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周志俊
  一、青岛华新纱厂的历程
  解放以前，青岛商埠经历了三代帝国主义的统治（德国、日本均系直接占领，美国则系通过国民党间接统治）。在此期间，青岛华新纱厂几经挫折，最后成为青岛最大的华商企业。
  在德管时代，时值辛亥革命，我祖父（周馥字玉山）以前清封疆大吏，避居青岛，我父（周学熙字缉之别号止丁）到青岛侍养。因我父在北洋办新政兴工业，别具兴趣，遂谋生产之道，以为久居之计。适有德国某亲王在沧口办缫丝厂失败，我父遂备价将该厂全部厂基及机器买下。计拥地数百亩，厂房、仓库、宿舍数百间。鉴于前人缫丝失败，乃改为棉纺厂，向德商瑞记洋行订购英国爱色利斯纱机。但货未到而欧战起，日本出兵围攻青岛，我家全部迁津。在欧战期内，英商和记洋行擅自占用我们厂房，招募华工赴欧。嗣战事结束，但厂房迄未归还，我父延英国律师与博士几经交涉，始无偿退出。当时天津华新纱厂成立，拟办第二厂，我父因以全部厂产作价30万元，并另醵资凑足120万元作为青岛华新纱厂资本。原订纱机因瑞记洋行停业，改向美商美兴公司订购美国怀丁厂纱机，先为15000锭，后续加5000锭。当时日本人占领青岛，对我方办厂百般刁难，我们有事就通过商会会长傅炳昭（黄县人，幼在日本经商）联系。原来青岛无棉纺织厂，由于日本人作梗，遂使日商
  创建的内外棉纱厂成为青岛第一个开工的纱厂。华新在创办初期，由我父主持建设，我和堂兄周叔共同襄助。嗣因我父年高，周叔弢又调去唐山华新纱厂，遂由我个人主持青厂事宜。后来，鲁案交涉解决，日本退出青岛，由胶澳商埠督办王正廷接收。当时日方有意捣乱，招来崂山土匪孙百万、马文龙入驻市内三升店并设立总部，门口由土匪荷枪实弹站岗，并绑架了商会会长隋石卿，准备于我国政府接收日率众起事。那时我住厂内，每夜均闻枪声，一夕数惊。后来孙、马均接受政府改编，日人阴谋未能得逞。但当时胶澳督办公署接收的只是行政机构，至于经济方面的各项设施，如胶济铁路、鲁大公司煤矿、青岛电厂仍由日人控制。我们华新纱厂兴办伊始困难重重，但因彼时纱厂不多，竞争尚不剧烈。后来日商纱厂陆续兴建，先是四方的大康纱厂、隆兴纱厂，继之为沧口的富士纱厂、公大纱厂、宝来纱厂以及清水沟的丰田纱厂、上海纱厂，最后为板桥坊的同兴纱厂，连同内外棉共9厂50余万锭。我们华新纱厂以一敌九，备受排挤。尤其北伐时期，日本出兵青岛攫我主权，使我们华商工业历尽艰苦。我们在外交上不仅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反而备受军阀政府的摧残。当时奉系军阀毕庶澄驻青岛最久，敲诈勒索无所不至。我们避免与他接触，一切通过商会会长宋雨田，但按经济比重的摊派，我厂仍属首份。查青岛收回后市政当局，自王正廷、熊炳琦、龚积柄以后来之赵琪任职最久。国民党北伐后，又有吴思豫、葛敬恩、马福祥均为时不久。我们送往迎来，不胜其烦。后来经过胡若愚一段时期，至沈鸿烈历时最久。沦陷时汉奸政权为姚作宾，当时华新已不存在。胜利后为李先良、龚学遂，最后为秦德纯。当时成立工业联合会，由冀鲁针厂尹致中任主席，我们工厂的范围在青虽系首屈一指，但不愿
  出头露面与反动政权过于接近。我们的方针是集中精力在内部从经济上进行整顿，改善经营管理，增产节约，积累资金，逐步扩充设备。至抗战前华新已拥有50000纱绽、500台织布机，并有全套印染设备，成为纺织印染的全能厂。因此备受日厂的垂涎。日本驻华纱厂联合会理事长船津每次到青，均托人向我们谈判合作或转售，我们均严词拒绝。为维持此唯一华商纱厂的存在，曾历尽艰辛。抗战军兴，知沿海城市不能保全，我遂由天津回到青岛包租船，将一部分机器（约合全厂5万纱锭的半数），运往上海。原拟溯江西上转运重庆设厂，并已与华西公司签约合作，但因国民党政府放弃京沪，江运中断，只好留沪在租界内设立信和纱厂，将机器作价，另招新股开办。至于青岛产业则立卖契售与美商中华平安公司，派西人驻守，希望借助美国势力得到保护。但日军登陆后，首先将平安公司华经理顾志恒押在宪兵队，虽通过平安公司总理美国律师爱温斯几经交涉亦未能获释。最后在暴力压迫下，由平安公司将华新厂产售给日本宝来纱厂。盖在我方撤退时，青岛日本纱厂均被炸毁，及日军登陆各厂另行建设恢复，但宝来是小厂，无此资力，故由日军强制以贱价攫取我厂。当时我正在上海召开华新股东会，将股东投资全部发还，我个人及亲友的资金则转投于信和纱厂。青岛华新纱厂前一阶段经历至此告一段落。
  二、从青岛华新纱厂到华新总公司及华北棉业的兴衰
  青岛华新纱厂本属华新纺织总公司的第二厂，因此叙述青岛华新纱厂，就不能不联系到华新纺织总公司及华北棉业的总趋势。盖因华新总公司的成败与华北棉业的兴衰实有密切联系。
  在中国近代工业中，棉纺织业较有基础。早在清光绪年间，
