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宋锡鸾先生，字心斋，号“是我斋”主人。清同治六年（即1867年）生于山东省郓城县小民屯村。家庭世代务农，十分清苦。年青时，就读于乡塾，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后为生计所迫，18岁起便吃教书的饭。20岁时，中了个他自认为“一钱不值”的秀才，继续在乡塾执教。因厌恶八股，以后再也不去应试。光绪时期，变法维新兴起，郓城县令许叶玠是个新派人物，很赏识先生的才学，愿推荐他去济南高等学堂深造。当时到省学堂的学生，不满一年即可派往日本留学，先生心向往之。终为家室所累，不果去。他常引以为终生憾事。辛亥革命后，他受到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乃倾心西学。曾接受过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相信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同时，也阅读了马克思、列宁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一些著作。并在生活拮据的境遇下，挤出钱来订阅不少报纸刊物，如《新青年》等。由于他锐意进取，勤于思考，经过长期观察，反复比较，思想为之巨变，由封建时代文人变为反封建的猛士；由进化论变为阶级论。那时，他已经到“知天命”之年了。
  先生信仰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他说：“哲学的唯物唯心，千古聚讼，我承认科学，所以偏心唯物”。他认为唯心主义是“玄学”，是“神学的变相”。（1924年，《是我斋随笔》第五册。以下简称《随笔》）。他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说：“现在的军阀、官僚、议员、政客以及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列强，他的行为，哪不是损人利己，哪不是土匪性质？”（1924年，《随笔》第三册）。“我国政府（指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引者注）全是各饱私囊，绝无利国利民的思想。且全是当列强的奴隶，帮助列强剥削国民，即全是卖国。”（1924年，《随笔》第四册）。他在《我的月旦》一文中尖锐指出：“袁世凯是奸雄，黎元洪是庸奴，吴佩孚是昏蛋，陈炯明、陆荣廷是真小人，曹锟、张作霖等是混世魔鬼，简直打不到人类。”（1923年，《随笔》第一册）。他热情颂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他说：“一观马克思的学说，知资本主义的快要推倒，社会主义的快要代替，已成为科学的，换句话说，就是必然的，不得不然的。俄国不是已走上路了吗？”（1922年，《随笔》第一册）。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必有个实现。现在我国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和苏俄劳农专政，还不过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一个过渡。但苏俄刚走上路，已经有大好的成绩，便证明资本主义的必至崩坏，社会主义的必然成功。”（1924年，《随笔》第三册）。他关心国共合作，但对合作的前途，并不乐观。他敏锐地预言道：“听说国共合作，共产党想还够不上领袖的地位。倘是这样，这回革命定还不能成功。”（1926年，《随笔》第七册）。他盛赞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他说：“孙文临死的几年，所言所行，确已同化于共产党”。他认为，“明白的国民党人，爽快取消国民党，改称共产党，才算名实相符。”（1926年，《随笔》第六册）。他对胡适在《我的歧路篇》中所说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的奴隶等荒谬言论极为愤慨，说：“胡说真是胡说”。（1924年，《随笔》第五册）。他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带头写白话文。积极支持关闭私塾，创办学堂。他在菏泽、郓城等地担任高级小学、师范讲习所的国语教师期间，曾结合教学大力宣传新思想。当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曾亲自制作旗帜，表示欢迎。大革命失败后，山东军阀混战，苛政暴敛，民不聊生。农民纷纷成立自卫组织。先生亲自参加，领导农民进行抗争，被军阀和保守势力视为“赤化分子”，欲加之罪，赖亲友帮助，才幸免于难。他痛恨“乡愿”，说：“乡愿总算恶人，可惜现在还不少。世有几个乡愿，万万不能进化。打倒乡愿，确是一件要事。”（1929年，《随笔》第十一册）。他甚至还说：“本村的人，非保皇党而保皇的，居十之六；非北洋系而北洋系的，居十之四；真有点革命思想的，一个无有。”（1928年，《随笔》第十册）这又失之偏激。先生刚正不阿，直言不讳，是其可贵的品格。但由于太直、太露，又难免为保守势力所不容。因此，在他的晚年，欲在本乡谋一小学教师而不可能。在极端贫困下，又染上半身瘫痪症，医治无效，乃于1930年郁郁病逝，享年63岁。
  先生于1921年开始写《是我斋随笔》。《随笔》多属政论性杂文，似匕首，似投枪，直面人生，褒贬时政，减否人物，一针见血。读了他的杂文，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两个人以杂文作为武器，差不多开始于同一时期，而且犀利的战斗风格，也有类似之处。当然，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知识的渊博，视野的广阔与作品的深度，都是先生所不能比拟的；但在阶级观念的确立，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方面，先生似还先于鲁迅数年。这对一个生长于穷乡僻壤中，而又多年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人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先生在贫病交困下，仍坚持在病榻上写作，这种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与坚强毅力，尤令人感动。直到1929年底，病情加重，他才放下那支饱蘸心血的毛锥子，与世长辞。先生呕心沥血8年，完成《随笔》11册，约20余万言，作为留赠后人的礼物。除此而外，从《随笔》中发现，他还有八股文200篇，试帖诗数10首，古体诗一卷，先生都视之如敝展，并早已佚失。
  先生的文章从未公开发表过。他知道，这些内容，当时的“报章是不敢登的”。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持他顽强的写作呢？他认定“或者早晚有人一看，会有点小小的益处”，“这样也就对得起这点笔墨了。”（1924年，《随笔》第四册）。是的，他多么想用这些文章，在乡里播下革命的火种啊？可惜的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人间沧桑，这一堆手稿仍冷冷地埋藏在他往日的破箧中。虽然也曾有人借去阅读过，但却因之遗失两册。遭遇是很不幸的。今天再读这些文章，可能会有隔世之感，但其孜孜追求真理的精神，赤忱热爱祖国的情操，和对腐朽势力横眉冷对的大无畏气概，仍能给人以激励、以启迪、以感召。这对于帮助当代青年认识中国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来说，它并未过时。固然，文章的字里行间有时还残存着某些“进化论”和“改良主义”的痕迹，这只能说是时代的局限；而且瑕不掩瑜，无损于它革命的光辉。祝愿《是我斋随笔》能够早日问世。
  （本文作者系原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山东郓城人。本文系根据追忆和宋锡民提供的资料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