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规定了“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的条款，各国基督教会争先恐后地派遣传教士到我省进行传教活动。最早进入淄博并在淄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英国浸礼会，其他教派在淄博也有所活动。现将我所了解的淄博基督教会历史沿革情况简述如下。
  一、基督教在淄博的传播和发展
  1885年，英传教士蔚兰光由益都经龙山峪到达淄川的蓼坞。蓼坞是淄川东南山区的大集镇，四面环山、交通闭塞。蔚兰光在集市上“舍药传道”，结识了开中药店的宋希泰先生（孤山人），又由宋希泰引见本村士绅白洁斋。这两人入教，成了最早的基督教徒。他们又帮蔚兰光借得刁姓民房两间，开设了礼拜堂，这是原淄川县最早的礼拜堂。以后经过3迁：一迁宋纪善家，二迁白子恒家，三迁西门外白大成家。
  那时，英浸礼会正忙于向邹平发展，所以蔚兰光折回青州，参与了邹平的开辟工作。
  1886年，蔚兰光由华人郑道庵陪同，从邹平向周村发展，但在周村找不到落脚点，只得每5天或10天一次了，早起骑小毛驴或坐手推车从邹平来周村街传道，散发传单。搞了大半年，好歹在周村玉皇阁货房（也是客栈），找到了落脚处，在客栈里舍药施医，吸引群众。当时有周村殷家场人殷觉，没有正当职业，因吸食鸦片把家产荡尽，疾病缠身。他的亲戚徐良德（周家庄人）对他说：“货栈有个洋人舍药不要钱，你快去找他看看，把病治好。”殷觉到客栈见了蔚兰光，并帮他看了一天大门。蔚兰光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不仅施药治病，并发展他入了教。这是蔚在周村发展的第一个教徒。接着殷觉又介绍徐良德入了教。
  蔚兰光打算找一处房子设点，殷觉立即将自己殷家场住宅北屋4间、东屋2间让给他用。殷觉的大哥大骂殷觉：“你把房子典给洋鬼子，败坏了殷家的风水，出卖祖宗。日后洋鬼子走了，就把你这屋当地掘成湾。”但殷觉铁了心。蔚兰光有了房子，便一面舍药，一面传道。这就是周村基督教会的起源。
  蔚光兰在殷家场9年，只吸入了6个信徒，除徐良德外，就是殷觉全家5口。为了更好地利用殷觉，蔚兰光从淄川北安庄介绍刚受洗入教的女信徒韩信德给他做妻子，并亲自主持婚礼。后来，在殷觉的疏通下，蔚兰光在周村老龙窝租到耿家公寓的一处大院落，于1896年迁了进去，用3间大北屋作礼拜堂。1897年用3大间西屋开设了一个小“博物堂”，又叫“看报馆”、“谈经堂”。当年利用靠街的3间东屋开了一个“诊所”，从青州请来华人大夫孙思克行医；秋季又设立了一个“小学堂”，招收学生20人，聘请徐良德当教员。这年春节，蔚兰光又搞“春节布道”，把“博物堂”布置起来，搞了什么小火车模型、望远镜、座钟、地球仪、各种小动物标本模型、西洋大楼模型，甚至连手电筒也作为陈列品，还有西洋画报、福音画片、地形图等，用以宣传“西洋文明”。“诊所”也以“洋法西医”治病，在“舍药救苦”的幌子下吸引群众入教。1898年有了信徒80人。
  在此期间，蔚兰光继续从周村向淄川、博山传道。明水、北安庄有信道者设立了支堂，支堂兼办学堂以吸引入教。北沈马庄已成为淄川最集中的堂会，1896年6月，蔚兰光带着殷觉在这里给教徒施洗，其他支堂的教徒也集中在这里，三次施洗7人，其中有韩信德和淄川教会第一个中国执事传道人王树奎。1898年蔚兰光在王树奎的帮助下，购得淄川城里王环维的宅子一处，将淄川堂会由北沈马庄迁到城里，开设了小诊所和一个小学堂，招收了十几名学生，选派王树奎为淄川堡的传道员兼管博山堂，把淄川博山合为“博山堡”，王树奎为总执事。
  1886年，蔚兰光到博山传道，第二年在博山南门里西夹道租了朱孝福的一处房子，开堂布道，照例设诊所，请了一位中医朱羲正，后来商德成也经常到博山舍药布道，并设了学堂。1923年博山信徒捐资购得南关菜园边地基一块，于1925年6月建成礼拜堂，从南门里迁来。
  到1901年，淄川发展到15个支堂，博山发展到3个支堂，蓼坞、明水、西窝、罗家庄、沈马庄、西张家庄、太平庄、西河等支会都买地建了礼拜堂，附设了学房。淄川信徒发展到200余人。蔚兰光在淄博堡选拔了第一批有文化程度的信徒4人送到青州郭罗培真书院深造（4人是宋纪善、白子恒、许百荷、王伯仁）。到1924年许百荷募集教友李焕堂（洪山鲁大公司职员）、王文华、刘广伦、张裕义、于惠东的捐款，购得洪山孙照起的房宅一处，开办了洪山礼拜堂，成为淄川堡的一个支堂。
