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解放以前，青岛商埠经历了三代帝国主义的统治（德国、日本均系直接占领，美国则系通过国民党间接统治）。在此期间，青岛华新纱厂几经挫折，最后成为青岛最大的华商企业。
  在德管时代，时值辛亥革命，我祖父（周馥字玉山）以前清封疆大吏，避居青岛，我父（周学熙字缉之别号止丁）到青岛侍养。因我父在北洋办新政兴工业，别具兴趣，遂谋生产之道，以为久居之计。适有德国某亲王在沧口办缫丝厂失败，我父遂备价将该厂全部厂基及机器买下。计拥地数百亩，厂房、仓库、宿舍数百间。鉴于前人缫丝失败，乃改为棉纺厂，向德商瑞记洋行订购英国爱色利斯纱机。但货未到而欧战起，日本出兵围攻青岛，我家全部迁津。在欧战期内，英商和记洋行擅自占用我们厂房，招募华工赴欧。嗣战事结束，但厂房迄未归还，我父延英国律师与博士几经交涉，始无偿退出。当时天津华新纱厂成立，拟办第二厂，我父因以全部厂产作价30万元，并另醵资凑足120万元作为青岛华新纱厂资本。原订纱机因瑞记洋行停业，改向美商美兴公司订购美国怀丁厂纱机，先为15000锭，后续加5000锭。当时日本人占领青岛，对我方办厂百般刁难，我们有事就通过商会会长傅炳昭（黄县人，幼在日本经商）联系。原来青岛无棉纺织厂，由于日本人作梗，遂使日商
  创建的内外棉纱厂成为青岛第一个开工的纱厂。华新在创办初期，由我父主持建设，我和堂兄周叔共同襄助。嗣因我父年高，周叔弢又调去唐山华新纱厂，遂由我个人主持青厂事宜。后来，鲁案交涉解决，日本退出青岛，由胶澳商埠督办王正廷接收。当时日方有意捣乱，招来崂山土匪孙百万、马文龙入驻市内三升店并设立总部，门口由土匪荷枪实弹站岗，并绑架了商会会长隋石卿，准备于我国政府接收日率众起事。那时我住厂内，每夜均闻枪声，一夕数惊。后来孙、马均接受政府改编，日人阴谋未能得逞。但当时胶澳督办公署接收的只是行政机构，至于经济方面的各项设施，如胶济铁路、鲁大公司煤矿、青岛电厂仍由日人控制。我们华新纱厂兴办伊始困难重重，但因彼时纱厂不多，竞争尚不剧烈。后来日商纱厂陆续兴建，先是四方的大康纱厂、隆兴纱厂，继之为沧口的富士纱厂、公大纱厂、宝来纱厂以及清水沟的丰田纱厂、上海纱厂，最后为板桥坊的同兴纱厂，连同内外棉共9厂50余万锭。我们华新纱厂以一敌九，备受排挤。尤其北伐时期，日本出兵青岛攫我主权，使我们华商工业历尽艰苦。我们在外交上不仅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反而备受军阀政府的摧残。当时奉系军阀毕庶澄驻青岛最久，敲诈勒索无所不至。我们避免与他接触，一切通过商会会长宋雨田，但按经济比重的摊派，我厂仍属首份。查青岛收回后市政当局，自王正廷、熊炳琦、龚积柄以后来之赵琪任职最久。国民党北伐后，又有吴思豫、葛敬恩、马福祥均为时不久。我们送往迎来，不胜其烦。后来经过胡若愚一段时期，至沈鸿烈历时最久。沦陷时汉奸政权为姚作宾，当时华新已不存在。胜利后为李先良、龚学遂，最后为秦德纯。当时成立工业联合会，由冀鲁针厂尹致中任主席，我们工厂的范围在青虽系首屈一指，但不愿
  出头露面与反动政权过于接近。我们的方针是集中精力在内部从经济上进行整顿，改善经营管理，增产节约，积累资金，逐步扩充设备。至抗战前华新已拥有50000纱绽、500台织布机，并有全套印染设备，成为纺织印染的全能厂。因此备受日厂的垂涎。日本驻华纱厂联合会理事长船津每次到青，均托人向我们谈判合作或转售，我们均严词拒绝。为维持此唯一华商纱厂的存在，曾历尽艰辛。抗战军兴，知沿海城市不能保全，我遂由天津回到青岛包租船，将一部分机器（约合全厂5万纱锭的半数），运往上海。原拟溯江西上转运重庆设厂，并已与华西公司签约合作，但因国民党政府放弃京沪，江运中断，只好留沪在租界内设立信和纱厂，将机器作价，另招新股开办。至于青岛产业则立卖契售与美商中华平安公司，派西人驻守，希望借助美国势力得到保护。但日军登陆后，首先将平安公司华经理顾志恒押在宪兵队，虽通过平安公司总理美国律师爱温斯几经交涉亦未能获释。最后在暴力压迫下，由平安公司将华新厂产售给日本宝来纱厂。盖在我方撤退时，青岛日本纱厂均被炸毁，及日军登陆各厂另行建设恢复，但宝来是小厂，无此资力，故由日军强制以贱价攫取我厂。当时我正在上海召开华新股东会，将股东投资全部发还，我个人及亲友的资金则转投于信和纱厂。青岛华新纱厂前一阶段经历至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