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于1940年进入醴泉啤酒厂学过徒，后当过会计，一直干到1981年退休。回忆当年入厂时，曾亲闻醴泉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二家啤酒厂。为搜寻醴泉的早期历史资料，最近我特地又访问了退休老工人孙桂春、滕世斌、王代言，他们都是1930年前后入厂的。现根据我和他们的亲历亲见整理出这个材料，供参考。
  一、选中烟台、创厂“老虎岩”
  20世纪初，山东荣成人李介臣和王益斋在海参威与人合营钱庄兼营汇兑，看到俄国有钱人，经常喝的是啤酒，销量很大。他们想，如果回国创办一个生产啤酒的工厂，生意必将大有可观。于是就有心打听，得知生产啤酒的技术设备和需有充足的甜水资源。1919年，他们合营的银钱业因内部不和，李介臣和马祥云便来到烟台、济南等地，寻找地址，创建啤酒厂。
  烟台地处黄海之滨，开埠已久，洋行较多，外轮进出频繁，且又系避暑胜地。位于烟台南山北麓有一名胜，因其岩石状如卧虎，名传为“老虎岩”。岩下有一泉眼，储水多而味甘，时居烟台第一，亦名“老虎眼”。旧社会的官僚、地主、资本家吸鸦片，都到这里取水熬烟。烟台的地理、气候和“老虎岩”的水质等自然条件，被李介臣等人看中。
  1920年12月，王益斋来烟与李介臣共同筹资10万元（另
  说5万元、15万元不一），买下“老虎岩”10亩河沟崖地，开始庀工鸠材，建设厂房；购置制冰机、蒸汽发动机和冷气管等设备，招用职工20多人。经过一年的筹建就绪，定名为“醴泉啤酒厂”，即于1921年，正式呈报北京政府农商部立案开业投产。
  二、历经所谓“三倒三开”和“三劫”
  取名“醴泉”，大概采自《礼记》“天降甘露，地出醴泉”之意。建厂初期，酿酒用水汲取都在“老虎岩”新打的4口土井。王益斋任经理，李介臣任工厂总执事。第一个酒师是从海参威带来的俄国人，工人都叫他“罗子”。不久发现他贪污解雇了他。继之，李介臣又聘一俄国酒师；王益斋聘得一名奥国酒师，叫把捏次。1921年产啤酒46吨，汽水6万多瓶。据1923年出版的《烟台要览》记载，醴泉当时主要生产啤酒，还有汽水、机制冰。产品商标为“三光牌”，1921年报部立案后，奉部令准将出口税厘概不重征。除聘有酒师外，还有汽水技师王培芳、机器师杨瑞亭。产品可与另一国人创办的北京双合盛啤酒厂的“五星牌”齐名。
  当时酿造啤酒在中国是一项新兴工业。醴泉创办初期，酿酒技术操纵在外国酒师手里，机器设备简陋，储酒窖藏达不到零度，产品质量不高，经常发生坏酒事故，造成亏损。办这种工业短期难收回利。当时，醴泉面临资金不足，技术不高，销路不畅三大困难，到1926年，因资金赔尽，首次濒临倒闭危机，经多方筹措10万元，始才继续维持下来。
  1930年，受外货倾销影响，销路困难，亏损资金7万元，再一次面临倒闭危机。又因奥国酒师对技术保密，不让李介臣和
  工人过问，并与俄国酒师各行其事，互不通气；在经营管理上，王益斋与李介臣也各执己见，难能一致。李一气之下，带着俄国酒师，还有糖化工唐××，洗瓶包装工人马克兴、窖藏工人李魁等人与王分道扬镳，到哈尔滨南岗独设一啤酒厂。王益斋为支撑残局，四处奔走，又筹得资金20万元，把几将倾倒的醴泉重整再起，工厂易名为“烟台醴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上海、青岛等地专设代售处。此时的醴泉，年产啤酒达150多吨，汽水15万多箱，经营有了新的气色。