  李鸿章在上海建纺织局，张之洞在湖北办棉麻纺织厂，已开风气之先。但当时在英国、印度棉布倾销之下，迄无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外货中断，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始有进展，但最初只是在长江流域，尤其是上海等地发展较快，在华北尚无动静。时我父以北方实业界领袖身份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除以私人资本与无锡人杨寿楣在无锡创办了广勤纱厂外，并授意王锡彤、马〓等人于民国4年（1915年）具呈创办华新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便发展华北棉纺织业。当时计划甚大，拟在直鲁豫3省设厂，资本1000万元，官股4成，商股6成，股本年息8厘，请政府保息5年（8厘是固定股息，不足之数由政府补足以资提倡，当时政府为辅助振兴工业有此办法，盈余较多时加分红利），呈到财政部经当时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委我叔父周学辉为督办。第一次官商股份各筹1/4，官股系由长芦盐公所应还大清银行旧欠一项指拨，商股则由我父主办的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中主要股东、财团与北洋官僚军阀投资（如徐世昌、田中玉、陈光远、孟恩远等）。第一厂设在天津，由美商慎昌洋行经购美国沙可老尔厂纱机25000锭。当时天津除地方官办的模范纱厂仅有5000锭外，别无其它纱厂。自华新创办以后，对北方的棉纺织业起了推动作用，因此仉幼丹的裕元纱厂、王克敏的裕大纱厂、刘柏森的宝成纱厂、天津八大纱号合办的北洋纱厂先后继起。曹锟、曹锐兄弟亦投资合并模范纱厂改为恒源纱厂，遂奠定了天津纺织业的基础。同时潘复在济南创办了鲁丰纱厂，后来苗海南办成通纱厂，马伯声办仁丰纱厂，在济南成鼎足之势，故华新纱厂的兴办实标志着北方棉纺织业的发展。但华新的创办实经过一番波折，在欧战中机器迟到，建筑又愆期，我父又去财政部，遂有人欲攫为官办（浙人陶兰泉
  运动财政部将委陶为督办）。股东闻讯大哗，星夜集会决议醵资将官股退回，改为纯粹商办，取消督办，推我父任总理，无锡人杨寿枬（味云）为协理共同主持。杨为无锡纱厂世家（他们兄弟所有业勤纱厂亦属中国老纱厂之一），因招无锡匠工来津漏夜安装克期完成。最初用包工办法，由无锡人殷廷良任工务长承办，每件纱规定工缴费若干元，工资的多少、用料的省费公司不问，厂内用人行政之权亦归承包人。当时纱贵花贱盈余甚丰，后来逐步取消承包改为直接管理经营，同时议建第二厂于青岛。当时华新虽名为总公司，但各厂资本独立，盈亏自负，用人行政亦归各厂董事会负责，有较大的企业自主权。
  回顾欧战停止以前，是纱厂黄金时代，华新二厂尚未办妥，即筹办第三厂于唐山，第四厂于河南卫辉，各订英国赫色林敦厂机器12000锭。当时因受德国潜艇威胁，机器久未运到，并以12000锭规模太小，而将英机合并唐山厂为24000锭。另将已拟办模范厂的美机10000锭（文素厂出品）拨归卫辉厂，再加订10000锭（当时我父任全国棉业督办，曾拟在山东临清办模范厂因款绌中止，遂将机器连同厂址让归卫厂）共为20000锭。尚时欧战已停，外汇暴涨，机价锐跌。在欧战时期机价贵而外汇贱，纱机每锭合美金40余元，但美金1元只合华币0.7元余，停战后，汇价逐步上升一二倍，机价则跌去一半，上海许多纱厂如聂云台的大中华纱厂、王正廷的华丰纱厂均因外汇未结，赔累不堪，被迫转手（华丰厂归日本人，大中华即现在的永安纱厂）。华新因此大受影响，唐、卫两厂亦有搁浅之虞。当时各厂概自负盈亏自顾不暇，两厂有滦厂投资（我父创办滦州煤矿为了抵制英商开平煤矿，后来不为清廷支持，被迫走向联合管理，因在合同中规定，10年之后滦矿可以备价赎回英商开
  平矿权。当时滦矿获利甚厚，曾规定股息不能超过每股2.4元，多余之数发给新事业存款摺，以备将来赎回开平矿权之用，但当时不能赎矿，遂以此款投资唐、卫厂及创办耀华玻璃厂之用），唐厂因与启新洋灰公司毗邻，故得启新支持渡过难关开工获利。卫厂虽有滦矿投资仍未能解决困难，当时我父已退休，经股东决议组织唐、卫两厂联合管理处，推我父主持，对两厂金融进行运筹、调拨。卫厂向银行接洽发行月息一分二厘公司债券（年息一分四厘四）180万元，以全部财产作抵，由中国实业银行担保还本付息。由中南、金城等银行包销。当时银行界均集中于北洋政府公债库券的销售，对包销公司债券实属创举（启新公司过去曾发行公司债券但不是银行包销）。当时中国实业银行对担保问题，经过反复磋商几至破裂，赖我父以银行创办人身份勉强通过。后来卫厂开工因产棉销纱地点优胜，河南全省只有彰德广益纱厂并且管理不善生产不正常，卫厂棉纱遂得行销全省。到民国25年公司债全部还清，唐、卫两厂联合管理处已经取消，同时4厂协商各自彻底独立，取消总公司，另加地名注册（如天津华新、青岛华新等），从此分道扬镳矣。