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5年农历五月初五凌晨2时许，二门突然响起猛烈的撞击声。阿鑫、大姐、大哥、二姐一齐从酣梦中惊醒，只见一群魔鬼般的黑影冲进二门，直过客厅。这时爸爸已敞开客厅门，立即被这群魔鬼团团围住，其中一个象疯狗般朝爸爸哇哩哇啦狂吠一通。爸爸听不懂，问了一声“啊”？这疯狗上去便左右开弓俩耳光。爸爸强忍着，目光炯炯地朝其瞋视良久，然后从容回屋，穿起长袍马褂，扣好金壳手表套上驼绒翻领大氅，戴上礼帽，昂然走入枪刀林立的魔鬼群中。
  大哥哭喊着“爸爸”追上去。爸爸停下来掏出手帕边为大哥拭泪边说：“要好好读书，啊？”大哥哽咽着点点头。爸爸猛转过身，迈着稳健的脚步，消逝在沉沉黑夜中。
  家庭女教师王叶藻先生本来在家过年，刚巧初五晚上赶来，也被日寇宪兵掳走。
  我们兄弟姊妹6人，最大的15岁，最小的才4岁，母亲病逝刚刚5个月零13天，横祸又临。家中唯一的成年人，只有相随多年、不通世路的广东籍老妈子阿鑫。当时那种既惊吓又忿恨，既思念又担忧，不敢哭、无处诉的百感交融的巨大压抑，言语无法表述。
  父亲姜忠奎，字叔明，号韡斋，山东荣成人，1897年出生于世代书香之门。13岁自动削发入塾，21岁即于北大文本科中国文学门毕业。因有柯蓼园（劭忞）、黄晦闻等名师指导，故以优异成绩留任北大教职。从教20余载，屡应上海国史馆、广州学海书院、山东大学之聘，论著数十种。遭劫时，年仅48岁，身兼北师大研究院国学部主任、师大国文系和国学书院教授三职。其学生李迪如曾说：“老师是当时北京教授中著作最多，成就最高的一位。”其声望可想而知。
  消息传出后，著名学者郭则沄、夏蔚如、黄公渚等极力奔走营救，甚至联袂恳讬大汉奸王揖唐。似此贼早与日寇沆瀣一气，自然不会有结果。想诸公出此下策，必是穷极之虑，足见其痴情，我等没齿不忘。
  七八个鬼子及汉奸在我家住守数日，一应物件随意翻腾，抽屉里的手稿、书架上的书，更是逐页检查，有用的掳走，不用的随手一扔，地上堆成一座小山，任纵铁蹄往复践踏。
  我们壮着胆问翻译，我爸爸为了何事？答：共产党嫌疑。什么是共产党，嫌疑又为何物，我们一概不懂，也不想懂，我们只想知道爸爸何时能回来。翻译说：“很快，过几天没事就回来了。”
  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王先生突然回来了。她一脸倦容，神情紧张。任你怎样问，她就是不开口，只顾拾掇自己的东西，拾掇完便慌慌张张地走了。
  这位王先生，祖籍湖北。三年前其父病故时，她正读高中，因老母和幼弟拖累，无力再读；又因儿时患白喉，嗓子病哑了，遂起轻生之念。我妈听说后，即聘为家庭教师，一家人的生活才有了着落。眼下又一次死里逃生，其恐惧可想而知，所以我们就没去打扰她。从此再未相见。
  爸爸一去无回，杳如黄鹤，这究竟为什么？
  既为日寇所劫，不妨撇开令人费解的“嫌疑”，沿着父亲的足迹，泛观其抗战以来所走过的道路，或许可以得到一些解释。
  就从芦沟桥事变开始吧。