  德国帝国主义者修建胶济铁路，原定路线从周村走白云山之北，经邹平、章丘达济南，所以传教士们占据邹平作为中心地点。后来胶济路改由周村走白云山之南，周村成为交通要道，所以1903年胶济路大致竣工后，传教士们便开始陆续由邹平向周村转移。1904年法思远夫妇到周村傅家庄西郊建了大片住宅，开办了一个女学房，由法思远的老婆任校长，聘请中国人聂守真女士任教员。1906年蔚兰光回国，周村教务由传教士商德成接办。1907年，商德成在周村教会总执事殷觉的帮办下，购得傅家庄西郊土地十余亩。建房开办了一个男学堂，把周村街里原有教会小学合并进来，由新来的传教士胡维斯负责管理。自1911年春天开始，商德成在周村街里动工兴建西式礼拜堂，于1913年4月竣工。那时周村火车站已设在周村城东而不在城西，为了占据交通要地，把邹平的所谓“教会事业”如医院、中学等全部迁到周村，基督教会于1908年秋在周村东门外火车站西强占了大片土地，强行撵走住户，强迫群众迁坟。1909年开始建筑医院和中学校址，1915年将复育医院和光被中学从邹平迁来。从此，周村逐步发展为基督教在这一带地区的中心。
  除了占主导地位的英国浸礼会外，基督教的其他一些教派也先后对淄博进行了渗透，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灵恩会和耶稣家庭
  灵恩会起于费县丁家庄。那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时候，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北伐军倒戈南下，北洋军阀卷土重来，土豪劣绅横行霸道，费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基督教乘机大搞什么“灵恩”运动，鼓吹“灵恩大动工”，“说方言”、“跳灵舞”、“打灵拳”、“医病赶鬼”。每逢聚会，男的袒胸赤臂，女的披头散发，男女混杂，通宵达旦地“大哭大叫”，一声“灵恩普降”，则男女拉手跳舞，直到筋疲力竭摔倒在地，叫做“被提升天”，这种狂热举动被宣扬得远近闻名。潍县的“长老会”特别派出4位牧师去费县丁家庄“取经”，他们取经回来后进行了传播，并逐步感染到英浸会的周村区会。1933年，周村教会的牧师荣凤翔热衷于灵恩会，在教会执事战仲三的赞助下，企图把周村教会变为“灵恩会”方式，执事黄子安以及复育医院大夫冯兰馨、王汉卿、女护士李桂英、女布道员李守恩都受到迷惑。这引起中区联会极大不安，指派传教士潘亨利、胡维斯加以制止，结果发生争执，战仲三占据周村教堂的西院作为灵恩会的礼拜堂唱起了对台戏。1934年中四区联会就此事做出了几项决议之后，荣凤翔不得不离开周村教堂，至张家胡同一号会址任灵恩会牧师，战仲三、王汉卿、黄子安任执事，请王彼得为灵恩会传道人，冲突暂告结束。
  灵恩会的制度及其坏作风引起越来越多的教友怀疑，识破他们是以“属灵”为幌子大搞混乱。灵恩会传道人王彼得公开搂着黄子安的老婆“亲灵嘴”，被一位女护士看到了，吓得再也不敢去灵恩会。有的教友亲眼看到夜间聚会后一男二女睡在一起，甚至连牧师荣凤翔的女儿也受骗于夜间越墙跟人私奔。这些混乱现象不仅引起教友的反感，连战仲三、王汉卿、黄子安也厌弃了这个灵恩会。但他们是从“老教会”（指周村礼拜堂，灵恩会自称新教会）分裂出来的，没有脸再回去，于是投靠了所谓“耶稣家庭”。
  耶稣家庭是从泰安的马庄兴起的，是敬奠赢在“土生土长中国本色”的幌子下搞起来的。黄子安、冯兰馨、李守恩、李桂英都加入了泰安马庄耶稣家庭，于1938年周村灵恩会摇身一变成了“周村耶稣家庭”。从马庄派来了第一任家长陈星三、女家长王振全，1942年换为家长李灵舟、女家长李星云。这时他们从张家胡同迁到顺河街。以后黄子安在马庄受过训练回到周村当了第三任家长。解放后教会自发地开展了“耶稣家庭革新运动”，揭发了敬奠赢的反共反人民罪恶活动，广大教徒们认清了他是在美国间谍李代文直接指挥下的反革命集团头子，敬奠
  赢受到了镇压，耶稣家庭也就消亡了。
  （二）王村冶头一带的“真神会”
  “真神会”是由白保罗传播的。白保罗是一个国籍不明的传教士。抗日战争时期他自称德国籍，日本投降后又变成美国人。他多年来在章丘龙山活动。1932年由教徒张相东陪同来到冶头，先在西阿村教友李爱道（女）的房子住下。第二年在冶头村西头用720元白洋购得曹叶兴房宅一座（大小草房19间），正式设立了教会。因他自称“不属于任何教派”，所以起名叫“伯大尼”。而后又翻修了礼拜堂3大间。1935年又在道凯、王村盖了礼拜堂。因白保罗找了一个姘妇王金英，受到冶头教徒反对，所以白保罗带着玉金英于1938年去了王村，冶头教会由王楠陔而后是裴广源和袁世光负责。
