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
  民国9年（1920年），我出生在河北省大名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从记事起，我就知道我们村里有一座由法国教会创办的天主教堂，村里人大都奉了教。我家亦和村里人一样，信仰天主耶稣，成为基督徒。当时凡入教的不仅每天能从教堂领回两个大窝窝，而且每月还可以得到一块银元。至于我何时入的教已无法说清了。待我长大懂事后才听说，母亲生下我不久，便把我抱到教堂里，由神父将“圣水”洒在我的前额上，表示洗去了“原罪”和“本罪”。这样，我就算接受了“圣洗”，并给我起了“圣名”，叫玛利亚。自此，父母带着我经常出入教堂，我也成了信教徒。耳濡目染，在我呀呀学语的时候，就学会了不少天主教用语。后来，又跟“大姑”（介于一般教友和修女之间）在教堂学唱圣歌，读圣经。在我12岁以前，就能背诵一部分经文，尽管当时尚不能完全理解经文的含义，但频繁的教仪活动却给我那颗童稚幼小的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32年，我12岁，父母看我聪颖好学，把我送到大名县城教会女子学校去读书。那时小学每学期交3块银元的学费。由于我在教堂里已学了些文化知识，所以，入学后便直接上了二年级。当时小学开设的课程除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体育和音乐课外，每周还上一节古经或新经课。每天早起望“弥撒”。晚上还要念晚课，读经文。
  我在这所学校里一直生活了9年。1942年，我考上了高中，这时，每学期学费增到20元，家里已不能支付我的费用，高中只上了一年便忍痛辍学了。记得在我离开学校的时候，连自己的被褥也没带回家，我怕老师和同学知道后挽留我。所以，我才不辞而别。在学校这么多年，我和老师及同学结下了深情厚谊，再加我性格畅达，她们都比较喜欢我。特别是我们的声乐教师，尤其偏爱我，因我的音域宽阔，能唱到高八度。有许多次，我站在她一旁，她弹琴，我打拍子指挥全班同学唱圣歌。
  二
  离开了我眷恋的学校，但我一直没有放弃进修女院、当修女的追求。
  回到家乡后，我仍和村里的教友一同进教堂望“弥撒”，读经文，做礼拜。同时，开始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养家，我纺棉织布，早起晚睡。我的想法是，挣了钱继续上学，进修女院，当修女。起初，我希望能进入法国人在大名县城办的“主母会”。当时，那里的教会分有等级，有一等会、二等会之分，一等会修女戴黑纱，二等会修女戴白纱。后来，我才得知“主母会”里只有两名中国修女，且由法国主教查宗夏（中国名）担保的。我上几级的同学都在这个会里被除了名，洋人根本看不起中国人。因此我便打消了进入该会的念头。
  1944年春，我得知菏泽一带办有“圣家会”，且都是中国修女而又不分等级，我就决定去菏泽。但父母都不赞同，竭力阻拦我，可我生性倔强，一旦决定的事就要做到底。此时，家乡又闹水灾，平地及膝，一片汪洋，庄稼被洪水淹没，荒年已定，这就更加坚定我要离开家乡的决心。于是，我把自己织的布连同母亲结婚时陪嫁的锡壶一起卖掉，凑了40多块银元。7月，我带上行装，跟村里的生意人徒步奔往菏泽。
  最初，我到了鄄城什集，见到了在那儿传教的德国神父文守智（中国名）和两位中国修女，便自我介绍说，我是河北的教友，来此地是想加入“圣家会”。他们很乐意接收我，让我为他们烧饭洗衣，做杂活，我与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多天。他们了解到我的身世，遂联名写信推荐我到曹县“圣家会”修女院，并说可免去我300元的入会押金。于是，我带着他们的信，到曹县圣家会修女院找到胡院长，进了“圣家会”。
  曹县“圣家会”修女院位于县城东门里，坐北朝南占地10余亩。修女院的大门两旁临街处办有修女院诊所。
  修女院隶属兖州圣家会，是菏泽地区天主教活动的中心。院长是由兖州教区直接任命的，一般是3年一换。我到时，由胡院长主事。不久，便由刘宽宥接任，并一直联任到解放后，副院长由张淑懿担任，和刘一起主持整个地区的修女事务。当时曹县圣家会修女院共有50多人，其中修女30余名。
  修女院的经济来源一般是自给自足，在修女院里，上至院长下至杂役都参加劳动。院里有一架织布机，我除了做饭外，还经常和大伙纺棉织布，所织的布除院里人员穿衣使用外，其余的全卖掉了；修女院有农田，租给教友耕种，收获后和院里分成，这样，吃粮问题得以解决；“圣家会”在许多地方办诊所、学校以及传教得来的收入，定期向院里交纳；另外，每年10月21日为传教节，这天，教友可自愿捐献。至于当时是否领取教皇的经费或外国教会的资助，我就不清楚了。
  三
  修女院的生活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很单调清苦的。修女院规定，凡属院里人员，每天须5点前起床，半小时后，一起进堂念经，接着便是30分钟的默想，其默想题目都出自《默想全书》。再就是望“弥撒”，领“圣体”。8点钟吃早饭，12点吃午饭，下午6点吃晚饭。早、午饭后，大家各自做活，没有一个闲着的。只是晚饭后才有半小时的休息，我们把这个时间称为“散心”，大伙可以自由交谈，但绝不能高声侈谈。尔后，又是集体回教堂念经，也叫念晚课。约30分钟后，开始集体唱圣歌，赞美耶稣和圣母。晚9点半方可回宿舍休息。当时修女都住集体宿舍，即使大伙紧挨在一起也不能随便交谈。