  那时父亲在山东大学任教，于讲授《荀子》、《说文解字》之余，正津津乐道于《孟荀异同平义》的撰述。忽然华北沦陷，北京蒙耻，日寇长驱直入，烽烟四起，青岛处在一片混乱中。父亲这才有所惊觉。记载道：“中日战事起，道路梗塞，余靡所之……。”当时一些教授纷纷逃难内地，而他则因两子两女之累，不便长途跋涉，只好先让母亲携眷回乡暂避，自己只身留下，以观动静。一月后，日寇逼近青岛，山大停课，众教授各奔西东，而家乡又传来多种讹闻。父亲一时无所适从，犹如失群之孤雁，徘徊悱恻，忧心如焚。一日，来到公园，于夕阳西斜时留下小照，题诗曰：
  名园多齐卉，秋色艳于春。
  倦鸟犹知止，寒蛩且苦呻。
  感时空怅望，顾影独伤神。
  缓步斜阳裹，苍茫谁与亲。
  题罢，连同照片，一并寄给母亲。母亲见了这张“气度甚不开张，题诗亦甚忿闷”的照片后，立即回信道：“石岛无事，谣言不可信。山大既已停课，他处无路可去，回家亦未尝不可。休养待时，谅能得许多好处，兄之怀抱，何忌无用之日？宜静候时机之转，勿因环境而影响精神也……”父亲见信后，即刻收拾还乡。
  当时石岛尚未遭日寇蹂躏，且依山傍海，山明水秀，宛然世外桃园。然而父亲毕竟有自己倾心的事业和强烈的追求，失此，一切都变得枯燥无味。
  闲居无聊，父亲遂钻研《纬书》，并将心得撰《纬字》一卷。《纬书》乃以儒家经义为本，预决治乱兴废、吉凶祸福之书。书中虽多玄机，然历代朝纲颓败时，常为举义者号召天下所用。荒淫无道的隋炀帝对此惧甚，曾严令诛剿。父亲乘时撰论，其用心不言而喻。
  1940年初，日寇的铁蹄终于践踏到石岛这片净土。父亲属文道：“庚辰春，乡里大骚乱，居不得宁，乃复徙家故都……”
  由家乡经青岛抵故都，一路所见，满日凄凉。往日之同仁旧友，未避走内地者，多任伪职，有的甚至成了斯文败类。一路凄凉一路歌，声声都是感伤之作，道出了父亲内心的悲愤：
  庚辰夏四月重过青岛游公园留影。
  岂为功名始读书？凄情风雨费踌躇。
  尘缘未了心多累，世事无端计总疏。
  松柏后凋人已老，云天长往意何居？
  药栏花屋增新艳，媿我支离落照徐。
  庚辰冬至前，三日大雪，与令瑜散步小西天，距丁卯云游十三年矣！视今思昔，慨然有作。
  十载浑如梦，飘零四海狂。
  心情犹未改，儿女已成行。
  岁月悲流水，生涯媿哲囊。
  西天桥畔路，陈迹恁徜徉。
  辛巳上巳，修褉南海，午后复与令瑜携子女至瀛台小坐感怀。
  世变匆匆岁月忙，偷闲相与共寻芳。
  青黄树色连宫瓦，荡漾波光袭阁廊。
  郑俗空傅兰浴迹，王风罔作黍离伤。
  飞花落水飘心事，对酒难消哕喀肠。
  初来北京，除在伪师大任教外，并与郭则沄、柯昌泗（蓼园先师长子）、瞿兑之、黄公渚等文人先辈，为保存国粹，发起一专门研究古典经学的学会，取名“国学书院”，由郭则坛任院长，导师还有马竟荃、黄宾虹、孙念希、孙海波、夏蔚如、傅治芗、傅沅叔等，皆义务制，不领薪水津贴。院内书籍费用，亦由各创办者私人捐助。学制4年，吸收男女学生各8名，分一二两院，都是各大学毕业后，志愿前来进修的，不收学费，考课优秀者，酌给少数奖励金。父亲的“嫌疑”，即发端于此。
  父亲相貌堂堂，举止稳重，待人谦逊豁达，具有浓郁的文人气质，其论著、诗作、金石、书法等，无不为人称道，尤其篆书，曾有人誉之登峰造极。因此颇受学术界推崇。