  日伪时期，白保罗大肆发展教徒，入教的一时达200余人。他发展教徒的主要手段是小恩小惠引诱，每到礼拜天就以吃馍馍喝汤，诱人作礼拜。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歌谣：“头遍钟抬头望、二遍钟一大帮、三遍钟连哭带唱、四遍钟又吃馍馍又喝汤。”同时，白保罗也是大搞混乱的能手。他特意请张店马庄的王老婆到冶头开“奋兴会”达一月之久，大跳灵舞。王用手掌击打人的头，说声“圣灵来了”。被打的人就得跳起来，谁不跳就被指为身上有魔鬼，大家一同来打鬼，并且会后不准吃馍馍；谁跳的高就说谁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一到聚会就大哭大叫，跳累了扑倒在地，就说是“被提升天了”。白保罗说：“入教受洗必须冬天河水施洗才能真得救”，因此选定每年春节正月初四施洗，在冶头南沙河，男女混杂一齐下水。1935年一次施洗的有30人，得病的有26人，病后禁止吃药，只靠祷告，不治而死的有3人。每次施洗都拍照片，寄到国外换取美金。白保罗还仗势欺压百姓，并偷绘胶济铁路沿线地形图，调查淄博的矿山物产等情报，并搜集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每月寄往美国，大搞间谍活动。1940年白保罗病死在王村，他的姘妇王金英把什物拍卖后改嫁而去。群众把白保罗的尸骨扬洒在田野，以泄民愤。
  （三）“远东宣教会”（中华圣洁教会）进入张店
  张店是个新兴的城市，虽然英浸会早在桓台索镇设了教会，但一直没在张店设立教会。1938年远东宣教会见张店是个空白点，便在张店开辟了教会。
  远东宣教会是美国人高满主持办起来的，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干过电报局长等职，后来退出政治舞台，热心于外洋布道工作。约在1915年他到远东地区活动，周游日本、朝鲜，进行传教，所以他搞的教会名叫远东宣教会。他在宗教上别树一帜，自称他的教会是最圣洁的教会，所以远东宣教会又称“圣洁教会”。在日本的称“日本圣洁教会”，在朝鲜的称“朝鲜圣洁教会”，在中国的称为“中华圣洁教会”。高满死后，他的伙伴吉宝仑约于1928年到达上海开始传教活动，并在上海开办了“远东宣教会圣书学院”，吉宝仑的儿子吉傅文当院长兼董事长。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该院的学生都纷纷被派回原籍，李耀忠牧师及其十几位男女同学于1938年回到山东。同年秋，朱兰峰先生到达张店，最初在安乐街赁房设立了布道所。1942年朱兰峰因生活困难回到了老家辛店，1943年又派来了女传教士黄秀莲，日本投降后，又从辛店调来杨焕武换回了黄秀莲。
  1948年上海倪析声的“聚会处”（小群）发动了“要以聚会处占领全中国”的运动。在各城市拉拢基督教青年，用大量金钱收买教会上层人士，接收当地的教会。当时张店的杨焕武牧师经济无着，也就依附了“聚会处”。同时，济南的灵恩会对张店的争夺也不遗余力，从1943年起就不断笼络张店教会上层人士，到该会设在济南历城的“灵修院”去灵修。张店的刘书纪、孙正岱、范德修等都先后去灵修过。灵修院也不断派人来张店、淄川、博山、三台庄等地活动。因此，张店成为“聚会处”与“灵恩会”争夺的焦点。张店教会的执事与牧师誓不两立，必欲撵走对方而后快。在灵修会包泽华的唆使下，张店执事们终于撵走杨焕武，挂上灵恩会的牌子。
  （四）周村的基督教青年会
  周村基督教青年会初创于1914年，目的是为了吸引拉拢青年入教，扩大宗教影响。发起人有高膺福、张思敬、贾星垣、尹伯明等，会址借用基督教会礼拜堂的东西厢房，开设了查经班、英文班、音乐班及通俗演讲、体育运动等。英文班由英人高膺福亲自执教，最初有学生20人，而后逐年增加，主要有机关、邮局职员、商店店员、中学教员等。音乐班及体育班的球类活动（篮球、网球）也吸引了不少青年人。后来又增添了台球、棋类、幻灯等娱乐活动。经过5年时间，第一次征求会友时会员发展到200人。