  为扩大生产，1932年，王益斋去上海购置1台压缩机、1台60马力电动机、1台75马力柴油机，厂房也进行了扩建。但是，资金造成支绌，向中国银行烟台支行贷款15万元。设备增添，生产确有提高，啤酒年产增至270多吨。1934年给上海华成公司发啤酒两万多箱，因该公司经理故去，大批货款不能如数回收，致使无力按期偿付中国银行款息，亏损达10万余元，资不抵债。经交涉，取得中国银行烟台支行行长徐望之同意，所贷款息展延一年偿付。因醴泉董事梁子薰感到企业发展无望，意主就此歇手不干，拒绝在协议书上盖印。结果议案未成，遂于1935年2月醴泉被中国银行烟台支行接管，行长徐望之延聘中国酒师朱梅来厂主事生产。
  1940年，王益斋等人分头在天津、青岛拉东聚资，拉来威海帮戚仁亭等人新股50万元，悉数还清中国银行债款，把工厂收回重管。王益斋不甘寂落，力使工厂在这最后一次复开，经营大有转机。到1942年又买地十几亩扩大厂址，职工由100多人增至200多人。这时职工的待遇也有提高，新工人入厂半年后就可与老工人同享“插花”（奖金）。1943年工厂达到全盛期，资金翻了一番，盈利50多万元，年产量达600多吨，销路畅通，
  价格陡增，记得时价两箱啤酒可卖一两金子。这时工厂的设备亦已臻完善，全厂分设糖化室、发酵室、煮酒室、装酒室、机器室、制冰室、制汽水室及酒窖八部分；并有两部冷汽机及电力马达、汽力发动机、柴油机、洗瓶机等多部。工厂还接连增置了现今烟台新世界商场、大光明电影院西邻、体育场、渔网厂址地皮和广东街中兴楼等房地产。并在工人中扬言买这些房地产，是为了给“工目”（班、组长）准备养老用的。一年后，1944年工厂生意开始中落，职工的插花取消了，工人气愤地说：“掌柜的吃肉，工人连汤也喝不上了！”工目们也发觉买房地产为他们养老用是骗人鬼话，曾带头举行一次小罢工，为时仅一天，经厂方说和复工。因为其中5个工目有3个是经理、厂长的亲友。
  以上就是醴泉开业后，经历的3次较大的所谓“三倒三开”情况。实际类似这种经营上的起落发生次数还多，当时的老工人给它统算过，差不多每隔9年就会发生一次。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烟台特区专员（兼公安局长）张奎文于同年秋，闻风携眷逃跑。他丢下的一些散兵、警察趁乱打劫。大约在九十月份，公安局未逃跑的几个科长和警察，把烟台商会会长崔葆生、副会长林秋圃、董事王益斋（醴泉啤酒厂经理）等人劫持到南山市林区上。他们有意放回王益斋措款赎票。王到厂遇到工人孙桂春刚下班，便招呼孙同他一起到中国银行，恳求行长徐望之，借了两万元现款，又去交通银行凑了一万元，摸黑爬上南山，赎回崔葆生、林秋圃等人。当时崔葆生吓得浑身像散了架，由孙桂春扶着走下山。路经十八道岗哨，每岗的警察都把枪口顶着崔葆生、王益斋的心窝质问：“你们回去还想干什么？”崔葆生吓得屙了一裤裆。王益斋满脸
  豆大汗珠直流，但尚敢说话：“长官，请放心。我们回去决不记恨此事，这点钱送给长官弟兄们是完全应该的，也是我们商界的一点表示。”此后，崔葆生逃去上海未归。醴泉因王益斋被劫赎票，也摊付了一部分现款。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烟台时，在1943年夏末的一个晚上，我们都已睡了，突然闯进了几个人，用手枪指着我们说：“不许动！把钱柜给我打开！”厂里的会计毕元祯把抽屉拉开，只有约1000多元现款被他们搜去。这时，我想借故出去打个电话，被他们用枪指住了。他们临走时又把会计毕元祯、副经理王雨田的老婆（当时在厂里住家），还有一个跑街的叫孙德亮（因长相很胖，误为经理）3人作为人质带走。第二天清早，厂里派人到烟台山上（日本领事馆对门）王益斋家报信，王立即去警察署和特务机关告了。接着，王益斋到厂里看情况。这时，厂子附近驻军伪大队长，腰带大刀足登马靴，来到王益斋的办公室，抱怨地说：“昨晚贵厂出事，应先告诉我们一声。”