后来在日本侵略魔爪下，各厂都未能幸免，首先唐山华新纱厂在殷汝耕冀东伪政权统治之下受尽压迫，当时北戴河为日商走私集中之地，大批棉纱、白糖整船运销，唐厂无力与之竞争，最后经当地势力指定与东洋棉纺绩株式会社合作，改为中日合办。后来天津华新纱厂因亏赔不堪，股东意见分歧急于脱手，于1936年8月以120万元售与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当时裕元纱厂已在同年出售与钟渊纱厂矣。至于裕大纱厂因原欠日本贷款，则于1935年为日本东洋拓殖会社所接收。宝成纱厂则于1936年为日本纺绩株式会社所合并，仅余北洋、恒源两厂亦负
  债累累，由金城、中南两银行组织通成公司将北洋收买，恒源作为债权管理成为仅存的一家华商纱厂。查日本对中国纺织业的侵略本集中于上海，第二个中心则为青岛，至于天津自华新创办以来为华商清一色的局面。但在“七七”事变以前已经风云变色，天津各厂相继沦入敌手，只青岛华新尚在艰难挣扎中。及至卢沟桥事起国民党政府持不抵抗主义，我们民族工商业明知无法保全，青岛华新纱厂遂一面拆迁一面借美国保护，但终未能脱离魔爪，详细经过已见前章。
  后来日军进入河南，卫辉华新纱厂亦被迫与日商合作。同时济南鲁丰纱厂、成通纱厂、仁丰纱厂亦相继在日军压迫下或与日商合作，或者出售，华北微弱的棉纺织业被一网打尽矣。
  三、沦陷前青岛华新纱厂大事记
  青岛华新厂自创办至公私合营，历时40年，在沦陷时期中断8年，故抗战以前与胜利以后，截然划为两节，是两个不同的公司。旧公司在沦陷初期清算结束，新公司则系胜利后另行醵资创办。自胜利以来帐册具在有案可稽，不作详述。至于抗战以前，则于播迁之际将所有图表、帐册、档案尽行焚毁，以免为敌人所得，至今已无从查考矣。幸于败簏中觅得20年大事记（历年扩充增机要略）可见梗概，兹移录如下，既掇拾于灰烬之余，亦语焉不详耳。
  民国8年向上海美兴公司购美国怀丁式纺纱机全副14688锭，价美金53.1万元。
  民国9年向上海美兴公司加购怀丁式纺纱机4500锭，价美金148030元。
  民国10年向上海华昌贸易公司加购美国文素式纺纱机
  11968锭（纺细支纱），价美金295203元。
  民国15年加合股线机两部，以资调剂营业，先作试办性质。
  民国16年加合股线机10部、并筒机6部、精梳机6部、并卷机1部，纺42支以上及60支等各项细纱，价折华币116900元。
  民国17年又添怀丁式细纱机5部共1920锭，价美金1万余元。
  民国21年改大牵伸后，粗纱有余，又向上海信昌洋行添购英国斯迈雷式细纱机22部共8832锭，价7843英镑。
  民国23年因陆续添购线机10余部，出线日多，遂加办法国烧毛机1部，纺60支烧毛纱线，机价42000余法郎，嗣又添德国烧毛机1部。
  民国24年办布厂，购英国哈特雷斯布机250台，织十二磅细布、哔叽、斜纹等，机价8400英镑。嗣又添自动布机250台。又筹办蔡家庄轧花厂，推广植棉。
  民国25年办染厂，向德国、日本购洗布机、丝光机、安尼林机、轧光机，并向上海源兴昌、兴鸿昌等厂订购煮罐、染槽、烘干机等，开始漂染阴丹士林及各种色布、漂白布。
  民国26年春添印花机及一切附属设备（自设雕刻间刻制铜花筒），出售印花哔叽、贡呢等。
  （附注）查本厂创办之际，当时仅一家纱厂，既无营业竞争之苦，故市价常比他处为高，当时营业颇感顺利，股息红利甚优。嗣后各外厂勃兴如雨后春笋，财力丰富，锭数较多，本厂规模既小，夹处其中，营业困难，远非局外人所能预测，故民国13年度竟无余利可分。嗣后研究翻新花样，改纺细纱股线，于民国15年首先试办2部，不敢遽作大量投资。嗣经研究成功，
  遂于民国16年正式添办线厂，纺销细货。但嗣后各厂亦渐趋细纱，竞争较剧，故本厂顺应潮流，逐年进步，于民国21年改用大牵伸，增加细纱机8000余锭，减轻工费，营业复有起色，正红利至1分。嗣后世界不景气潮流，波及东亚，所有南北各纱厂均感亏赔，停工歇业者不计其数。本厂在此环境之中，苦心孤诣，筹划奋斗，遂由常务董事周志俊出国考察，历至英、美、德、法等国。首先添办烧毛机、丝光轧光机、刮绒机等，归来之后，遂办布厂。俾纺织连锁，互相补充，同时提倡植棉，创办轧花厂，改良斯字美种棉，颇见成效。至民国25年复筹办漂染印花厂，所有设备完全，在华北首屈一指。当时花色布销路普遍南北，营业蒸蒸日上，预计苦尽甘来，登峰造极，可以安享成功，如力田之有秋矣。乃局势变迁，事出意外，念年之功，废于一旦矣。
  以上抗战前所作大事记，盖历年设备的扩充，从最初14000余纱锭，逐年加至44000余纱锭、8000余线锭、500台布机、精梳烧毛等特殊设备，为当地日厂所未有，并加以全套漂染、印花、整理设备，成为纺织印染的全能厂。最初动力为蒸汽引擎，中间并曾改装瑞士卜朗比厂的蒸汽透平，由我侄周伯鼎主持改用电力马达传动，并安装高压锅炉，加装省煤器、加热器、鼓风机等，以提高效率节约能源。尤其是由周伯鼎设计的新式软水机，延长了锅炉寿命。盖对于机器的扩充，设备的革新，固始终不懈，因此能立足于竞争之场，而处于不败之地也。