  然而人们却不知道，父亲在家发起脾气来，也骂粗话，甚至动武。那时我们还小，王先生和阿鑫是外人，所以遭殃的多半是母亲。而且谁都不准劝，否则就会加重母亲的灾难。每遇这种情况，阿鑫就偷偷的打电话，请就近的朋友火速来。人家虽不懂她的话，却能从声调中判明事情有多急，自然刻不容缓。父母一听有人造访，顿时恢复常态，同往日一样满面春风地出去迎迓，进门时你推我搡地让先。一通不着边际地畅谈，双方都觉得蹊跷。等来客告辞后，父亲的火气也消了。假如碰巧附近的朋友都不在，父亲的火气便一发而不可收：一通雷霆之后，再逼妈妈“滚”，妈妈只好走。为遮人耳目，一般都到王先生家借宿，直到爸爸悔悟，叫我们把妈妈请回来。
  这到底为什么！难道是婚姻不够理想？
  母亲姓钟氏，名佩怀，字令瑜，别号蕉阳女子，广东蕉岭人，生于1899年。24岁渡海学医日本，未几后至北京，入北大艺术学院中国画专门部，师从顺德黄晦闻先生学诗，衡阳萧厘泉先生习山水乃花卉，一时师友咸称其才。30岁毕业时，学艺日臻成熟。
  那时父母同赁王府井大街一四合院。父寓正厅，母居东厢。母亲高个儿、早为父亲所垂青。后经同窗范仲沄（文澜）伯伯穿引，由恩师柯蓼园先生证婚，结成伉俪。婚后，每探师访友，必结伴同行；与人交谈时，皆轻声细语、温润文雅；常有求墨者，则各自挥毫，或合作画梅，由父作干，母补花，各提诗一句，落款“〓〓堂”。多么恩爱！
  父亲醉心教育，母亲亦有创办女子贫民小学之夙愿。为使那些最无能摆脱不幸的孤哀幼女学到掌握命运的本领，母亲变卖首饰，拼命节衣缩食，频频作画联络朋友以求资助。当这些努力仍无济于事时，父亲便欲变卖分家所得之27亩田产，以略补不足。不想大伯父极力阻挠：祖上基业，岂容尔等胡作非为！书来信往，终于导致阅墙之争：此谓彼守财奴；彼则索性追讨为此浪费之邮资……。由此可见父母的志同道合了。
  难道妈妈不是“贤妻良母”？
  那时爸爸的薪水月月是小米。我们一年到头尽吃发霉的小米饭。吃了咽不下，肚子很快饿了，而爸爸每天回来得又晚，他不回来我们就不能开饭。这时妈妈就给我们讲故事：孔融分梨，司马光砸缸，孙敬悬梁，苏秦刺骨，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每天讲一个。听的时候，我们真怕爸爸回来。
  每天吃过晚饭，妈妈必给爸爸打一盆滚烫的洗脚水。爸爸是香港脚，味儿大，洗脚时，我们赶紧捏着鼻子躲到老远。爸爸就说他当年上学，哪有时间叠被、洗脚？袜子也是拣袜腰最长的买，露出脚跟就将袜腰往下塞一塞。有一次，有位同学发现了，趁其不备，猛向上一提，提起半截臭袜筒。一阵哈哈大笑过后，妈妈就说，一个人的成就不仅靠天赋，更重要的是靠勤奋。
  爸爸常犯头痛病，犯一回至少七八天，茶饭不思，昼夜呻吟。每当此时，妈妈总要亲自开方，抓药，亲自熬、喂，一块接一块地换爸爸头上的热毛巾，可谓寸步不离。熬过这些天，两人都象蜕了一层皮。
  爸爸很少聊天，总见他坐在写字台前，腰杆挺的笔直，先刻一会儿图章，等我们静下来再写字。这时妈妈就坐到桌边，戴着两副眼镜，手中的毛笔不时在爸爸写好的文稿上圈圈点点。两人很少交谈，屋里象没人似的。有时我们起夜，灯还亮着。大概妈妈怕我们害怕，有意大声咳嗽，为我们壮胆，免得到处乱撒。