  1920年上海青年会协会派陈立廷到周村活动，提出把周村青年会纳于上海协会统辖，并说如能当地筹款购得地基，上海协会助拨5000元以开发新会址，拨4000元开办费以增加设备。遂即由高膺福、张思敬、张瑞安、尹学聪等10位教会上层人士做筹备委员，募集捐款2000余元，购得地基2亩许。1921年秋，上海协会霍荆山携款来周村，11月举行建筑会所动工典礼，1922年冬青年会大楼竣工，周村青年会在新会址正式成立，直属于上海协会，由济南青年会代办。1923年2月正式成立了董事会，由张思敬、张瑞安、张锡三、王干臣、许峙东、张寿亭、张桂庭、尹学聪、张文敷、高膺福任董事。为了竞选董事长，在周村茶社经理张锡三和剪锁行经理张瑞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两人都是周村第一流的资本家，出钱请客，送礼拉拢，结果由于张瑞安手段“高明”而取得胜利。张锡三一气之下得了疯迷病，不到一年即死去。周村基督教青年会的第一任干事是张文敷。
  1921年，该会举行了第二次征求会员大会，并组织了19个征集队，每队10人，在正副队长带领下分头发展会友，募集款项。每年一次论功评奖，征集会友最多的，募集捐款最多的队发绣花锦旗一面，并绣上队员姓名以资鼓励。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发展会员760余人，交纳会费2000余元（每位新会员交1至10元）。这时干事张文敷因贪污严重被撤职，此后10年间干事进退频繁，会务荒芜。1932年在高膺福主持下由济南请来吕公超（肖班）任总干事，对各项工作做了整顿。1934年又加以扩充，在后院建筑了寄宿所，开办了旅馆部，并增辟了幼稚园、少年部，托教儿童30余人。1935年增设了国术馆、露天体育场等，似乎又逞兴盛之象。但1936年后会员逐步减少，会费更加困难。“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周村，青年会被迫停办，将大楼出租，租金每年300元。张文敷借口解决光被中学的经费困难，将该款归光被中学开支，周村基督教青年会就此告终。
  二、基督教在淄博的各项事业
  为了扩大宗教影响，基督教会在淄博也举办了一些文化和医疗事业。兹简介如下：
  （一）光被中学
  早在1905年，英浸会就在教会区域内吸收部分小学毕业生，开办了“中学堂”。邹平的“中学堂”也于是年开办，招学生37名，蔚兰光做了第一任校长。1906年，蔚兰光回国，林惠生任校长，定校名为“光被中学”，从青州请来刚从广德书院毕业的李乐书、刘玉鼎任教员，另从当地请秀才刘炳章任国文教员。1909年由传教士宋志诚任校长，不到两年又换成潘亨利。周村东门外的校舍建成后，该校于1915年迁到周村，校长为高膺福。学生多是从各段高小学堂毕业的学生中选送来的。入学后每个学生都必须填写志愿书。课程以宗教课程为主，其他普通课程也不过是宗教课的辅助教材。圣经课是必修课，而且早礼拜、主日礼拜也是必修课程。连暑假期间也不放过对学生的宗教教育。1916年后规定学生假期要回到各支会作义务布道或担任礼拜堂的主日学的教学工作。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要求教会学校必须立案。立案的条件是“必须取消宗教课程，必须由中国人任校长。”这是外国传教士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对立案一事一拖再拖。到1928年认为不能再硬拖了，便由统会做出决议，名义上成立了“组织董事部”，“接洽立案事宜”，实则换一种手法继续拖延，并向各处发信博取同情。当时山东省教育厅对教会学校立案一事一直没有明确的措施，一味观望。学生们看到立案无望，威胁到了个人升学和就业的前途，青州守善中学的学生就起来罢课示威，要求立案。中国校长王梓重逃到济南，学生们把在青州开统会的教会负责人张伯怀、王钧堂、张培真等7人扣起来送到青州县党部禁闭起来，县政府认为县党部无权扣人，就派警察局长去把扣押的人送回教会。于是，传教士们借题发挥，说“县党部挑唆学生闹学潮”，说“中国政府不给立案”，“环境恶劣”等，把不立案的责任推到中国政府身上。同时，指使周村光被中学校长高膺福赶快遣散学生，以免再闹学潮。因此，光被中学于1930年春停办，同时传教士们还决定将其他教会办的各中小学一律停办。