  我厂原来资本为120万元，在民国10年扩充为214万元，民国13年扩充为270万元，以后迄未增资。但逐年扩充设备积极发展，所需资金均从积累中来。统计自民国8年至民国25年共18年，计分红利一分八厘者1次，一分四厘者1次，一分二
  厘者2次，一分者2次，九厘者1次，七厘者1次，五厘者2次，四厘者1次，二厘者3次，无息者4次，平均18年为年息6厘左右。在当时分配息率计算，在各纱厂中可谓最保守者，尤以初开创数年，为纱厂黄金时代，一般纱厂均大分股息花红，而青岛华新纱厂最多只分一分余股息。至于帐面公积折旧到民国25年为200万元，但实际不止此数。盖平日在账目处理上，许多资产性开支列入消耗方面，作为纱布制造成本，降低盈余数字，无形中增加了产业价值。故在民国25年帐上，固定资产约500万元，实际资产价值远在此数之上。在当时余父子主持此厂，常受一般股东责难，甚至为大股东把持，不恤小股东困难，但以青厂环境特殊，为公司长远利益计，不得不尔也。
  四、抗战胜利后赎回青岛华新纱厂的经过
  青岛华新纱厂在抗战胜利后赎回移交经过，厂内现有档案可查，兹不赘述。现仅就个人奔走接洽的内幕，略述梗概。
  青岛华新纱厂在沦陷期间，既已售归美商中华平安公司，又转手售与日商宝来纱厂，本无赎回之望。但当时国民党政府明文规定，凡沦陷区被迫出售及售价不及原价一半的，可以申请赎回。青岛华新纱厂系沦陷后被迫售出，并且售价远在资产价值之下，故余径上呈文于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请求赎回，并托翁友人齐耀琳、翁部下张滋闿等说项，迄无结果。盖当时重大事件取决于宋子文，翁固无权也。当时接收人员尚未到青，余遂先赴青岛。因地方政权青岛市长李先良已将各日厂接收，并派人管理。余旧日华新同仁有参与接收工作的，劝余通过李之势力，先行收回原厂，造成既成事实，但余顾虑产权不稳，故未采纳。因赴美领事馆取得当年美商平安公司被迫出售及华经
  理顾志恒被扣押的证明，以说明华新售与平安公司是挂洋旗求保护的性质，平安公司售与日厂是被迫的行为，余拟持此证明向国民政府交涉。当时余为平安公司中国合伙人，该公司美国总经理范克令建议余用卫乐尔（陈纳德航空公司副理）为平安公司协理，卫与宋子文交好，可以用美商名义取回华新。宋向来献媚美国，与美商往洽当如探囊取物。但余念华新为我父创办，堂构相承，不欲沦为异族工业，使我变成买办，故必须恢复华新名称。因决计用华新名义申请，舍翁文灏而走宋子文门路，又因余所办利安企业公司经理沈章甫、陈锦文夫妇与宋之左右甚熟，尤以沈之堂兄沈籁清为宋之亲信，因亲去南京通过宋之部属向宋进言，自夏徂秋，十去南京，几经反复，最后始获批准。将华新厂产分为两部分，计华新原有部分，按当日向平安出售价格，联钞170万元以当时汇价折合美金502164元，以赎回时外汇官价3350元折合法币1682249400元，分4个月交清。至日人增益部分，则由中纺公司、敌伪产业处理局共同估价为法币1701486977元，于两年内分24个月付清（后来此款提前清还）。当时外汇作价，分期付款等办法，均经反复奔走。此次对宋子文方面，虽主要是通过沈籁清、徐堪诸人酬酢请托，没有经济报酬，至对其左右，均不能不以金钱点缀。我既取得批示后，遂携经理章允美赴青活动。当时因中纺公司已经成立，各厂均已开工，对华新并不愿交出，百般阻挠，因复进行活动多方联络。查当时一般敌产，均由敌伪产业处理局标价或批赎，如大陆烟厂、阳本印染厂等，均有大量流动资产，连带购进。故不待开工生产可以当时获利，甚至有将流动资产转手售出，即以该款交付标价者。政府中人勾结资本家，共同分肥，无所不至。但华新纱厂系从中纺公司手中接收，而中纺同时经营其它
  7个纱厂、1个印染厂，因而在移交之前，将华新（当时为中纺第七厂）的原棉、物料、染料全部调拨他厂，仓储一空。当时为了维持开工，只能向中纺垫借一部分棉花，同时因向我有关的上海信和纱厂商运外棉来青接济，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才能运转。但当时所接收的只有固定资产，如果找人合作或发行股票吸收游资，亦尚可以充裕实力，惟因余平日门户之见较深，视青厂为禁脔，不愿开放股权。遂指定余所主持的上海各事业予以投资，如华茂银行、信和纱厂、信孚印染厂等均成为华新大股东，因此消耗实力以至各该企业渐有捉襟见肘之势。后来信和纱厂失败原因甚多，资力分散亦主要原因之一。查沦陷初期华新已经结束，股本发还，此次既以原名义赎回，因按最后股东名册，一律无代价予以恢复，按票面升值300倍（原270万元现作为81000万元）作为老股，不收现金。