王益斋既未欠身让坐，又没有好气地说：“告诉你们干什么？告诉你们能有个什么用处！”这位大队长呆立片刻无趣，便唯唯而去。这天，从厂子东墙外丢进一封信，上面写着：要活人快去赎。地址在南山塔顶南坡，时间在晚上，条件是要带150万元；接头只准去两个人，暗号是一律身穿黑色裤褂，脚穿黑力士鞋，一人拐小篓，一人拿把雨伞。王益斋选择了孙桂春和王代言带款3万元出便，行前耳提面命一些应付对答的方法。孙桂春和王代言领意前往，被引进一间小破屋里，见了被绑的毕元祯，即抱头大哭，告慰毕元祯不要担心，厂里一定想办法赎出他们。不多时，进来一个当官的，孙桂春大喊长官饶命。那个当官的问：“你带来多少钱？”孙答：“3万元。”当官的说：“一个醴泉就存这几个钱吗？”孙当
  即按照早已编好的对话解释说：“长官不知，如果把醴泉的家当卖了确实不止有这点钱，但是这个年头谁要？我们也知道兄弟们为民打仗有功，本应主动早日献些钱慰劳慰劳，就是有心无力。请求长官体谅，我们作买卖真不容易。”经多次央求，那位长官才把钱收下放了人。事成后，孙桂春很受王益斋等人的器重。
  同年秋，醴泉又遭劫一次。还是那帮土顽部队干的。有一个星期天，派王代言和王培芳去西沙旺看守厂里买的500亩地（准备自种酒花用），被绑票，名义上叫“借饷”。他们先放王代言回厂拿钱来赎。结果王益斋给凑了500元，叫王代言拿去把人赎回来。
  三、组织管理和大力创销
  我入厂时，管理分工情况是：经理王益斋，亲自主持产销业务；副经理王雨田，负责批阅或草拟来往书信文稿和兼任外出采购；酒师朱梅，专理生产操作技术等；工管头目吴道仁，相当于厂长，负责生产管理；还有动力设备师滕世斌，汽水制造师王培芳，会计主任毕元祯。另外，在烟台朝阳街源泰成南味食品店内设一发行所，主任王德崇，负责推销产品。有些原材料，每年一次都由副经理王雨田负责出差，主要到泰安地区以质论价进行采购，并办理运输。
  全厂的最高领导组织是董事会，由威海商会会长戚仁亭为董事长，威海商会副会长刘福堂任副董事长，设董事7人，监察5人。他们每月来厂开会一次，由厂里付给每人每月车马费10元。
  王益斋对财务管理很重视，会计要按时向他报账，即使在
  他有病住院时也不间断。他每天乘专车提前上班到厂，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审核头一天的帐务结算和询问生产出现的什么情况，从不用别人代办，连原始单据他都亲躬其事，一一审查盖章，所以会计帐目必须日清日结。董事会每月召开一次，都由会计主任整理报表作汇报。表报格式是在中国银行接管时间制定的，有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还有车间记录、生产报表、电力耗用表等。在经营管理上，对原材料和动力消耗均有记录，王每天都要查看。管生产的厂长也要每天向他汇报，如发现生产有何问题，必定追问到底。因此，凡向他汇报的人，一定要做好准备，不敢马虎敷衍。
  另一方面，王益斋经常与酒师朱梅研究酒的生产问题，不断地改进质量、变换牌名。当时的商标不下十余种。醴泉创始的商标叫“三光”牌，1921年经农商部注册备案。1930年以后，又陆续再创“双头鸟”、“斧头”、“双狮”、“飞鹰”等商标。实际这些牌子名异酒同。但上海适销“双头鸟”牌，济南适销“三光”牌，可能商标图案设计或色彩投其异趣。1932年以后，“斧头”牌、“双狮”牌、“飞鹰”牌啤酒销路已出口到达新加坡、小吕宋、泰国等南洋诸地。解放后，南洋有些国家还来信问及醴泉的啤酒。到40年代初期，国内除西藏、海南岛外，销路均及各省。至1943年，销路非常顺畅，价格猛涨，高峰时两箱啤酒就可卖一两金子。