  修女院的饭食一般是稀饭、花卷，有时吃窝头，咸菜多半是腌萝卜，只有午饭才能吃上炒菜。院长可以吃到白馍，甚至白糖、水果。另外，修女院对教会规定的“斋期”必须严格遵守。如每星期五为天主教“瞻礼六”，这天忌吃家畜肉或其他热血动物肉，但鱼虾类冷血动物肉例外。其实，无论是“斋期”还是平时，我们都极少吃到肉。
  凡是在修女院里犯了错的人，要当着大家的面痛悔，严重的还要跪饭厅。所谓跪饭厅是指自己犯了错，要在大伙吃饭时跪在饭厅里，反思罪过。即使允许吃饭，也要跪着吃，没有院长的许可是不能站起来的。
  在修女院里不论让你干什么都是不准打折扣的，即使再困难、再不情愿干的事也要默默服从。因为院里首先训练我们这些人听命，有许多事是在故意试探，看你是否真的听命。
  我在“圣家会”修女院生活了22年。这些年里，我纺棉织布，洗衣做饭，侍候病人，甚至挖厕所。总之，我在修女院里什么活都干过。为表示我的虔诚，无论交给我什么活，总是想方设法干好。许宣道修女患重疾久卧病榻，我不仅照顾她吃喝，而且为她端屎倒尿、擦身子。其实，以前她对我一直很冷酷。由于我悉心照顾她，使她深为感动，她曾流着眼泪，拉着我的手说：“我以前错怪你了，我求你宽恕我。”我说：“别说这些了，你就好好养病吧。”
  四
  由于自幼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我从10多岁起，就立下了当修女的志向。但当修女并不是件容易事，首先要许“三愿”：神贫（绝财，个人没有任何财产）、贞洁（绝色，永不结婚）、听命（绝意，绝对服从长上命令）。这“三愿”对于当修女的来说是一生必须恪守的信条。当时，有许多教友虽然进了修女院。但一生只做了大姑或一般教友，能实现愿望的为数甚少。
  进了修女院的教友，一般要先从大姑做起，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后，订个时间，即日起为“保守期”，期限为半年，过后，还需初学两年，以后，每年要发“小愿”，又叫定期愿。3年为一个时期，一般需要发3个时期。这样定期愿全部发完需9年的时间，发了“小愿”还可以结婚，发了“大愿”再结婚就有罪了。我被定为初学时，在我的颈项上戴上了一枚银制“圣牌”；两年后，我发了“小愿”，从此戴上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苦像”。
  1948年9月，解放军攻打曹县县城，院长刘宽宥带领全区修女南逃避难。由于我已具有中学文化程度，在当时尚属文化较高的。由院长刘宽宥和荷兰主教何方济（中国名）介绍，送我到上海杨树浦区“圣心医院”开办的“震旦护士学校”学护理。两年半毕业，我又回到曹县“圣家会”修女院。不久，刘宽宥院长派我到菏泽天主堂医院做助产士。
  菏泽天主堂医院在德国人创办的圣神会修女院里面。1951年，山东省召开有关自办教会的会议，组织建立了“三自革新委员会”。外国传教士趁机造谣惑众，说中国人自办教会不可能，共产党长不了。当时，不少中国人也认为中国贫穷落后，国民文化素质差，没有外国人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但事实证明了外国教会的失败，1953年底，外国神职人员全部离境回国。临行前，他们还扬言：“用不了3年，我们还会回来。”
  经过13年的考验，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当上了修女。1957年9月的一天，在李明月神父的主持下，于菏泽天主教堂，给我发了“大愿”，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我穿上了崭新的会衣，头顶5尺的黑纱，并给我剪去长发，以示永不结婚。又给我戴上刺冠（用一种带刺的花枝做成圈状，戴在头上），表示永远跟耶稣受苦。同时，神父又把一枚洒上圣水、没有接缝的银戒指给我戴在左手中指上。这只戒指也就成了“大愿”的信物。自此，我才真正成为修女。
  1960年3月，天主堂医院和县医院（现市第一人民医院）合并，凡是愿意留下工作的，政府都进行了安置。我和几位修女一起到菏泽县医院做护理工作，成为国家正式工作人员。同时，我们仍可参加天主堂的教仪活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信仰受到冲击，宗教活动被迫停止。我这位曾发过“大愿”的修女，也身不由己，被迫结了婚。直到今天，我仍然乞求天主宽免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宗教活动，我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修女参与了宗教的管理和研究工作。先后被推选为山东省天主教爱国会常委、山东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常委、菏泽市政协委员。在医院里，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服务明星。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我一定不负众望，在新的形势下，为建设祖国贡献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