另发行票面股、溢价股两种，票面股为老股东的特权，每股得按票面认购一股（共81000万元），不愿交者得以转让，另以38000万元按票面由平安公司认购，作为酬劳。此外发行溢价股20亿元，按票面超过8成发行，计每股票面100元，实收180元，溢价之款收入公司公积金项下。故资本为法币40亿元，公积金16亿元。当时溢价股名为开放给新股东，实际由余分配给我在上海的有关各企业，形同派销性质，最初视为权利，后来竟成负担。在华新当时资金除交付购价，并补进原料外，极不充裕，故只开纺织部分，印染厂始终未能开工。青岛3个印花厂，只有中纺与阳本生产。解放前夕，青岛原棉缺乏，纱布滞销，只有仰给于善后救济总署与美援会的外棉接济，同时将纱布运沪销售。所得资金一部分调青维持开支，一部分就沪、汉各地采购原棉，并以一部分纱布通过外销纱布管理会换取外棉进口，由副总经理
  郭学群与外销会联系维持生产。当时开工既不正常，营业亏赔甚巨，积欠美援会大量纱布，在此种资金竭蹶情况下，我个人受反动宣传的影响，看到上海纱厂界纷纷将资金外调在香港设厂，遂从华新挤出部分纱布南运，逃避资金，虽限于资力，为数不巨，而影响生产则关系不小。我个人亦曾亲赴台湾、香港，准备拆机建厂，但拆机则有职工护厂，新建则资力不足，故往返徒劳，迄无行动。至解放后，虽以逃避的外汇由香港购运一部分原棉与染料回青生产，但同时余在上海经营的信和纱厂、茂华银行发生严重困难。曾以茂华外汇接济信和，华新外汇接济茂华，名为统一调剂，实则胡扯混拉。后来虽各以其它产业划抵转账清算了结，但华新生产资金受到影响，增加了困难。我当时处境痛苦万分，赖党和政府大力照顾，花纱布公司加工订货维持生产，职工群众积极努力，才逐步克服了困难。至旧欠美援会纱布则系人民财产，转作公股，因此走上公私合营的康庄大道，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矣。
  五、青岛华新纱厂胜利后至合营前简单情况
  青岛华新纱厂的简史可分为两段。在抗战以前的20年是和日本纱厂孤军奋战时期，故经营管理方面尚有可以记述者（详见下章）；至抗战时期工厂沦陷，厂史中断，胜利后始行恢复，此档案俱在，故只作简单叙述。
  胜利之后，青岛日本纱厂全部为中纺公司所接收，从帝国主义手内转归官僚资本，对于华新纱厂作为民族工业并不为他们所欢迎，因此备受歧视。在初期原棉尚能自行采购供应，济南解放后，青岛在解放军包围之下，形成孤岛，原棉没有来源，只有依靠善后救济总署及美援会以纱布交换。后来电厂因缺煤
  经常停电，开工亦不正常，积欠美援会及救济总署纱布甚多。当时一部分纱布运销上海，在上海设办事处办理销售事宜，因此经济极为困难，至解放前夕已奄奄一息处于半停工状态。解放后，首先开工尚属顺利，但因市场金融紧、利率高，本厂存货滞销、欠债甚巨，有停工搁浅的危险。赖职工谅解努力提高生产，并承人民政府照顾，靠为花纱布公司代纺代织，使生产恢复了正常。因为日厂为青岛唯一的全能厂，可以自纺、自织、自染、自印，故颇受该公司的重视。但以旧欠美援会、善后救济总署纱布甚多，当时我们觉悟不高，认为国民党逃出大陆正好赖债。嗣经过教育认识这是人民财产不应据为私有，但又无力偿还，屡次申请以债改股，后来将厂中1500千瓦发电机及锅炉售与德州电厂，取得现款偿还一部分债务，表示诚意，下余改为股本，故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我厂已走上公私合营的康庄大道。原来本厂处境困难时每年不发股利，在合营后四马分肥，首先发给股息，股东均喜出望外。
  六、青岛新华纱厂经营管理点滴经验
  华新4个纺织厂虽均属我父所创办，但余始终所负责者只是青岛华新纱厂，故对青岛华新情况之较详。青岛华新纱厂是在日商纱厂包围之中，以一敌九，孤军奋斗，相持近20年，不但未至倾复，反有欣欣向荣之势，揆厥原因，则以外在因素为主导。盖一则由于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中外纱厂区别对待，在大革命时期，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对敌斗争，华新纱厂始终未受波及。当时我个人尚自命为管理得法，劳资合作，实际上是党的政策对民族工业的照顾。此外则在历次抵制日货时期，由于人民爱国热情的激发，内
  中亦有党的领导，当时日厂纱布大部分转运南洋销售，致华商产品几乎独占市场。资本家借机高抬市价，谋取暴利，认为发展时机到来，实辜负了人民的爱国行动。但一般纱厂多半于此时大分红利，只图眼前利益，一旦不景气到来，即相继倒闭。而青岛华新纱厂，独以此额外收益充裕后程，改善设备，巩固基础，故能立于不败之地。当时在经营管理方法上，亦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兹就个人点滴经验略述如下：
  （一）生产管理方面