  1929年12月15日，在青州召开的统会年议会上制定下了“学校的改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英浸会所办的3处中学（青州守善、北镇鸿文、周村光被）都把“中学”的名义取消。青州守善中学改为“守善工农神学院”，北镇鸿文中学改为“鸿文工农道学院”，周村光被中学停顿一个时期后改为“光被道学班”，挂起“农工”、“神学”的招牌，就不用立案了。
  自中学改为道学班，学生们对前途悲观，纷纷离校。道学班降低到初小程度，人数大大减少。为了维持下去，对学生来者必收，程度参差不齐。1932年统会又同意成立“筹备委员会”负责复校事宜。经过一年的筹备，仍毫无结果。1933年11月统会作了如下决定：“恢复青州、周村、北镇3处高小，每校于3年内筹足大洋6000元即行开办。此6000元之基金由各地自募3000元，请差会每校津助3000元。”1934年，特别成立了“周村邹平区恢复光被学校委员会”，发出了《恢复光被学校募捐说明书》，开展了募捐活动。但经过3年，仍因款项不足，不能恢复开学。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张思敬在周村西郊原明道神学院校址办“难民救济会”，以工代赈，利用难民修整房屋墙院，并把收容的青年、儿童130余人分成初小三、四年级，高小五、六年级共4个班，请了原先光被中学教员张文敷做校长，光被学校就此算是按1933年决议恢复了高小，临时称做“光被学道班”。
  1941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英日宣战，英浸会的传教士被集中到济南去，有的被送进潍县集中营，教会学校被封了门。后来经张思敬奔走活动，1942年春正式恢复了“光被中学”。1947年周村解放时，校长张文敷坚持反动立场，带着部分学生逃到济南办“流亡中学”，后迁回。周村再次解放，他又第二次带学生逃到济南，借用广智院的房子搞“流亡中学”。直到济南解放后，得到人民政府的照顾和安排，流亡师生回到周村，光被中学回到人民的怀抱，演变为今天的淄博六中。
  （二）遵道女校与明道神学院
  1911年在周村西郊开办的女学堂已逐步发展到高小程度，与邹平女学堂考选来的一部分女学生合办为“遵道女校”，以培养女传道人员为最初宗旨。由女传教士党翠珠任校长，从青州调来女传教士司敦任教员。至1924年添了中学班。1924年，司会硬要把遵道女校的中学班移到青州，与崇道女校中学部合并，而把崇道女校的高等班移到周村，使崇道成为完全的女中，遵道成为完全高小。周村的传教士大有意见，于1928年的统会上提出提案，通过决议恢复原状。只因学校立案问题，统会决定各学校一律停办，所以也就没有恢复原状的必要了。
  自1926年中学部正式调走之后，遵道女校办了一个短期“学道班”，以顶替中学班，所以中学部是名亡实存，遵道女校也从此改名为“明道神学”。最初是一年毕业，1928年改为3年毕业，校长由党翠珠改为女传教士苏慕德担任。1930年秋光被中学停办后，这里正式挂起“明道神学院”的校牌，取代了光被中学的地位。“七七”事变前，因“时局紧张”已开办光被学道班，明道神学院便迁到东门外原光被中学的旧址，于1939年6月13日开学，招收19名。同时办起了一个“贫儿托养所”，收养贫苦儿童100余人。明道神学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被日本封了门，学生分散。1946年恢复起来，迁到青州与圣经学院合并为“明道圣经学院”。1947年青州解放前夕，明道圣经学院逃到济南广智院办“流亡神学”。解放后，于1952年9月华东12个神学院联合时，流亡济南的明道圣经学院与齐鲁神学院一同合并到南京成立的“金陵协和神学院”。
  （三）复育医院
  1889年，传教士仲均安在邹平办了一个诊所，由传教士商德成大夫主理药房，并请中国大夫安明珠、王知礼协助。商德成到周村后，由传教士巴德顺接管，药房逐步扩大。1898年在邹平东门外强占大片土地，撵走居民，开始建筑医院，施工未久，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邹平的传教士逃跑了，当地群众把这个刚建起一半的医院捣毁。1902年传教士又回来，将医院修好开张，定名为“施医院”，巴德顺任院长，请华人王会泽、朱少康为大夫，韩俊士为医院里的传道员，还有一位工人刘永欣。病床不过十余张。1913年，在周村东门外兴建了一片院落，1915年将邹平施医院迁了过来，又把原在周村的诊所合并进来，改名为“复育医院”。因巴德顺1914年秋回国，所以将传教士武成宪由青州调来任院长。