  妈妈岂止是贤妻良母，更是贤内助！对此，郭则沄伯伯曾有贴切的评述：“见夫人治家教子，礼接宾客，皆井然有度：比韡斋与余商榷古学，刊先儒遗著多种，校订特精审。又以所学授诸生，造就者日众，皆夫人成之也！”父亲亦有类似记载：“以余之不敏，生当末造。幸有夫人偕，始得怡情撰述，而无废于学。”一语已淋漓尽致矣，父母之恩爱，何须赘言。
  诚然，爸爸的作法确乎反常，不过究其所以，并非事出无因。试想，一位无限热爱事业、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血性男儿，眼瞅着野兽恣意妄为，汉奸放任无度，心中能好受么？有多大的痛苦就有多大的烦恼。他用烦恼折磨自己，折磨的头痛欲裂。头痛则又助长着烦恼。而将这些烦恼用最粗暴的方式发泄在最恩爱的亲人身上，正表明其对敌之恨已达极限，超出这一极限，那就很难说将发生什么事。妈妈的忍让，决非单纯的三从四德，而是对爸爸的同情和理解。不信么？请看：
  12岁的大哥，一天逃学，跟闾长的儿子一起鬼混。爸爸将拐杖打折仍不解恨，又扯下镶着横幅的镜框，在跪着的大哥身上砸个粉碎。
  爸爸小时候也很贪玩，12岁时仍不肯上学，祖父的拐杖打折未能奏效。难道爸爸的拐杖跟祖父的不同？可见，痛打大哥，乃是爸爸对充当日寇走狗的闾长极端仇恨的发泄。
  还有，我们院搬进一家三口日本人，两夫妻和一小男孩，都会说中国话。那男人什么职业我们不知道，光见他成天站在丁香树下拉小提琴，边拉边唱：“我的家庭真可爱”。没几天我们也学会了。这天，我们正在客厅大合唱：……虽然没有好花园……”爸爸突然到家，一声喝斥：“住口！不准唱这种郑卫俗音！”吓得我们象挨了淋的小鸡，缩作一团。爸爸叫我们坐下，跟他学唱“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虽是既古怪又难听的昆曲，却给人以新奇感，所以没学几遍就学会了。
  日本投降后，我们在羊市大街又见过这日本人。他又说他是韩国人，韩说成“杭”，慌里慌张的。那时我们不知道盘根追究，不然也许能追出爸爸遭劫的原因。看来爸爸是对的，当时别说发火，就是打我们一顿也不多。
  又一个晚上，爸爸象股风似地进门就喊：“拿纸来！”妈妈赶紧搬出文房四宝，小心磨墨。爸爸边挽袖子边骂：“忘八蛋的王瞎子！自己一身狗屎不嫌臭，还要往别人身上抹！岂有此理！”原来王瞎子（王克敏因独眼得名）想请爸爸出任秘书长，这已是第三次说项了。骂完提笔略作思索，随即饱蘸浓墨，愤笔疾书，狼毫落处，龙飞凤舞，刹时间，秀雅俊逸的隶书映出一幅对联。
  上联：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下联：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写毕，妈妈移置地上。爸爸三指撑着下巴，微目端详，脸上绽出不易察觉的笑纹。
  第二天，妈妈即送到“荣宝斋”装裱，挂在爸爸卧室兼书房的墙上，与原来那幅“量不能容物真废物；学必得利人才是人”相映成趣。一壁之隔的客厅，北墙迎门处挂着释迦牟尼打坐莲台的彩印巨幅，东墙则是妈妈手制山水，爸爸题诗“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的中堂。这样的陈设，道出了父母的处世态度和人格。
