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90年12月19日（农历11月18日），王峻岑先生诞辰80周年。作为先生的子女，自有万端感触。
  父亲是在1982年6月21日刚完成一项紧张的工作，于23日犯病的，接连打针吃药不见好，7月5日住进医院，不想一住3个月，终因尿毒症，于9月30日与世长辞。他这样匆匆离去，实出预料。自1975年65岁时由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退休，在打倒“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年代这种振奋人心的氛围中，父亲自行安排工作日程，随即投入了写作、社会服务等多项活动，身体、精神都堪称极好。1980年参与筹备山东省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次年12月15日的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他走访会员，接待来访，编发学习、保健资料，为会员排忧解难；筹办医用科技英语补习班、高考补习班、老大夫诊所，利于会员发挥“余热”。为配合有关部门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父亲按该会要求，从1982年5月7日发放调查表，到归纳整理填写报表，一直是紧张进行的。据台历上的记录统计，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竟走访121人次，接待来访49人次（不含来访未遇者），发函53封，并参加筹办即将在青岛举办的暑假微积分教材教法讲习班，计划与徐眉生先生共同撰写有关山东科普、科联、科协的历史资料。在那些日子里，他怀揣自购多年的公共汽车月票，冒着酷暑，奔走在泉城大街小巷。最后整理报表的几天，都是清晨4点钟起身，照例打扫了5家共同的庭院后，就将材料摊在桌上、床上，坐着旧藤椅或小板凳一气儿工作到中午，长达七八小时，终于在6月21日将全部材料报表送交省科协。次日还走访了9家。这真应了他1981年12月在省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研究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过的话：“把72岁当作27，追随大家永不掉队。”一些好友曾多次劝他量力而行，他心里想的却是：“我没有白活着”。他每当下了公共汽车，大步走在马路上，心里高兴地唱着自己的歌：“四化大厦添砖瓦，夕阳晚霞更美丽”。
  父亲作为经历不同社会制度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多经波折，甘苦备尝，而对祖国的衷情一直不改。在旧社会，多少次的“五四”，照例在公园集会游行纪念；多少次“五七”、“五九”在愤懑中度过；“五卅”之后，罢课游行，他喊哑了嗓子在街头演讲，临时写成活报剧组织化妆演出。1948年济南解放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繁忙的工作，历任山东工学院、华文大学副教授，山东师范学院副教授、数理化系主任、数学系主任等职，曾任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及山东分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联合会济南分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山东科学普及协会业务部长、山东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山东省数学会理事、山东科普创作协会理事；济南市第一、二、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济南市第二届委员会委员、政协山东省第二、三届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教组组员。1956年迎接新年的晚会上，他给学生演唱了从20年代到50年代每个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从“打倒列强”唱到“社会主义好”。历次政治运动，都赤诚向组织交心，坦陈在建国前的经历。退休后的第二年，恢复高考制度时，在家里义务开设数学辅导课，自己用纤维板做了个小黑板。有时一天来三四批七八个人，常常讲解辅导10个小时以上。他还热心向海外友人宣传大陆改革成就，多次为华侨寻找到亲人，盼望祖国统一。
  父亲1934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在高校任教时一直教微积分等高等数学课。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山东师范学院需开设“中学数学教学法”课。在没有师资和经验的情况下，他毅然接下这门常不为人重视的新课。于1953年开出专科教法课，进行了教育实习。在山东是开的最早的。这门课几经大起大落。“文革”结束后，他又编写出《中学数学教材教法通论》、《中学数学教学参考资料》等讲义。
  退休后，仍然关心和参加高师院校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研究活动及中学小学的数学教学研究活动，继续为这门课的建设奔波。在1981年6月被选为山东省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研究会名誉会长。生前参与计划、联络的最后一个讲习班就是为中学新增的微积分课程而开设的。只是讲习班如期开讲之时，他正卧病不能亲往。
