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泰安市灵芝街曾经有个基督教（也叫耶稣教）教会，叫中华圣公会。这个教会是由英国圣公会的一个国外传教组织——差会，出钱、出人办的。因此也被人称为英国教会。大约在1880年左右，英国教士来泰安开始购地建立教堂，到1946年最后一个英国教士撤走，在这里逗留了近70年，直到1962年残留的几个中国教士移出，这个教会在灵芝街约有80年的历史。这个教会既传教又办学，而且是山东省多处教会和50余个教堂的总机关——主教堂驻地。现在虽然已经消失，但有些人的历史、学历还与它有关，所以这个教会是怎么回事，还值得记述一下。笔者出身于这个教会，即就见闻所知作全面的记述。虽以记泰安圣公会为主，但也涉及到一部分山东省内圣公会，即该会“山东教区”的史料，供参考。
  一、泰安圣公会的沿革概况
  英国人到中国传教，大概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1856年订立《中英天津条约》，将自由传教权载入条约。英人先在北京设立教堂，逐渐发展成为“华北教区”。来山东的英人传教士先是从北京派来的，大概是在1880年左右。1900年（庚子）义和团事件前，在平阴、泰安、东昌、兖州等地已经建立几处教堂，庚子年曾有一个英国教士从泰安去平阴，在肥城县境被杀。“庚子”年后山东教会发展较快，英国差会便选派高级教士、主教来山东建立山东教区，教会设立教堂，教堂由教士看守，管理、领导宗教活动，由一位主教管理的一个地区教堂，成为一个教区。圣公会虽是世界性教派，但并没有一个统一组织，在中国的圣公会除英人传教设立的以外，多是美国、加拿大传来的。山东教区和华北教区是一个来源，关系特深。就山东教区来说，差会派来的主教，不但在宗教职位上是高于其他教士的，而且教会的钱也是英国差会送来的。所派的主教就像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是这个教会的关键人物，掌握全部财权和人权。来山东教区的第一位主教名艾立法，他在位时间约是庚子年后到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时期的大事是：1.在灵芝街建成了规模较大的主教座堂，并完成了下层各牧区的教堂建设。在灵芝街原先购买的是一位举人家的旧宅院，大门前有旗杆座、大门、二门，庭院相当宽敞，再经扩充，除增建主教及各中央教士的宅院外，又扩建学校（即育英小学院）、女学楼（今灵芝街小学院），女学道院（专为不识字女教徒学点浅近祷词）。所有房间约150余间，教会的主要建筑物是礼拜堂。当时所建礼堂可容500余人作礼拜，所建钟楼是全城可供登临的最高点，钟声响亮，可谓泰城的一大宏伟建筑物（1946年备战时被炸毁）。教区以下为“牧区”，其下为乡村支堂，当时似模拟省、县、乡3级，牧区大堂设在县城，乡村支堂在较重要的村庄，当时除座堂直属泰安牧区外，已有平阴、东昌（聊城）、新泰、兖州等下辖支堂的牧区。另在济南齐鲁大学校院内，有单设的圣公会教堂。英国租借威海卫后，设专为英人的威海卫教堂，收回威海卫后，渐变成主要为中国教徒的教堂。艾主教以后这个教会的体制规模变化不多，自然，所谓教区的框框虽大，但内容还很贫乏，直到最后全盛时期，所有大小教
  堂，估计不足50处，每一处教堂的教徒，平均也不过百人左右。
  2.圣公会同其他教派合作，建立了潍县广文书院（大学）及迁济南后的齐鲁大学，为教会培养了一批中国人教士及各种专业知识分子。以后骨干教士，基本上是老广文的毕业生。另外曾有潍县、烟台办学道班，培养了一批乡村“传道先生”。教士的班底，主要是艾主教时期培养的。
  继任艾立法的是主教史多玛，他在泰安有20多年，直到1939年日本占领泰安年余后，告老退休回国。史主教在任，基本上“肖规曹随”，变动不大。只是受时代环境影响，教会所办学校有较大发展变化，教堂数也略有增加，泰安牧区即增设洋楼教堂一处，接任史多玛的是韦多堂主教。韦接任后不久，日伪反英，被从泰安逐走，“珍珠港事件”后，又被收入集中营。日本投降后回到济南，力图恢复旧业，泰城第一次解放后回到泰安看机会行事，1947年春回国。此后英国再未给泰安圣公会来款，所有领教会工资的人呈“树倒猢狲散”的形势，虽有个别教士无家可归，靠子女生活，但仍在教会少数房间居住，最后到1960年才移往登云街，挂“三自革新”名义的教会，所有原教会房地全归公用，中华圣公会名义自此消失。
