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15年7月2日，我出生在五莲山脚下大榆林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父母一共生下我们兄弟5人，我排行老四。在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我的家庭同千万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家庭一样，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苦生活。
  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我家住了五莲山老和尚两间小草房，全家七八口人，就靠父亲给老和尚扛长工维持生活（老和尚只给2亩薄地，不收租子，也不付给雇资）。我大哥在16岁时就雇给本村一家富农放牛，一年雇资仅2吊铜板，根本帮不了家里的大忙。就这样，全家过着半温半饱的日子。谁知，在我8岁那年，父亲突然得急病去世，使全家唯一的擎天柱倒了。老和尚把土地也收回去了。本来就贫寒的家庭，境况更难了。这真是晴天霹雳啊！
  为了生计，母亲白天带领我们小兄弟几个走村串户要饭，晚上为人家纺线，每纺一斤线挣二三百钱的“灯油费”。后来，母亲向亲友借了一吊钱作本，买棉花纺线到市场出售，仍然不能摆脱困境。我三哥在15岁时便被迫闯了关东。
  看着实在过不下去了，经邻居劝说，在我10岁那年即民国14年（1925年）二月初二日，母亲把我送到五莲山光明寺，拜在昌荣师膝下，祝发为僧。
  记得入庙那天，天空阴云密布，冷风飕飕，山上的松树被风刮得呼呼作响，听了令人毛骨悚然，我看到母亲正背着我偷偷地擦泪。
  见过师父后，当着母亲的面首先立下字据。字据的大意是：听师教诲，遵守佛规、庙规，犯者按佛规处理，亲属不得追究；出家后如发生伤亡等事故，亲属亦不得干涉。立完字据后，由当家和尚念给我母子听，并按手印各执一份。此时，母子放声大哭。母亲边哭边对我说：“孩子，娘能生你，不能养活你。从今以后，你就不是我的儿子啦。”还一再嘱咐我，要好好听师傅的话。那亲人离别的凄惨情景，说来令人心酸，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就这样，母子2人洒泪而别。从此以后，我便遁入空门，再也不能守在母亲的身边，听从母亲的教诲了。光明寺离大榆林虽然近在咫尺，但佛家规定，出家无家，如未经当家和尚准可，是不能随便回家的。
  出家后，昌荣师为我取法号隆钜。头4年，让我在“莲峰书院”念书，学习《三字经》、《百家姓》等书籍；到第五年，迁往“雨花深处”念书，学习《左传》、《礼记》和佛家经典著作，兼习经文和韵调。原来，光明寺设有两处学屋，一曰“莲峰书院”又称第二学屋，为小和尚的启蒙学校，主要是学习文化。一曰“雨花深处”，又称第一学屋，学生都是从第二学屋选拔来的，是小和尚接受较高等教育的场所，师父都是从外地聘请来的，学习时间在10年以上。
  天长日久的学习，使我的文化有了较大长进，熟悉了佛家的一般经文和韵调。还在我13岁时，当家和尚绪让看我“有出息”，便有意培养我，在学文化之余，让我到东禅堂跟十大禅师实习，名曰侍者，学习整理佛袍、探架裟、诵经文以及击鼓撞钟等。民国19年（1930年）冬，当家和尚又命我与其余4人到南京宝华山受戒。那时，我才15周岁，不懂受戒是怎么回事，心里有些害怕。但是，师命难违，只好去了。
  和尚受戒，是有许多清规戒律的。其考核内容，一是经文和佛规庙规；二是会用钵盂吃斋；三是参禅打座，讲经说法。幸好这些都是自己平时学过的，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关。最后，宝华山方丈为我们举行了受戒仪式，用火香在每个受戒人的头顶炙12个戒疤，作为受戒的标志。那受戒的场面，同电影《少林寺》中和尚受戒的场面是一样的。
  原来，这和尚的戒疤分为南、北标志。南京戒顶为12个戒疤，北京戒顶为3个疤，看戒疤便知南京戒或北京戒。凡是受了戒的和尚，便是够标准的和尚了，要受到人们的尊敬，在寺内一般僧人不能直呼法号，而应称呼字了。如绪让，字廉溪，绪让是他的法号，人称廉溪和尚。我受戒后起字为松桥，故称松桥和尚。若是当和尚不受戒，人则称为“菜和尚”。
  出家人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但在五莲山光明寺，同是出家人，却有着严格的等级和区分。住持和尚（即方丈）是光明寺的一家之主，总揽寺庙大权，寺内一切全凭他一人决断，整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其余二当家的（又称“五莲司房”）、十大禅师等有职位的和尚，经济收入都很高，在寺内有着特权。他们都有自己的小灶，虽不公开吃荤，但美酒佳肴不绝，有的还吸大烟。而没有职位的和尚及小和尚以至下班人等，全吃大锅饭。一日三餐吃用谷子、大麦或穇子做成的粥，人称“大糊涂”；没有下饭的小菜，叫作“干抱碗”。小和尚要想吃菜，得自己到山上采挖野菜。只有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分给小和尚半斤供佛用的馒头。清明、七月十五、八月十五、冬至节，每人分给1斤，过春节每人3斤，除此之外是吃不到白面的。就这样，我在五莲山光明寺整整度过了20个年头，直到解放后，才结束了这清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