  1.注重技术管理，重用技术人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国纱厂一般实行工头制，实权操在工头之手。机器的维护则依赖所谓老柜的机器匠，而工务长与车间管理员，只是管理事务与记帐员耳。自张季直在南通办纺织学校，聂云台在恒丰纱厂内办纺织传习所，始培育出技术人才。而我父在北洋政府中任全国棉业督办，亦在天津设棉业传习所培养纺织与植棉人才，虽班次不多，但华新后来的技术人员，除南通纺织学院的毕业生外，大多数皆棉业传习所同学。然天津厂最初仍用殷廷良包工制，后来才收回自管。青岛华新管理制度经过三变，最初用工务长制，由无锡人吴锦云担任，吴在业勤纱厂多年，记帐员出身，始终不懂技术，故生产调度工作均假手工头与机匠。后来改为工务长与总工程师并行制，用常州人李雪真为工务长，留日纺织毕业生汉中人史镜清为总工程师。但生产管理与技术管理分属两人，不分高下，时起摩擦，技术措施亦得不到贯彻。最后改为工务长兼总工程师制，由史镜清一人兼任两职，同时将车间管理员大部分换为棉业传习所学生。设考工科，增添技术干部，加强技术管理，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不似过去放任自流。因此能提高质量，增加产量（最初每锭24小时只出16支纱一
  磅，后来20支纱24小时出一磅有余，虽比解放后单位产量仍相差甚远，但在当时已超越其它纱厂），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均有显著成效。
  中国过去工厂内有文武场之分，有如鸿沟。所谓武场是机器匠，衣钵相承，专靠实践，文场则是管理人员，包括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只重理论。青岛华新纱厂提出口号要文武场合一，故对工人设技术补习班，传授技术理论；对学校毕业生组织实地操作，注重机器保全，虽未收到合一之效，亦起到一定作用。
  2.不断改进设备，经常注意维修。纱厂保全机匠在日本厂地位很高，但在华厂向来亦受重视，青岛华新设保全科，配备技师、技术员，分别负责。同时以重金选聘上手机匠，如钢丝机匠沈顺泉曾为海京洋行到新疆等地装机，华新招来负责钢丝保全。
  十余年来，对于机器的改善，不断随潮流前进，如细纱改大牵伸后，前纺有余，得以扩充细纱锭降低成本。1933年余赴英、美、德、法考察纺织，在德、法两国买进烧毛机，从英国购进圆筒精梳机，制造细纱细线。并买进大钢铃合线机造6股线，为织花边之用，均系当时日厂所未用。此外在清花除尘方面，见外厂说明书中有新式设备，均购进试用。经常研究改良设备，同时奖励厂内革新工作，当时虽不能重视群众力量，开展革新运动，但对于一般技工亦鼓励创作，如摇纱车间的着水机，曾经多次改造，泼水均匀纱支不乱，即日本厂亦曾来参观仿效。
  3.经常派人到各地参观学习。当时各厂技术秘密，讳莫如深，固不能如现在的经验交流，但华新为保持进步，仍派人通
  过各种关系向各地吸取新技术与新的管理方法。计分公开与秘密两途，公开途径则以本厂成绩稍负时名，得以与他厂谅解互换参观；至秘密方法，则派技术人员与工匠利用亲友关系，混入他厂，调查学习，尤以对日本纱厂技术秘密全靠偷学，由于双方职工均有爱国热忱大力支援。总之常以不断革新为目标，不以已有成绩而自满也。
  4.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劳动管理。在西坦宿舍区与工厂花园内，均建有学徒大楼，分别为男女学徒宿舍。门外用花砖砌成“互助合作华新精神”8个字，这个标语，即代表主持人的主导思想。当时余所住为旧式的南楼，而学徒宿舍为新建的大楼，即以此为标榜。在华新初期，值鲁省连年遭水旱之灾，后来张宗昌祸鲁，民不聊生。故华新在临清与滨县两处招收农民子弟来厂作艺徒，因青岛当地工人在农忙时节，有的回家干农活，出勤率差，不如艺徒可靠，而且艺徒待遇低。但农民子弟不习惯工厂生活，又以待遇恶劣，到厂后时有逃者。因而厂方严作戒备，上下班派人押送，回宿舍后监视行动。但管理制度愈严，工作效率愈低，所谓扬汤止沸也。后来认识高压不是办法，因延关锡斌同志（参加革命后更名管易文）来担任人事科长，管理职工宿舍、艺徒教养、改建大楼。关与艺徒同吃同住，并设俱乐部、开讲习班共同学习，打成一片，颇收怀柔之效。在我是为了缓和劳资矛盾，在关氏则为了接近群众传播进步思想也。后来抗战发生，有一部分艺徒加入革命阵营。
  在旧社会工人只能当劳动力使用。但华新为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因此有必要提高其文化水平，因此青岛华新纱厂职工补习学校，在当时颇着声誉。盖过去工人多文盲，更谈不到技术理论，华新自民国18年起开办职工补习学校，以工务长史镜