  二、圣公会的教礼
  圣公会是在针对天主教（旧教）的宗教改革中成立的一个新教教派，但它仍然保留了些旧教的礼俗。与其他新教教派又有很多不同，它在新教中最接近天主教。择要记述如下：1.《圣经》可用当地语言翻译；2.做礼拜有《公祷经》，或立、或坐、或读、或唱，有一定议程，不得用自己的意思乱说；3.教会由经过“祝圣”典礼的“圣品人”主持正式宗教典礼；4.“经品人”可以结婚，不禁止喝酒、吸烟；5.不敬拜偶像（包括牌位、画像），不拜死人，不给祖先上供、烧纸、烧香、上坟，众教徒不能与非教徒结婚。
  教会的“圣礼”有：1.洗礼。是入教的标志，教徒的孩子要及早到教堂由“圣品人”施洗礼，即读一些经文后用“祝圣”的水在孩子头上画十字，受洗的孩子要起“圣名”，男孩子起保罗、约翰之类的名字；女孩子则起玛利亚之类或非《圣经》中人的名字，如蒙恩、得恩、爱慈、慧慈之类，受洗时还要有“教父”、“教母”，以备孩子长大后教他信条，这样又多了一些亲友关系。孩子到16岁时学些教条《坚振问答》，再由主教按首行坚振礼，这才成为完全的信徒。教外成人入教先学《接受问答》，学些教条，行“接受礼”，再过段时间行洗礼，不需行坚振礼。2.结婚礼。“圣品人”有权在教堂给人行结婚礼，行礼中，圣品人要对跪在面前的男女双方，提着名字问他及她是否愿意和对方结婚，若有一方说：“我不愿意”，婚礼就须停止，婚约作罢。在早期泰安圣公会曾发生过一次因离婚作为违背教规的事。3.葬礼。按信条以为人死为魂归“天家”，将来还要复活，不应过于悲哀，也不跪拜死人，不烧纸香，不许用纸扎的各种送葬物。经文说：“人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离开世上去”，反对厚葬。行洗礼、婚礼、葬礼，教堂都要鸣钟，因此有谚语：“人的一生，也不过叮叮噹噹三次钟声”。4.圣餐礼。按《圣经》记载，耶稣被捕前夕，曾与12位门徒聚餐，曾说明他们中有一人要出卖他，聚餐中分给门徒饼和酒，说这是他的肉和血，教徒们吃他的身体，喝他的血，以纪念他，名画《最后的晚餐》即画的这件事。以后基督教就照耶稣的遗言行事，但形式很有变化，圣公会把圣餐礼看作是一件大礼，以经过宗教仪式、祝圣的饼和（葡萄）酒，即等于耶稣的肉和血，念着耶稣的遗言，分给跪在圣坛前的教徒吃与喝（极少量的），正常情况下，教徒至少每月须一次“圣餐”。
  四、教堂、教士、教徒
  教堂是教会活动的基地，而教会的主要活动是它的礼拜，做礼拜的主要活动是在教堂里念经，因此主要建筑物是礼拜堂。礼拜堂的一端筑台设圣桌，桌上正中置十字架，两旁为烛台，离圣桌近处为教士领礼拜等活动及讲台的地方，再下为教徒做礼拜的地方。礼拜堂规模大小不同，但形式大体相同，不作别用，一般不设画或像，不贴文字。教堂内有教士，在农村多附设学校。教堂前是教徒、尤其是老年人前去坐坐谈谈、休息的地方。
  圣公会的教士有主教、会长、会吏3级，他们都有特定的教务职责，在举行宗教仪式时，都有不同等级的“圣衣”、“圣带”，主教有执行教规、解释信条的最高权威，当然他们都忠实于教会的传统，不敢轻易有所更动。会长这个名词，相当于天主教的神甫，一般新教的牧师，而不是一会之长。泰安圣公会教堂，是“主教座堂”，又是一个“牧区”。牧区设好几位会长，其中有一位是“当家的”，叫做“监守”。泰安牧区的监守往往是主教自兼，外牧区的监守，从主教手中领点牧区的教款，当然与一般会长不同。这些被认为会长的人，一般要求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并上过“神学校”，学过些教会的知识。
  教士的物质待遇也值得一提，中、英教士是两个标准，理由是各不脱离自己的社会生活水平。按“七七”事变前的情况，中国会长月薪40元左右（按年资增加），略低于当时教会学校的中学教员；英国人会长便有中国人会长四、五倍或更多，有洋房，有一个洋人和两个佣人，他们到外地教堂“工作”，要坐（实际光摆样子）双把大车（后来换了汽车），他们的生活才真是“给个知县也不换”。他们到中国来传教，倒是进了“天堂”。这些中英教士，虽然也有些较高的文化水平，但他们只有在教堂里念念、唱唱，拿到的待遇比他们干别的工作还要高得多，这些中、英教士可以说花了不少英国银元，至于他们是否真正信教，也不能一概而论。乡间教堂的教士，多数不是“圣品人”，教会的名义是个“读经者”，外人多称他们为“传道先生”，他们自称也不过是个“看堂的”，他们的待遇约有会长的三分之一或稍多点，教士年老后有退休制度，死后配偶每月有恤金。
