心，厂里一定想办法赎出他们。不多时，进来一个当官的，孙桂春大喊长官饶命。那个当官的问：“你带来多少钱？”孙答：“3万元。”当官的说：“一个醴泉就存这几个钱吗？”孙当即按照早已编好的对话解释说：“长官不知，如果把醴泉的家当卖了确实不止有这点钱，但是这个年头谁要？我们也知道兄弟们为民打仗有功，本应主动早日献些钱慰劳慰劳，就是有心无力。请求长官体谅，我们作买卖真不容易。”经多次央求，那位长官才把钱收下放了人。事成后，孙桂春很受王益斋等人的器重。
  同年秋，醴泉又遭劫一次。还是那帮土顽部队干的。有一个星期天，派王代言和王培芳去西沙旺看守厂里买的500亩地（准备自种酒花用），被绑票，名义上叫“借饷”。他们先放王代言回厂拿钱来赎。结果王益斋给凑了500元，叫王代言拿去把人赎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