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刘营村的蒙古族，原是元朝初年从蒙古军队南下迁来的。他们集中居住在刘营村，迄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其间因故迁徙者多人，现有856人。刘营蒙古族的先世（即定居刘营的第一代）是蒙古军役。据墓碑载，先世称：“高祖五公系斡罗那歹之人也，充蒙古军役。”（据《民族研究》杂志考证，斡罗那歹很可能是当时蒙古族的一支部落名称）五公官至“抚镇”，卒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年（1293年）。此碑建于1346年，系五公的两个小儿子—僧住、忽都所立。
  蒙古族原无姓氏。五公后裔之所以姓刘，来历是这样，墓碑记述：“……李侯兵革，势不能敌，彼虏鞭之，使跪。公曰：莫跪，吾上为国家出力，岂能跪汝乎！兵怒，遂加刃欲击其胫。终不屈。将见勇而忠孝，留之，遂得脱。后之苗裔因留曰姓，故曰刘”。刘营村在清朝以前曾称刘下营，也是由此而来。
  前三代的名字沿袭蒙古族族俗。五公有4子：长子捏可罗、次子艾也赤、僧住、忽都。长孙达儿卒、次孙咬尔卒、头口、完者台、百奴、系住马……他们从第二代便与汉人通婚，墓碑上有冯氏、白氏等记载。
  蒙古帝国的消亡，使刘营蒙古族的社会地位受到一定影响。改朝换代的处境，迫使他们不得不自觉地跟随当地汉人的风俗。他们从第四代便随汉族人习惯命名。尽管如此，在元亡后，他们仍然低人一等。为了摆脱受歧视受侮辱的处境，他们就开始隐匿蒙古族称号，不承认自己是蒙古族的后裔。一代接一代，他们对外一直自称是汉族；而在本民族内部，却代代相传：自己的先辈是蒙古族。他们一直隐匿到解放。
  明代以来，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刘营蒙古族为摆脱无止境的受歧视受侮辱，彻底摘掉汉族背称他们是“蒙古鞑子”这顶帽子，一批有志者，纷纷迁逃外地。明朝后半期，刘营蒙古族已分为6支，其中3支全部远迁外地，有的去鲁南，有的迁东北，也有的到益都、广饶等县境定居。未迁走的3支，自然继续千方百计寻求出路，摆脱困难处境。为证明自己不是蒙古族，便寻找根据。这就是在他们历史上的两次“找本家”的活动。
  第一次是清代乾隆年间，当时有个叫刘同训的国老，在北京病死后，往其老家—山东诸城搬运灵柩，途经刘营附近。在社会上受孤独受歧视的刘营蒙古族闻讯后，立即派出一批青壮年，赶去接应。然而刘同训家属熟悉山东各地刘氏支派，他们一问是刘营姓刘的，就说刘营刘是蒙古人，同姓不同宗。拒不用。部分青年不顾这些，主动热情帮忙，送了一程。返回时，刘同训家属，还送给他们一对大型纱灯笼，上印大红字“相府刘清爱堂”，以后历年新年祭祖，把它挂在门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对纱灯连同族谱虽然一起被人烧毁，但这段“找本家”的史实却牢印人心。
  第二次是1915年前后，与刘家终村刘续谱。距离刘营十五六里路的刘家终村刘，本是汉族刘氏。刘营蒙古族中的部分人赶集卖菜，途经刘家终村的刘氏先墓，发现他们墓碑上镌有“刘大公”的字样。回村后便奔走相告，认为刘家终村刘的先世是刘大公，咱的先世是刘五公，他们大概是兄弟，可以拉成本家。刘营刘于是派出几个长辈和几个有文化的，与终村刘接头交谈，往返多次。后来达成协议，双方互相承认是本家人。既是本家，就要续谱。续谱中刘营刘排辈过高，终村刘拒不接受，考证年代亦有不少矛盾。后来终村刘终于知道了刘营村的老根子是从蒙古来的，于是不再承认是本家。第二次“找本家”再次告吹。
  两次盲目“找本家”的失败，刘营蒙古族的处境更加艰难，不少汉族人为之讥笑，更加歧视刘营蒙古族，使这批离开草原故土的蒙古族后裔，比旧社会的私生子还难堪。活在人眼下，遇事受人欺。自己卖柏树，反而吃官司就是例证。清朝光绪年间，刘营蒙古族的祖坟上长着一片枝叶繁茂的合抱大树，十分喜人。村里有部分汉族刘氏，听说蒙族卖祖坟上的柏树，立刻策划要与蒙古族刘平分这笔财产。他们的理由有二：1.都是一个村，都姓刘；2.两家的祖坟靠得很近，说明是一家。于是他们便通过各种渠道，到处活动。他们从经济上着眼，在方式上混淆，硬说是一家人。蒙古族坚持自己的立场，祖坟上的树，只能属于本民族，外族不容插手。两相争执，最后形成僵局。柏树卖不成，后来终于形成官司。官司打了3年。临淄县长刘福元，骑着骡子，带着卫队，亲自赶来刘营看墓碑。根据碑文，县长当场断案说：“一家是蒙古军役；一家是燕地迁民，怎么是一家？”县长不容汉族刘争辩，忿然而起说：“这场官司你输了”。