  但是，据我所知，醴泉开办之初，为打开销路，创立牌名，确曾煞费过一番苦心，走过一段艰难的路程。因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生产出啤酒却无几人认买。当时它从外引进中国的历史很短，就连啤酒的“啤”字也是近代新造的，销售对象只有几家大饭店和夏天来烟避暑的外国舰队的海军，秋风一凉就只
  好停产备料。其二初创时的生产技术设备有限，产量质量不高，有时窖藏酒因变质而放掉了。三是在醴泉开办前后有德国人在青岛开办的啤酒公司及英、法外商在上海开办的啤酒厂，作为资力微薄的醴泉产品，要打入十里洋场谈何容易！为此，始业首先采取蚀本、馈赠、奖售等方法以及用民族爱国的口号进行宣传，大力在本市和上海推销。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在春季，拿出一部分啤酒，打着锣鼓到市内繁华的马路上或南山市林区，把啤酒白送给过路行人和赏春的游客饮尝。
  2.印着大批的硬纸板日历牌，上面彩印着一个美丽的女招待在接迎顾客，刚打开的酒瓶冒着白沫，饮者欢畅吐言：“我辈饮酒多年，唯有烟台啤酒好。”还有用马口铁印制的，可常年挂在墙上。这种日历牌大部赠给商店或洋商，印的是一个外国人盛赞烟台啤酒的彩画，也有“我辈饮酒多年，唯有烟台啤酒好”的字样。
  3.为了鼓励经销者和扩大宣传影响，特地在上海玻璃厂定制有“烟台醴泉啤酒厂”图案字样的玻璃杯，赠给舞厅、大饭店、西餐馆、食品店和经销者使用。
  4.为便于销售生啤酒，特备有木制酒柜，装有天然冰，出借给经销者使用，到秋后再交回。
  5.以酒待客，洽谈业务，广开销售门路。凡有来客，均以啤酒招待，如客人饮多有醉感，再以汽水解之。每到端午、仲秋、春节，还给有往来的关系部门大送酒礼。
  6.给各个经销的食品店橱窗，无代价安装上宣传醴泉啤酒的霓虹灯，每到夜临，经销部门的橱窗上便闪耀着醴泉啤酒图案的红绿灯光。同时，又以“振兴国货”之名，利用电影幻灯片和整版报纸大作广告，积极宣传推销。如1923年一则广告载：
  “窃以啤酒一项年来充斥国内，凡通商大埠交际场中，咸以舶来品为欢迎物，调查海关统计，每年金钱外溢竟在千数百万元以上。本厂现为杜塞卮漏，振兴国货起见，特在烟埠南觅购胶东第一名泉曰‘老虎眼，地方，建筑工厂，并置冻冰机，延聘奥国化学专门技师精制‘三光牌’啤酒汽水，性质优良，如饮醇醪，气味芳郁，适合卫生。自行以来，业名已驰中外。”
  7.采取奇特的奖销方法。特意设计在为数有限的一部酒瓶盖里面，烙上“挽回利权”4个字装好出厂，如经营店铺和饮者，打盖发现“挽”字，或“回”、“利”、“权”等字，均可持字盖到厂领奖；打出“挽回利权”四字全文瓶盖，可得两箱啤酒的奖赏。此法很吸引人，使销量大为提高。另外规定，经销单位每销100箱啤酒，即付给20％的奖金。
  30年代初，“双头鸟”牌啤酒进入上海市场。开始在静安路租一间酒店，采用免费喝酒加奖励的办法，大量赔销，扩大影响。还在一个公园里，大张旗鼓地宣传烟台啤酒的优质特点，举行藏瓶捉迷奖酒活动，谁能找到秘藏在公园里的烟台醴泉啤酒瓶子，可得12箱啤酒的大奖。于是，招引很多嗜酒游客和观众，声名大振四播，醴泉啤酒在上海战胜外货而站住脚，并博得国外华侨的好评和支持。当时在曼谷的陈华公司购买了大量的醴泉啤酒，在泰国市场出售。
  至解放前夕，啤酒原料十分缺乏，生产处于瘫痪状态。最后迫使工厂解散，工人回家，对老工人每人发半个月工资，厂里只留十几人看守。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醴泉又较快地恢复了生产。醴泉也易名为“烟台啤酒厂”。
  （本文由张河清整理，烟台市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