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戴庄天主教堂，位于济宁市郊区李营镇境内戴庄村，即现在的山东省戴庄精神病医院和济宁市疗养院的院址，始建于1879年。当时，外国传教士进入山东省兖州、临沂、曹州、济宁等地传播天主教，发展教友，购买土地，建造教堂。李澍后裔将“荩园”卖给了德籍传教士安治太和奥地利传教士福若瑟。从此，这所风景宜人的古老园林归戴庄天主教堂所有。
  “荩园”，为清朝初叶，武生李澍（1661—1747年）的花园，俗称戴庄花园。它载之志书，久负盛名，曾有“尘世蓬灜”之雅称。园内亭台水榭，雕梁画栋；曲泓小桥，碧水荷池；山石嶙峋，峥嵘奇突；名花异草，古木参差；名人题记，琳琅满目；布置典雅，独具匠心。游人至此，耳目一新，流连忘返，倍增心旷神怡之感。为济宁州境内诸园之冠，是著名的济宁州8大园林之一。
  从1882年开始到1897年的15年间，福若瑟在戴庄天主教堂传教时，奉教者寥寥可数，教堂规模仅限于“荩园”范围之地，外籍传教士一直不过三四人。
  1897年“巨野教案”发生后，腐败的清政府于1898年3月同德国订立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封安治太为三品官，利用中国的赔款，于这年起，除修建了青岛、济南、兖州3座天主教堂外，并开始扩建戴庄教堂，增设了住房，新建了礼拜堂，开办了学校，附设了医疗诊所、幼儿园，购置了大量的土地，自此，戴庄教堂初具规模。这时，从阳谷、泰安、范县等地，陆续迁来100余户奉教人员，散居在戴庄和附近的方庄、李堂等村。奉教人数逐渐增多，教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至19世纪初叶至30年代，已拥有土地400余亩，骡马20多匹，大车数辆，农业长工一二十人，农忙季节短工几十人。教会还具有发电、自来水等机械设备和近代的农业设备，并备有一些枪枝、弹药等。
  戴庄教堂规模不断扩大，各种建筑继续增加，到抗日战争前后，仅全院宅基占地就达120余亩，各类楼房舍宇1000余间，周围还有二至三、四米高不等的砖石结构围墙。正院所建“圣堂”一座，是教堂的主要建筑物，它的高大华丽，威冠全院，也是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此外，又分东、西两院，西为修道院，东为修女院。中、小学、幼儿园、华语学校日趋完善。还有钟楼、书楼、宿舍楼、储藏室、工人院以及供其他用的楼房、配房、配电房、木工房、洗澡塘等。再加上“荩园”的山、池、亭、榭，形成一处绿树红楼、中西两式组成的庞大建筑群。
  与此同时，外籍传教士（包括修士）增至20余人，修女二三十人（其中外籍修女占90％），奉教人数千人之多。几年后，附近的村庄奉教者与日俱增，特别是戴庄、方庄、李堂3村群众中的奉教者约占成年总人数90％以上。
  教堂的北部是一片树林，方圆十余亩，翠柏青松，浓荫蔽日，是中外神父的“圣林”。这里封土累累，坟冢罗列，碑碣林立。福若瑟（戴庄天主教圣言会的首任会长）的坟墓居于中央，规模之大，修砌之精为所有坟墓之最。韩理加乐、能方济格（巨野教案被杀的司铎）二墓次之。现能方济格的墓碑和福若瑟的残碑尚存院内。
  教堂的西北隅，是一果园，这里栽植着品种众多的苹果、葡萄、柿子、核桃等，紧傍果园一侧，还有数亩之多的菜园。另外还有花房、温室等。
