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87年8月，曲阜孔氏西五府的七十八代嫡孙、美籍华人孔维祺，回曲阜县观光、扫墓。曲阜县政协在接待他时，向他介绍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保住了孔庙、孔府和孔林的经过。孔维祺极为感动，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据说他回美国、台湾后，广为宣传了这一事迹，在美国和台湾的孔氏家族人和他们的亲朋好友都十分感动，并更为进行广泛的宣传。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保住了曲阜“三孔”，使之未遭到破坏，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山东省和曲阜县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是当时的当事人之一，也是一个历史见证人，我有必要把这一事实的真相记述下来，传之后代。
  当时的当事人和历史见证人有周恩来总理，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中共曲阜县委书记，我和当时北京学生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女）。现在事情已经过去23年了，周恩来总理和周荣鑫秘书长都已先后作古。今天，我记述这一史实，也作为对周恩来总理保护“三孔”所作的正确决定和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使曲阜这一先圣古迹赖以保全的称颂。
  1966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当时任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主持办公厅的日常工作。虽然当时办公厅的造反派已经第一个贴出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狄井芗”的大字报，已开始震动了省人委大院，但我还在坚持工作，还没有靠边站。当时，中共曲阜县委孙书记直接要了我的长途电话，他告诉我，北京学生造反派的五大领导之一的谭厚兰，奉江青之命到了曲阜，抬了孔庙里的孔子塑像游街后将其砸碎，并挖掘了孔子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墓，并暴尸于孔林。现在又发动一些城外的农民进了城，要砸碎孔庙和孔府。县委已毫无办法，请示省人民委员会如何处理？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而山东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均已在造反派冲击下，靠边站，无人作主，我只好直接电话请示国务院了。我考虑当时国务院秘书厅的负责人是周荣鑫秘书长（当时不叫办公厅而叫秘书厅），我同他在业务上经常有联系，于是我就只好求救于周荣鑫秘书长了。我当时在电话上同曲阜县委书记说，要他不要放长途电话，静候我向国务院请示。这样我就通过长途台要了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的宿舍，我在电话上说明谭厚兰在曲阜的活动，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正面临着有被造反派大肆毁坏的危险，省里和我们都已无力处理，只好请国务院过问。周荣鑫秘书长当即答复说：“不要放电话，我马上请示周总理。”这样，曲阜县委书记的电话没有放，我的电话没有放，都在静静等待着周总理的指示。时间好象过的很慢，其实不过十几分钟，但我一再看表，感觉时间很长。忽然，电话里有声音了，周荣鑫秘书长对我说，已请示周总理。总理指示，要谭厚兰马上回北京。
  这样，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我的高兴和兴奋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我拿电话的手打颤了。我立即拿起通曲阜县委书记的长途电话，告诉他，要他马上亲自告诉谭厚兰，传达周总理指示，要谭厚兰立即返回北京。
  第二天，谭厚兰遵照周总理指示，带着她的红卫兵，离开曲阜返回北京了。就这样免去了曲阜这一文化名城的一场大浩劫，使名震世界的孔庙、孔府、孔林得到了保护，从而使得江青和谭厚兰的阴谋未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