  还有一天晚上，爸爸一回家，脚没站稳就兴致勃勃地对妈妈说，王瞎子到国学书院给毕业班训话，当他侧过身，那只盲眼对着学生时，忽听“啪”的一声，不知谁用弹弓将灯泡打炸了。这是极不敬的行为。王瞎子一惊，猛转过身，追问何人所为。一个学生应声站起说：“是我。”王瞎子厉声责问：“你为何如此放肆！”学生也不示弱，朗声道：“国破尚且不惜，何惜一灯泡！”一句话堵得王瞎子张口结舌，面如死灰，抓起讲稿狼狈离去。爸爸笑问：“你猜这学生是谁？”国学书院一共就那八名男生，每到星期天都来，谁的习性妈妈不摸？便说：“除了王孝通，还会是谁！”爸爸连声啧啧道：“真是个神童！18岁大学毕业，今年才22岁，竟有如此胆识，而且论文也独具匠心，大有可观！”随又长叹一声说，“只恐王瞎子不会善罢甘休哟！”说完唏嘘不止，谈兴顿消。
  世事操纵着爸爸的喜怒，爸爸驾驶着妈妈的哀乐。然而妈妈既要忍气吞声，又要为实现抱负而焦愁。难道她对痛苦和烦恼没有知觉？
  在办学资金问题上，妈妈已万般无奈，只好孤注一掷，将所有积累，入股经商。1943年春，首赴上海，秋去青岛，逾年春再南行。以多产之躯，历长阻之路，爸爸屡止之迄不肯休。到4月底从上海归来，时隔不足两月，竟变的形销骨立，憔悴难辨，进门便躺倒了！
  恰巧此时爸爸又特别忙，一部20万言的《说文小笺》自2月写到6月，国学书院8名毕业生的论文皆由其一一指导，师大研究院国学部第一届毕业生亦在此时结业。这一切刚结束，山东大学的聘书又到，于是匆匆赶往青岛讲学。妈妈的病就这样耽搁下来！
  7月中旬，爸爸从青岛回来，妈妈已病入膏育。妈妈知医，自言心无所苦，唯怕吵闹。为静养计，经多方交涉，于1944年农历七月初十，假居地安门外鸭儿胡同之广化寺，由阿鑫和二姐陪侍。不几天，病情急转直下，神志突然迷乱，竟将便盆猛砸于地，言其不砸，别人总敢放枪放炮？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即进寺后的第13天上午，妈妈突然神志清醒，唤阿鑫为其洗濯，说她要去了。洗濯毕，阿鑫即去打电话，却又赶上戒严。爸爸急得团团转，等下午戒严解除赶到广化寺，妈妈已赴瑶池多时矣！只见两眼睁得老大，一切办法用尽，终未合上那双眼！
  妈妈走了。没留下一字遗嘱。是带着无限遗憾走的。年仅45岁。
  妈妈安葬在北京西山福田公墓。墓前立着长方形汉白玉石碑，刻着爸爸的亲笔篆书：“荣成姜忠奎妻钟氏佩怀之墓。”12个同等大的字分列三行，生者逝者名字并列。我不曾见过如此碑文，莫非其中另有寓意？
  爸爸不再发脾气，同时也学妈妈的样子，常给我们讲故事。这天讲的是闵子骞，说他幼年如何遭继母虐待，其父知道后，决意休妻，子骞跪在地上苦苦求告，才使其父母回心转意，从此继母待其如亲生。大姐就问：“爸爸，您不是想给我们找个后妈吧？”爸爸惨然笑着反问：“你们能象闵子骞那样吗？”我们一个个大眼望小眼，心里直想哭。
  第二天阿鑫制薰肉，烧起一堆湿松枝，搞的厨房浓烟滚滚。大姐说，谁能在里面一个钟头不闭眼，谁就受得了后妈的气。大家都想经受考验，于是鱼贯而入，蹩足劲地熬。爸爸回家不见我们，急得到处喊，我们闻声出来，爸爸问明原委，一把抱起妹妹，两张泪脸紧紧贴在一起，半天没能抬起头来。
  其实我们根本不理解爸爸讲这个故事的真正意图。