  戴庄教堂，又是金乡、嘉祥、鱼台、菏泽、成武等地天主教圣言会的总院。因此，这里的神甫经常到外地活动，外地的神甫也常来这里交流教务（福若瑟做圣言会长时，甘肃、河南、青岛等地的神甫也曾来过戴庄），金乡、嘉祥、菏泽、成武等地的外籍神甫每年照例两次（春、秋各一次）来这里“避静”。后来，青岛、临沂的神甫也曾为“避静”来此，最多时一次要到七八十人。金、嘉、鱼、曹等地的传教人员的分配、任命的人事权也都集中于此。同时，每年都有一些外籍青年传教士（他们多是外国高等教会学校毕业生），来这里进行一年的华语补习后再予以安排（或在戴庄留用，或分赴其他教区任职）。1935年以前一次来四五人，以后每次十余人，再以后，每次则来二十余人。另外，还有一些外籍传教士在这里寓居憩息，安闲度日。他们中，有的是年老退隐，有的是因病疗养，死了的就在这里为其超度、祈祷，就地安葬。再加外地教会的外籍传教士，在这里过“圣诞节”、“复活节”，过“主日”，赶“瞻礼”，做“弥撒”和“避静”等。到1938年，戴庄教堂仅是常住的外籍神职人员就有一二十人，加上流动人员，最多可达七八十人。这时期的戴庄不仅在国内远近闻名，在国外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国外人员同戴庄教堂通信时，信封上可不书省、市，只写“中国戴庄”即可收到。以此足可证明它的影响之广。1926年，梵蒂冈教皇派“钦差”蔡宁来戴庄视导时，戴庄教堂欢迎“钦差”的仪式，隆重异常。铺路、扎彩、鸣炮、奏乐、夹道欢迎，热闹非同一般。除戴庄教会所属全部人员参加外，省内、外的神职人员也专程参加迎送。这期间是戴庄教堂兴盛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占济宁时，数以万计的避难者云集戴庄，奉教人数猛增，有5省20余县的人员在此安家定居。这里人来车往，一度曾有“戴庄市”之谓。
  1945年，日寇投降以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戴庄教会先后将修道院移到江南，把贵重物资经香港运往国外，外籍传教士先后回国，宗教活动时续时断，日趋低潮。
  据有关资料记载，天主教圣言会于1875年由德籍神甫杨森在荷兰司他依尔城创立，1879年传入中国，后来，总会设在罗马，从1879年起，中国陆续设了分会。后来，中国总会设在戴庄。
  1896年2月3日，奥地利神甫福若瑟就任中国圣言会首任会长。后由德神甫接任。再后，由顾神甫接任。再后，由齐恩来接任，齐调走后，由史神甫接任（凡未写名者，详细名字待查）。30年代是德籍神甫舒德录。40年代是德籍神甫许德美、白少怀，奥地利神甫倪加乐相继任会长。1954年经罗马教皇批准，又委任中国籍神甫尚立申为圣言会全国代理会长和代理全国总视察。
  1926年2月，圣言会开始在戴庄发展会士。张维笃、付开明、孙金声被发展为会士。1929年发展了尚立申、王方香。1931年发展了王聚祥、田耕莘、袁以可、郭隆道、贾怀信。1936年至1939年又发展了李炳耀、宋多福、胡若汉、牟雅雷、张克定、曹金凯、陈询、朱秉文、石馥、郭福德等人。
  1938年至1949年，先后发展张同会、魏自修、张福烟、林培德、王万桑、钱守礼、陈进佑、李林既、赵士昌、冯耀庭等为辅理修士。
  1950年以陶明德（德籍）为首组织了“圣母军”。1953年，
  以曹新慈（德籍）为首组织了“祈祷会”。
  1954年，倪加乐对尚立申说：“今后中国天主教圣言会完全由你负责。”并将圣言会的印章交给了尚立申。
  自帝国主义分子被我逐出境后，我国天主教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独立自主办教会的道路。广大教友团结在党的周围，爱国爱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自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文革”期间一度中止了大的宗教活动。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宗教政策逐步落实。目前，戴庄教堂所属教友在“三自一主”的方针指导下，正在积极恢复、开展正常的天主教会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