  在父亲生前的活动中，还有一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从1935年底开始的科普创作。他是我国较早的数学科普作家之一。第一篇发表在1936年2月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以后还在《新少年》、《开明少年》、《中华少年》、《少年之友》、《知识与生活》等杂志及《大众日报》发表，共约60多篇，还出版了《数学列车》、《大大小小》、《数的惊异》、《比一比》、《图片展览》、《整数运算》等6本著作，共约60万字。1984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决定重印《比一比》时，叶至善先生在7月17日撰文《怀念王峻岑先生》代为后记。文章先在《科普创作》杂志刊登，刊前原稿曾寄来征求意见，我们得以先睹为快。文章回忆：“抗日战争之前，我就读过峻岑先生的数学小品”，《中学生》、《新少年》“是专给初中学生看的，由我父亲（叶圣陶先生——引者注）领衔编辑。我高中快毕业了，却很喜欢这份刊物，峻岑先生的数学小品我是每星期必看的。他那清晰的思路和活泼的笔调，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人们说数学既抽象又刻板，教人无法捉摸，难以亲近。峻岑先生却能联系少年们的生活，运用他们亲身的感受，来讲明白那些抽象的道理，还能随时把潜在的趣味发掘出来，呈现在少年读者面前。”抗日战争胜利后，叶至善先生继任《开明少年》编辑，约父亲为少年读者每个月写一篇数学小品。“回想那个时候，我刚发出前一期稿子，峻岑先生就把后一期用的稿子寄到了。配合之默契使我至今十分怀念。”叶至善先生与父亲只见过一面，是1950年父亲到北京开会时特地去拜访的。“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可能只说了些感谢的话，他大我七八岁，我是估计到的，凭编辑对文字的语感，可是看面容他比我想象的老得多，前额已经秃了，瘦削的脸庞，戴一付近视眼镜，跟他的作品的那种敏捷活跃的格调似乎不相匹配。当教员真是辛苦，容易把人磨老，何况他不餍足，不知疲倦，要通过他的文字，把所有的青年和少年都当成他的学生。我送峻岑先生出门之后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曾这样想。”文中，叶至善先生还讲到，不久与父亲断了联系，“真正的原因是我对待作者的态度渐渐变得冷漠了，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使我感到跟作者的交往尽可能少一点儿好，免得给双方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想起曾经对作者（指父亲峻岑先生——引者注）如此冷漠，心里总感到内疚。这不是做人的应有的态度，更不是当编辑的应有的态度。”文章至此戛然而止。先生在字里行间喧腾着那火热的真情，以及严于解剖自己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感动了我们。父亲如在天有知，当会与我们一起热泪泉涌，不忍掩卷。其实，这本《比一比》的重印，正是叶先生基于如下考虑而力主促成的：“重印他的曾经遭到无理指责的著作也是落实政策，而且比落实其他政策更为重要更能使他安心。”叶先生非常可惜的是，这书出版时，父亲早已去世，讣告几经辗转到他手时，追悼会早已可过，连打唁电也来不及了。
  在华东纺织工学院任教的李绍宽先生，是1980年建立学位制度以来首批博士之一。他在《我赶上了头班车》的文章中对中学生活有如下的回忆：“我在初三，偶尔看了一本书叫《数学列车》，是用说故事的形式讲述微积分的基本思想。”“又有机会听到数学家谷超豪的一次数学报告，”“这两件事，使我大开眼界，感到在数学园地中还有许多未知数，从而激发了我读书的热情”，由此奠定了从事数学研究的基础。父亲的著作在读者心田里生根发芽了。在40年代所写的这本《数学列车》将高深的微积分讲得“轻松流利、引人入胜”，“写得诗意盎然。”书中提出的“变为常态，而不变是一个例外”，是符合客观的辩证观点。还顺便讽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象。不过父亲早在建国初就著文公开检查存在于书中个别地方的不妥之处，尖锐的批判为感叹人生无常的消极情绪及单纯追求趣味的作法。到1981年他又一次公开讲过，退休后一直筹划重新修订，也征求到许多专家的修改意见，但终未如愿。
  父亲对于不易被人看重的科普创作，一向怀有深厚的感情。在1981年春，山东省科协“二大”上，他以与母亲方铮（燕京大学英语系毕业，从事过教学、资料、科普等工作，1971年去世）两人的名义，将组织上补发的“文革”中错扣工资2100元全部捐赠给省科协，作为山东省科普创作评选奖金的基金。钱数的确不算多，尤其在今天看来。不过，在当时，在我们这些一直过低工资收入生活的人来看，它不亚于是个恒河沙数。事后整理遗物知道，父亲一生的存款，也只不过比这数字稍多一点。我们兄弟姊妹6个，有一位常年在一起生活的保姆，还要接济亲戚朋友，所以并没有置办什么象样的家具用品，当时唯一的“高档消费品”就是一台12时黑白电视机，连电扇也还没有。父亲的确过得很简朴，直到晚年，干粮袋他自己缝制，衣服破了自己补了又补，饭菜都极平常。子女们工作后，他都是鼓励自力更生，并不给什么添补，除非在极困难时。这两千多元，父亲欣然捐献，我们都从内心支持。
  1977年重阳，父亲登上千佛山顶。曾写诗一首：“生平从未登山顶，而今毅然攀高峰。路滑坡陡须持杖，年老气衰力不从。只缘欣逢重阳日，不到顶峰誓不停。”父亲为祖国的繁荣富强，“鞠躬尽瘁，俯首甘为孺子牛；老当益壮，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在各自的岗位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