  清为校长，在工作之外树立师生关系。对于教室设备、教员经费，均由厂方大力支持。当时刊物中曾提出“补习学校的设立，可以为增高工人生产能力的原动力，消灭劳资斗争之根本剂”，则设校的目的昭然若揭矣。8年之间前后毕业约2000人，最初举行编级，测验识字者编为高级，不识字者编为初级，分早晚两班每日一小时。至民国19年高级班毕业生有继续求学兴趣，遂加设特级班，自行编印纺织技艺讲义。民国20年设特级二年一班，以求深造。至民国21年则按照当时劳工教育办法，改定各班名称与修学办法如下：
  班级表
  纺织专修班 本科3年
  纺织专修班 预科1年
  职业补习班 2年
  公民训练班 6个月
  识字训练班 6个月
  除少数文盲工人，按照厂内各部分比例摊派入学，为了扫盲带有强迫性教育性质以外，其他则鼓励其求学精神，自愿入学。尤以纺织专修班课程，有代数、几何、画图、理化大要、英文，虽人数不多而学生乐于求学。同时因工人中优秀学生得提升为职员，如路锡纯、吕劝显等皆工人出身，这对一般工人是莫大鼓舞。旧式工厂职员与工人显然为两个阶层，华新首先从工人中提拔职员，在一般纱厂为罕见。在当时除教学之外，并组织旅行（游崂山）、运动（篮球队等）及各种文娱活动（国剧社），以联络感情。
  在职工补习学校之外，还办了华新小学，为职工子弟读书之处，为全小性质。除职工子弟外兼收当地学龄儿童，历年毕
  业生不少，有的考入中学，家境贫寒的，尚可申请助学金。余自兼校长，以示重视。青岛自行车厂副厂长孙鸿正即华新小学毕业生。后来又举办怀幼院，为幼儿园性质，使工人对工厂发生家庭关系。
  华新还办有职工俱乐部，除平时文娱活动外，在年终组织同乐会，演剧与职工同庆，除邀请职业剧团外，并有本厂职工参加演出。
  余平日专以资本增殖扩大财源为事，自奉甚约，对烟、赌、娼尤为反对。在管理职工方面，亦希望他们能作清教徒，专门为资本家服务。但旧社会腐化堕落之风日盛，职工亦受沾染，在宿舍中有烟有赌。因于民国24年先在员生中组织同人进德会，规定宗旨：“以研究学术，交换知识，提倡正当娱乐，摒绝不良嗜好为主”，分下列各组，计书画组、乒乓组、音乐组、游艺组、篮球组、足球组、网球组、台球组、微考尔夫球组。明白规定以“烟、赌、嫖为禁条”，“以勤俭为信条”，提出“励行早起，努力职务，减少应酬，力绌浮华”，以余为会长，全体员生为会员。但社会风气尚非一人一家所能改，在宿舍之中，烟、赌固未禁绝，而尤以外地采办棉花的人员，受棉商所包围，狂嫖滥赌，贪污腐化，始终不改。
  华新过去为了宣传劳资合作，对职工提倡老关系，培养职工子弟进厂工作，故有两世在厂服务的。同时为了维系人心，对全体职员和一部分工人创办储蓄、慰劳金制度，按薪金10％由厂提给慰劳金，另由月薪提5％为储蓄金，工作在若干年以上的，可以领作养老之用。另外有矜恤部，由厂方拨存基金，为职工疾病死亡周济之用。厂中有中西医疗药房免费医疗，有施棺处有义地作殡葬之用。盖当时既无劳保条例，遂由厂方自定办法。
  （二）业务经营方面
  1.重视产品质量。山东销纱地区在抗战前为潍县、昌邑、丈岭等地，该地区号称有10万台布机，与河北的高阳、江苏的南通同为土布中心。当时贩纱客商均住青岛义德栈，最大客商为王德普，专门推销我厂纱支。我厂除在纱厂内设有试纱室日夜检验质量之外，并经常派人至集市上听取各用户意见，并买回日厂棉纱作检查比较。有一次用户反映我厂棉纱捻度过松，拉力不足，因派人深入农村织户检查，并携回各种日厂棉纱作对比。查当地织布浆纱多用土法，故对棉纱质量的要求与新式织厂不同，我厂因设备人力织布机与浆纱槽，作为织布试验室，在与农村同样条件下，检验本厂棉纱的质量，以符合用户的要求。
  2.增加新品种。山东销纱最初是16支，后来逐步改以20支纱为大宗。但日本纱厂竞争激烈，我厂遂改纺32支，后来日本纱厂亦加纺32支，我厂遂试做股线。所出42支双股、42支三股、20支三股，为乡农缝纫之用。更研究制造20支六股、32支六股，为股东织花边出口之用。因市场销额不大，已为我厂捷足先登，日厂既无意仿制，遂成为我厂独占之局，利润较大。最后添购了精梳烧毛设备，遂试制60支双股线，当时在国内各厂制造此种细纱细线的尚不多。由于技术和设备的要求较高，我厂在纱厂之外，添办了织布厂，因日厂织机台数甚多，专织12磅平布，我厂遂添设刮绒机，生产一部分15磅绒布，为乡民做卫生衣之用。嗣后又创办印染厂，生产各种漂白、染色、印花布匹，经常研究花样翻新。聘请熟悉市场情况的售货员，经常与客商联系，了解情况，研究新的品种，以销定产，故无滞销积压之患。
  3.开辟新市场。本厂最初开工时，青岛只有日商内外棉和华新两家，故所出棉纱尚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后来青岛有10家