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传教士们有的回国，有的忙于招收华工，院长由中国大夫王会泽代理。1920年，由新来中国的贝德儒任院长。这时，武成宪到邹平想将施医院恢复起来，未能成功，把医院房产出卖后，仍回周村，用卖房的钱盖了一座护士楼。复育医院发展到病床40张，护士实习生10人，全院共计30余人。复育医院迁到周村后，招了部分教友子弟学护士。最初有夏雨亭、张思民、蔡志正。到1925年正式招生成立护士班，第一期有6名学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育医院被日军查封，1948年冬恢复，11月22日正式开诊，1949年迁到城里基督教堂内。1954年2月，复育医院合并到周村区医院。
  三、解放后三自爱国运动
  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国家的主人。基督教界人士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反帝爱国的旗帜，开展了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1950年7月28日，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40位基督教爱国人士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革新宣言，得到基督教界广大人士的支持和拥护。三自爱国运动在山东、在中华基督教会中四区会，也逐步开展起来。
  1951年1月23日，周村的中华基督教会与周村天主教会联合举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教会革新运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教服务处、山东大会、周村耶稣家庭、培德学校、光被中学、博济医院、复育医院、山东中四区联会等10个宗教团体及文教机关的800余名群众，发表了“基督教革新宣言”，举行了游行示威。同时还在淄川举行了170人参加的大会（1月27日），在博山举行了有博山、昆仑、三台、西河教友200余人参加的“抗美援朝暨教会革新运动大会”，都一致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对朝鲜的武装侵略，支援朝鲜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坚决拥护中国基督教革新宣言，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办的教会事业。还发动了“教会革新宣言”签名运动，在宣言书上签名的，计有：周村250人，博山224人，淄川210人。此外还为慰劳志愿军救济朝鲜难民进行了捐献。计有：周村教友捐献23.3万元（旧币，下同），淄川教友捐献12.7万元，博山教友捐献90万元；还对烈军属等捐献救济款42.9万元，玉米150公斤。
  基督教界人士一致拥护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于1951年中区联会及各堂会进行了“宗教团体”登记。光被中学于1952年转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博山的博爱幼稚园也转为公办。周村复育医院于1954年2月转为国营的人民医院。1959年元月，在当时的中共淄博市委和市人委领导下，在周村召开了“淄博专区基督教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淄博市和惠民、邹平、无棣、沾化、广饶、博兴等县的代表80人。会议正式成立了“淄博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通过了章程，制订了《基督教人士的自我改造规划》。接着，在教友支持下整顿了教会组织，取消宗教派别，统一称为淄博市基督教会，革除了教会内的陈规陋习和不合理的制度，基督教界人士真正享受到了宗教信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