  圣公会的教徒称为“教友”，多是本身或子女在教会有经济利益的，且多是穷人，富有之家很少。他们的子女有些是由教会供给上学的，子女们有的成了教士，有的当了教员，还有的当了医生。教徒与教徒之间，多是非亲即友。教徒对教士一般是尊敬的，但也流传着这样的一段话：一个不大懂事的英国教士下乡，大谈英国人捐钱来中国办教会是对中国人的恩典。一个教友听得不耐烦了，说：“我们教徒给教会捐钱是献给主（神）的，教会的钱是主的钱，你也是花的主的钱，我们感谢主，但不是感谢英国人。”按教会教条确是这样，这位英国教士哑口无话。教徒居住分散到很多村庄，有的村庄只有一两家教徒。
  五、教会办学
  教会的活动，最能看得到的：一是教堂里每天几次打钟做礼拜，二是办了些学校。本来教会把办学和办医院看作是传教工作的辅助手段，办医院比办学校困难。山东教区只是在平阴教堂办了个不大的广仁医院，主要是参加创办了齐鲁大学附属
  的齐鲁医院，而设立的学校分布在有它的教堂的地方，甚至只有教徒而无教堂的地方。本来是以请教员，招学生（民国初年以前政府办学很少，集资请先生上私塾学生负担很重），教会出钱，不收学费，甚至供给一部分学生费用作为接近社会的桥梁。另外也是为自己培养知识分子——教士。教学的内容，除以教《四书》作外表，重点在宗教课，同时也教些自然科学，如数学、格物（物理）等。所办的学校规模都不大，政府也不给什么资格。民国初年以后，政府设立学校渐多，规章制度渐趋完备，教会办学也适应环境，规模逐渐扩大，但教会想办成小学至大学，参加合办了齐鲁大学，在各牧区办了4年制中学（大学有预科）。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后，命令教会学校作为私立学校，按教学规章向政府呈报立案，经过批准，才给毕业学生以政府承认的学历资格。立案的条件主要是：①成立校董会，由校董会聘请校长，校董会会长、校长必须是中国人。②取消宗教课，不得在学校内举行宗教仪式。到1932年以后，山东教区批准立案的有：泰安育英初级中学（取消高中）、泰安育英小学、威海卫育华初级中学。其他有平阴、东昌、兖州、新泰各牧区，都各建立一处较完善的小学（完小）。以前，教会所设学校学生很少（笔者1928年考入育英中学高中时全班只有8人；二年级只有6人；三年级只有4人），学校基本上不收学费，教徒学生很多依靠教会供给。立案以后，扩招学生，增加学费，学校开支主要来源于学生学费。以泰安育英（初中）情况说：在“七七”事变前夕，学生共有6个班，每班平均45人（原来建筑设计只要求一个班，学生不超过40人），每个学生一学期交学费10元，共收学费2700元，教职员工18人（教会英人义务教课者不计），每学期工资开支约3600元，每年由教会补助2000元，教职员工及学生中，教徒已是少数。
  办学以外如何培养大学生和它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事也值得一记。辛亥革命前曾与不同教派合作，在潍县建立广文书院（大学），选送教徒学生去学习，前后共有五六人。这些人回来，先是成为办学的主力，以后他们几乎全都成了教士（会长）。广文大学迁济南改为齐鲁大学后，设预科时，送入预科的学生前后约20来人，其中不能升入本科或因故退学的约居半数，能在齐鲁大学毕业的计有：医科3人，数学系3人，化学系2人，教育系、社会系各1人。齐鲁大学在政府立案后的毕业生计：物理系3人，生物系1人，制药专科1人，历史系3人，教育系2人，社会系1人。前后在齐鲁大学毕业的没有1人转入教士行列，除个别例外，都在教会内外学校当教员。
  泰安中华圣公会已经消失，旧人已极少见，笔者只能回忆见闻追记，误漏难免，更未涉及批判，请阅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