  纱厂，市场有充斥之患，本厂乃另辟蹊径，棉纱以南运为主，在上海设办事处转销广帮。因为注重质量，捻数低、拉力强，故32支松鹿牌棉纱、42支五子牌双股线，在广帮中颇负声誉。至6股花边线，则在栖霞、莱阳畅销，以烟台为聚散地，余为此曾亲赴烟台调查。所出次牌在即墨行销，由即墨人王文肃包销。及添办布厂后，亦以日货先占据了山东市场，遂舍近图远派人至西安销售，整车发运。及至染厂完成，则以日本纱厂并无印染设备，日商瑞丰染厂资力不厚，且只有印染并无纺织，非全能厂。故我厂以自纺、自织、自印、自染为号召，并利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口号，畅销南北，在天津、上海、济南等埠，除联系客商批发外，并直接设店零销以考察市场动态，当时业务有蒸蒸日上之势。
  4.重视原料品质量。纺织印染本是一条龙，纱厂以棉花为原料，布厂以棉纱为原料，印染厂以胚布为原料，是以掌握原料才能保证质量，防止扯皮。而且适应市场需要，更换品种时，只有自纺、自织、自印、自染才能随机应变不受牵制，此乃本厂取胜的关键。日厂所用原棉除由美、印运来外，一般华棉由日本洋行委托华商经手，以济南、张店为聚散地，故常有使潮、掺杂之患，我厂为了保持原棉质量，自在产棉区设庄。当时山东两大棉区，在运河流域以临清为集散地；在黄河流域以滨县为集散地。我厂在临清设庄，收夏津、高唐等县原棉；在滨县设庄，收蒲台、利津等县原棉，自行开秤，减少中间掺假机会。当时山东建设厅在齐东、夏津、临清等十余县设改良场，推广脱字棉，邹平乡村研究院亦有棉业试验场，推广改良棉，我厂以华商关系，得以向他们尽先收购。而最重要的，则在民国24年，余担任青岛工商学会理事长，该会为民众团体，目的使技术与生产相结合，沟通知识界与工商界共同发展建设。虽无其它成就，但由华新出资，用工商学
  会名义，在青岛设植棉总场，在高密设植棉分场，由叶德备为技师，附设学习班，最初推广金字棉，后来试验斯字棉，颇有成效。山东原为脱字棉与金字棉区（日本人从朝鲜运来金字棉，曾在滨县一带推广，山东建设厅则采用脱字棉），但斯字棉后来居上，棉长絮多可纺40支以上纱支，因在高密大力推广。为保留良种，由华新在蔡家庄自设动力轧花厂，收进籽棉自轧。同时号召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两年之间成效卓著，遂在安丘开辟第二植棉场。余曾亲至高密、安丘视察，当时农民对棉业合作社，均极拥护。新棉上市时，高密棉农肩挑车推云集蔡家庄轧花厂前，既省却棉商中饱，而我厂亦取得良棉纺细支纱，同时保全纯种为下年度之用。当时正在积极推广之际，而日本发起侵华战争，高密轧花厂遭日军破坏。但高密植棉基础已深入农村，至今斯字棉仍为优良品种，高密成为斯字棉优良品种产区，实以华新植棉技师叶德备之力为多。除在青岛华新办有成效外，后来在上海办信和纱厂，亦曾派植棉班学生到安庆、东流试办植棉场，并在南通商购棉垦公司土地20000亩，准备抗战后发展优良品种，但均未实现。
  （三）财务管理方面
  1.自设金融机关调动款项。我国人经营工业，多半为资力所限，往往将股本投入固定资产以后，原料成品、周转资金即感竭蹶。我厂亦有同样情形，但因我父当时主管其它企业甚多，可以酌盈济虚，彼此调剂。最初组织惠通银号，附设在华新厂之内，由启新、滦矿等公司存款，由银号转贷与华新使用，后来扩大为华新银行，由启新、滦矿、华新等公司投资为股东。当时所谓北洋实业团体，有两个金融机构，一为中国实业银行，一为华新银行，后来华新银行又缩小为久安信托公司。在华新银行时期，津、沪设行，至久安信托公司则只在天津一地，但对
  青岛华新纱厂的挹注起到很大作用。在“七七”事变时，青岛华新结欠久安公司尚有百余万元。多财善贾，故能在棉区设庄收花，而厂内经常保持四五个月原料，以保证供应。在青厂售归平安公司后，始将久安公司欠款还清。余经营工业数十年，深感工业资本必须与金融资本相结合，方能运用自如。余在上海办信和纱厂、信义机器厂、信孚印染厂、新安电机厂、新业制酸厂等工业，除与诸大银行联系外，仍自办茂华银行以资挹注，仍是从我父过去遗规也。
  2.多积累少分配为青岛华新经营原则。当时各厂在顺利时多分红利，一遇逆风即难立足，我考虑到纱厂盈虚无常，尤以我厂在日厂包围之中，必须少分股利多留后备。因此我厂除一般公积金折旧外，对帐务的处理有两个特点：（1）一般添置与修建，应当付作资产的，尽量作为生产费用开支报销或摊入制造成本，以降低盈余减少分配。如当时改用电力传动，买进瑞士卜郎比厂电机、德国西门子马达，因系革新而非扩建，故每月摊入制造费用，而不作为资产入账。（2）库存大量原棉，每次付用时常按超过进价的数字报支，尤其在原进价低于市价时，即按市价报支，原进价高于市价时，即按进价报支，使栈存原料价格逐步降低，成为暗盈。当时因棉价涨落甚大，纱厂时亏时盈，本厂有此平衡准备金，隐藏于栈存棉价之中，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也。
  （青岛市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