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青岛华新纱厂本属华新纺织总公司的第二厂，因此叙述青岛华新纱厂，就不能不联系到华新纺织总公司及华北棉业的总趋势。盖因华新总公司的成败与华北棉业的兴衰实有密切联系。
  在中国近代工业中，棉纺织业较有基础。早在清光绪年间，
  李鸿章在上海建纺织局，张之洞在湖北办棉麻纺织厂，已开风气之先。但当时在英国、印度棉布倾销之下，迄无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外货中断，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始有进展，但最初只是在长江流域，尤其是上海等地发展较快，在华北尚无动静。时我父以北方实业界领袖身份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除以私人资本与无锡人杨寿楣在无锡创办了广勤纱厂外，并授意王锡彤、马〓等人于民国4年（1915年）具呈创办华新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便发展华北棉纺织业。当时计划甚大，拟在直鲁豫3省设厂，资本1000万元，官股4成，商股6成，股本年息8厘，请政府保息5年（8厘是固定股息，不足之数由政府补足以资提倡，当时政府为辅助振兴工业有此办法，盈余较多时加分红利），呈到财政部经当时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委我叔父周学辉为督办。第一次官商股份各筹1/4，官股系由长芦盐公所应还大清银行旧欠一项指拨，商股则由我父主办的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中主要股东、财团与北洋官僚军阀投资（如徐世昌、田中玉、陈光远、孟恩远等）。第一厂设在天津，由美商慎昌洋行经购美国沙可老尔厂纱机25000锭。当时天津除地方官办的模范纱厂仅有5000锭外，别无其它纱厂。自华新创办以后，对北方的棉纺织业起了推动作用，因此仉幼丹的裕元纱厂、王克敏的裕大纱厂、刘柏森的宝成纱厂、天津八大纱号合办的北洋纱厂先后继起。曹锟、曹锐兄弟亦投资合并模范纱厂改为恒源纱厂，遂奠定了天津纺织业的基础。同时潘复在济南创办了鲁丰纱厂，后来苗海南办成通纱厂，马伯声办仁丰纱厂，在济南成鼎足之势，故华新纱厂的兴办实标志着北方棉纺织业的发展。但华新的创办实经过一番波折，在欧战中机器迟到，建筑又愆期，我父又去财政部，遂有人欲攫为官办（浙人陶兰泉
  运动财政部将委陶为督办）。股东闻讯大哗，星夜集会决议醵资将官股退回，改为纯粹商办，取消督办，推我父任总理，无锡人杨寿枬（味云）为协理共同主持。杨为无锡纱厂世家（他们兄弟所有业勤纱厂亦属中国老纱厂之一），因招无锡匠工来津漏夜安装克期完成。最初用包工办法，由无锡人殷廷良任工务长承办，每件纱规定工缴费若干元，工资的多少、用料的省费公司不问，厂内用人行政之权亦归承包人。当时纱贵花贱盈余甚丰，后来逐步取消承包改为直接管理经营，同时议建第二厂于青岛。当时华新虽名为总公司，但各厂资本独立，盈亏自负，用人行政亦归各厂董事会负责，有较大的企业自主权。
  回顾欧战停止以前，是纱厂黄金时代，华新二厂尚未办妥，即筹办第三厂于唐山，第四厂于河南卫辉，各订英国赫色林敦厂机器12000锭。当时因受德国潜艇威胁，机器久未运到，并以12000锭规模太小，而将英机合并唐山厂为24000锭。另将已拟办模范厂的美机10000锭（文素厂出品）拨归卫辉厂，再加订10000锭（当时我父任全国棉业督办，曾拟在山东临清办模范厂因款绌中止，遂将机器连同厂址让归卫厂）共为20000锭。尚时欧战已停，外汇暴涨，机价锐跌。在欧战时期机价贵而外汇贱，纱机每锭合美金40余元，但美金1元只合华币0.7元余，停战后，汇价逐步上升一二倍，机价则跌去一半，上海许多纱厂如聂云台的大中华纱厂、王正廷的华丰纱厂均因外汇未结，赔累不堪，被迫转手（华丰厂归日本人，大中华即现在的永安纱厂）。华新因此大受影响，唐、卫两厂亦有搁浅之虞。当时各厂概自负盈亏自顾不暇，两厂有滦厂投资（我父创办滦州煤矿为了抵制英商开平煤矿，后来不为清廷支持，被迫走向联合管理，因在合同中规定，10年之后滦矿可以备价赎回英商开
  平矿权。当时滦矿获利甚厚，曾规定股息不能超过每股2.4元，多余之数发给新事业存款摺，以备将来赎回开平矿权之用，但当时不能赎矿，遂以此款投资唐、卫厂及创办耀华玻璃厂之用），唐厂因与启新洋灰公司毗邻，故得启新支持渡过难关开工获利。卫厂虽有滦矿投资仍未能解决困难，当时我父已退休，经股东决议组织唐、卫两厂联合管理处，推我父主持，对两厂金融进行运筹、调拨。卫厂向银行接洽发行月息一分二厘公司债券（年息一分四厘四）180万元，以全部财产作抵，由中国实业银行担保还本付息。由中南、金城等银行包销。当时银行界均集中于北洋政府公债库券的销售，对包销公司债券实属创举（启新公司过去曾发行公司债券但不是银行包销）。当时中国实业银行对担保问题，经过反复磋商几至破裂，赖我父以银行创办人身份勉强通过。后来卫厂开工因产棉销纱地点优胜，河南全省只有彰德广益纱厂并且管理不善生产不正常，卫厂棉纱遂得行销全省。到民国25年公司债全部还清，唐、卫两厂联合管理处已经取消，同时4厂协商各自彻底独立，取消总公司，另加地名注册（如天津华新、青岛华新等），从此分道扬镳矣。后来在日本侵略魔爪下，各厂都未能幸免，首先唐山华新纱厂在殷汝耕冀东伪政权统治之下受尽压迫，当时北戴河为日商走私集中之地，大批棉纱、白糖整船运销，唐厂无力与之竞争，最后经当地势力指定与东洋棉纺绩株式会社合作，改为中日合办。后来天津华新纱厂因亏赔不堪，股东意见分歧急于脱手，于1936年8月以120万元售与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当时裕元纱厂已在同年出售与钟渊纱厂矣。至于裕大纱厂因原欠日本贷款，则于1935年为日本东洋拓殖会社所接收。宝成纱厂则于1936年为日本纺绩株式会社所合并，仅余北洋、恒源两厂亦负
  债累累，由金城、中南两银行组织通成公司将北洋收买，恒源作为债权管理成为仅存的一家华商纱厂。查日本对中国纺织业的侵略本集中于上海，第二个中心则为青岛，至于天津自华新创办以来为华商清一色的局面。但在“七七”事变以前已经风云变色，天津各厂相继沦入敌手，只青岛华新尚在艰难挣扎中。及至卢沟桥事起国民党政府持不抵抗主义，我们民族工商业明知无法保全，青岛华新纱厂遂一面拆迁一面借美国保护，但终未能脱离魔爪，详细经过已见前章。
  后来日军进入河南，卫辉华新纱厂亦被迫与日商合作。同时济南鲁丰纱厂、成通纱厂、仁丰纱厂亦相继在日军压迫下或与日商合作，或者出售，华北微弱的棉纺织业被一网打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