  这段时间出现许多怪事。那三口“杭”国人搬走之后，接着搬来个30来岁，操河北口音的小脚女人，自称骑过马，丈夫战死后，便代替丈夫领兵打仗，最后战败，不得已逃到北京。她只住了一个多月就走了。接着又搬来三口日本人。男的长得肥头大耳，是做煤炭生意的，有没有其他目的，不得而知。对这些事，爸爸一概漠然处之，我行我素。
  掏马桶也换人了，我们照例喊他“卫生局局长”。他就朝我们做鬼脸，露出黄灿灿的金牙。掏马桶的哪镶得起金牙？我们跟爸爸说，爸爸便带我们站在那幅山水画前，用昆曲领着大声唱：“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歌声透出屋宇。
  一天晚上，轻易不登门的房东张太太忽然慌慌张张破门而入，瞅瞅没别人，忙凑到爸爸耳下说：“不知谁打来电话，让我转告您，赶快躲躲，孩子没关系。说完电话就断了。听口音跟您有点相似。”爸爸笑着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张太太接着就要走，并一个劲地拦着爸爸不让送。我们问爸爸出了什么事，爸爸却给我们讲起岳飞的故事。说岳飞从小如何不幸，后来如何磨砺成材。当讲到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时，精神异常亢奋，不由哼起《满江红》，我们也跟着哼。那天晚上，我们从爸爸的表情动作上，似乎懂得了什么是“壮怀激烈”。
  我们哪里知道，在此之前，国学书院毕业的王孝通、王宾生、尚玄微、吕葵序、吕秀常5位大哥哥，已先后被日寇宪兵劫走。电话是谁打的，一直是个谜。生死攸关，难得遇到这样不避鼎镬，不图报答，侠肝义胆的报信者。
  学生遭劫，爸爸自知难免，遂杜门谢客。寒假期间，常独自闷在屋里，背着双手走来走去。曾发现写字台上放着一首题为“赠友人”的诗，全诗是：
  一别一心伤，音书两渺茫。
  白云天际杳，明月户前临。
  别久情更切，书频语转深。
  何时重聚首，剪烛话离忱。
  千言万语，重重心事，唯有寄语诗中。此刻爸爸一定在思念他长年往返于青岛、上海之间，很少来北京的同乡学友王纪堂叔叔，藉此排遣孤寂，抒发离忱。虽然爸爸没写赠给谁。
  年三十晚，爸爸讲了个血淋淋的民间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只可惜没记住主人翁的名字。故事梗概如下：
  父子俩出远门，父骑马，子为牵。路经一大户门前，马遗粪。恰巧被庄主看见，立逼老者将粪吃下，不吃便答。老人无奈，只好强咽。围观者人山人海，皆掩口讪笑，竟无一仗义执言者。老者岂能容下若多秽物？遂被活活打死。其子趁人不备，纵马逃之夭夭。十年后，此子率领大队人马前来复仇。进庄后，不分男女老幼，尽行屠戮，一时间尸横遍野，血汇成川。再剁下脚，聚成一座小山，其又亲选一最小之三寸金莲，置于山巅，并以庄主之颅为樽，开怀畅饮，边饮边呼：“不孝终可告慰家父在天之灵矣！……”连呼者三，声泪俱下。
  讲到此，爸爸打住问：“你们说，这个人如何？”大哥抢着说：“好样的！要是我，我也那么干！”爸爸笑了，又说：“不错，不忘父仇，算条好汉！不过，你们不觉得他太残忍了吗？这与那些孤弱寡孺有何相干？就因为一笑？这就是他的浅薄之处！华銮呐，要好好读书啊！读书才能明理，明理乃知如何处世为人。明白吗？”我们点点头，却不明白。