  蒙古族在官司上虽赢了，但为此自己的柏树款却花去了一大笔。
  刘营蒙古族8代以前，暗里曾有过纪念农历八月十五的活动。这一天，全族不吃不喝，静坐至深夜。原来元朝蒙古族统治集团执政时，为防人民反抗，在部分地区对广大人民实行严密监视，有些村户派蒙古人驻守。元朝垮台前夕，被统治的人民利用月饼，传递信息，统一时间，在一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日晚上，奋起杀掉驻在家里的蒙古人。这在蒙古族的历史上留下了较长时间的伤痕。刘营蒙古族5至7代的纪念活动，是由此而来的。后逐渐随当地风俗过团圆节。
  “左衽”又是蒙古族与汉人不同的习惯之一。抗日战争以前，社会上时兴穿有大襟的上衣。刘营蒙古族多穿左大襟上衣，而汉族多穿右大襟上衣。原来蒙古族先辈居住草原，善骑射。五公就是弓马娴熟、累有功勋的人。为了便于带箭，他们一律左衽。他的后代刘营蒙古族，虽不再骑马练弓，但左衽在他们民族中已相沿成为习惯。
  同民族不通婚，也是特点之一。刘营蒙古族定居7个世纪，从不在本民族中成婚配。直到1980年新婚姻法公布后，才有个别本族男女青年结婚。
  这支蒙古族，在刘营定居年久，但人口不多。其原因是：五公以后，到第4代起，连续单传4世；第8代才弟兄6人。后分6支，有3支外迁，致使人口增长缓慢。
  刘营蒙古族祖坟在村西南坡，整平地面时被挖平。据目击群众回忆：其中以五公及其次子艾也赤墓最大。五公官至“抚镇”，艾也赤不亚于五公，其才华为后人称颂。头3代的墓窟建造，全按蒙古族模式：在地下大致如蒙古包，呈球形，内径约3米半至4米，旁开小碹门，门高两米，宽一米半。墓底平坦，左右各设一炕。周围和顶部均用砖砌成。不难看出，人死后，棺材由小门进，置于炕上。墓内无陈设，四壁亦无画刻。由此可见蒙古族原丧葬之习俗。
  刘营蒙古族受压迫受歧视的年代，在明朝比较严重。社会上的政治压力迫使该族大批人口外迁，彻底抹掉自己是蒙古族这一名称。留在原籍的蒙族则过着漫长的低人一等的生活。
  到清代，这种民族压迫，较之明朝及稍缓和。主要原因，即历史遗留的民族矛盾在清初，因明是清的敌对势力，清的斗争锋芒主要放在对付明的残余力量上。这一机会使刘营蒙古族在精神上、生活上日趋安定。他们当中较富裕的家庭，其子孙也开始和汉人一样，读诗书、应科举。在该族的第13代上，有一名名叫刘爵的，举进士，曾在山东曹州府馆陶县做过儒学正堂（相当于县教育局长）。这些都说明，该族当时已读诗书，学封建道德人伦等，已彻底汉化。
  刘营蒙古族尽管旧社会给他们带来一系列的不幸，在政治上受歧视，造成经济上穷困落后，但他们有一片爱国热忱。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爱国有志青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自愿参军参战。抗战初期，刘营地处游击区，后来逐渐沦为敌占区。即使这样，不少青年夜里投奔解放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如刘佃奎、刘敬贤（刘林）、刘炳照、刘云秀、刘福昌、刘来昌、刘崇昌等十几名青年，同汉族青年范定德、孙云生等，参加了李人凤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十团。解放战争时期，蒙古族青壮年积极出民工、抬担架、送公粮、支援解放战争。那时仅有400多人的蒙古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国捐躯、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8名。
  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春风吹绿蒙古族村，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民族政策，迅速得到落实，刘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出现了新的转机。各级政府和民委先后投资，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搞多种经营，1991年，人均收入达935元。1988年，先后被山东民委和国家民委授予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