  五天后，我们成了孤哀子。看着贼寇颐指气使的架势，我恨不能变成那条好汉！
  爸爸也走了。跟妈妈一样，带着无限憾恨。只留下一句遗嘱：“要好好学习。”然而妈妈尚有一块安息之地，爸爸的游魂却不知漂泊何方！
  48岁，这是学者的黄金时期。他在青年时代便出版了《国学史纲》（又名《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史》）、《论语类编》、《说文声转表》、《六书述义》等多部论著；30年代，又有《说文转注考》、《荀子性善证》、《孟荀异同平义》、《纬字》等十余种论著问世；进入40年代，所撰《荀子注释》、《大戴礼记训纂》、《金文图识礼微》、《说文小笺》、《韡斋学记》、《韡斋文集》、《韡斋诗集》、《韡斋铁笔》、《梅花诗选》等等，皆因鄙事时局而未出版。已出版者，著名语言学家张寿康教授曾说，国家图书馆均有收藏；而那些未出版的，连同父母的墨迹及大量古文珍藏，则在一次次劫难下，荡然无存了。父母的黄金时代，如果能在国力强盛，政治开明的当今，该有多好！
  父亲因何遭劫？据说王孝通打破灯泡后，一个跟他很知己的朋友，曾在他家见过有关共产党的书，在某种卑鄙目的支配下，向王瞎子告了密。王瞎子接着报告了日本宪兵队。王孝通兄在老虎凳、烙铁、灌辣椒水、狼狗咬等酷刑下，均无口供。不料抄家时，在一本集体创作的进步手稿中，有一张父亲同五位大哥哥的合影。遂一一缉拿，生死至今不明。
  后来国民党军事法庭审判日寇宪兵队负责此案的军曹中川正雄时，父亲的学生李迪如等出庭作证。军曹说，姜叔明是共产党，他的学生都是共产党。问他在哪儿杀害的，他说没杀害，于5月份转交藤井队长了。藤井已逃回日本，中川正雄被枪毙，加上国共两党的分歧，此案再未深究。
  前不久，中断联系数十年之久的王纪堂叔叔，自海外来信。忆及解放初的情形时说：“你们的家庭教师由北京回乡路过上海时，曾来看我。据她说，她进狱后，从门缝见过你父亲，也在夜间听到你父亲的呻吟声，过了几天，就无影无踪了。我给她路费回乡，再无消息……。解放后我在青岛见过山大教授丁山先生，作过长时间的交谈，他向我要线索，交山大出面办理，但无结果。我在北京也见过北大杨振声教授，他也无能为力。你父亲在广州学海书院同事王实甫先生对你父亲的事，关心甚切。该时他在北京铁路学院作教授，他说经办你父亲的案子日本宪兵队的队长，已经枪毙，无从查寻。书画家溥心畲先生曾在报纸刊登启事，侦询你父亲的消息，也无下文。你秉山哥（恩公长子）对我说，在你父亲离家后不久，曾有一人来你家找阿鑫谈话。阿鑫害怕不敢见，同秉山二人接见此人。他说他是宪兵队来报信的，姜先生已不在人世了，不要告诉孩子，怕孩子们伤心。当时阿鑫认为是坏人来行骗的。但此人既未要钱，也未要东西。我总结前后的消息，只有此人是本着中国人的立场、心怀、善意来报信的，并非坏人。可惜未能抓住这个机会，问个明白，失掉这个机会，再就永无踪影，石沉大海，终未能解开我几十年心中的疑闷……。”
  悠悠岁月，漂走了近半个世纪的辛酸，面对雨露春晖，还是向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