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子谷自幼丧母，随父习文。18岁那年，无故被继母打一耳光，一气之下，不辞而别，便只身闯外。靠半工半读和亲友接济，先后读过中学和上海美专，并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定居南京，埋头绘画。
  1934——1935年，子谷两次在南京、上海举行画展，连连成功，名声大振。我是在他艺术生涯出现第一次创作高峰时同他结婚的。婚后我以操持家务为主，空时跟着他学画，渐渐地也能帮他出点主意了。切磋中，子谷给我的教诲很多。他的一些见解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主张形似与神似统一。子谷多次在我和他的学生面前讲过这样的话：“公元前的韩非认为犬、马之类最难画，因为它仍有形；鬼魅最容易画，因为它们无形。西晋的陆机也说过：‘存形莫善于画’。可见‘形’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南齐的谢赫把‘神’列在‘绘画方法’的首位讲究‘气韵生动’，而把其他讲‘形’的五法统统列在后面，看来他是主张‘神似’更为重要了。我觉得好画一定要神形兼备。形似难，神似更难，形神统一则难上难。但又必须做到，应该成为每个画家的力努方向”。他还举老友徐悲鸿画马为例说：“悲鸿的马几乎是世人都称赞的，但也有人从透视、解剖的角度认为蹄子往往画得太大了，与头不成比例。其实，我认为这是神似与形似的统一，即所谓‘不似之似为真似’；如果真按比例画，恐怕那马的狂奔劲便要逊色了。”
  子谷本人也是这样做的。他画的小鸡往往爪与身的比例似乎也不对称，但他坚持这样画，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小鸡跃然纸上。他说：“鹰在天上飞得再低，我们用肉眼也很难看清它的眼、嘴和爪，但是画的时候，这些部位不可大意。当然，比例也好，详略也好，都应有度，不能把传统的国画画成漫画。”
  他主张继承与创新统一。为此，鼓励随他学画的人不单要临摹，还要学写生，打好基本功。他要求自己和学生不仅能够“得于心，传于手”，还要能够“得于心，创于手。”他说：“画，本无定法。所谓‘从有法到无法’，就是指在学习，继承前人传统绘画方法的基础上有突破，有创新，从固有的模式中跳出来，走自己的路，获得我法，自成一家。‘有法’是为了‘无法’，‘无法’则来自‘有法’”。
  子谷画竹竿时，一笔出去，便有阴阳之分，光感很强。这画法与前人不同。我便问他为什么这样画，他笑着说：“苏轼说文与可‘胸有成竹’；郑板桥说自己‘胸无成竹’，说法似乎正相反，其实正好是统一的。我看，‘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前人之竹’都不应该是一样的，否则就没有创造了”。
  此外，他还主张诗与画的统一，书法与画的统一。子谷常常引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美术家达·芬奇的“在表现言词上，诗胜于画；在表现事实上，画胜于诗”之后说：“如果诗画统一在同一张作品上，便能进一步做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此，他作画时常常摘句或自撰题句，并说这是画龙点睛的做法。他认为，画面上的画与题字乃至印章，如果配合得当，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意境美和构图美。记得子谷在重庆和南京时，常请于右任等书法界名人为他的画补字。可惜的是，这些艺术珍品现在我手头一张也没有了，他本人也认为书法与画法是相通的。常引用石涛的诗句“画法关通书法津”来开导学生，指出谢赫讲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经营位置，以及传移模写四条准则，对书、画都适用。
  1937年，抗战爆发，子谷和我带着两个不满周岁的孩子由南京回到子谷的老家江西省玉山县下镇柳村塘尾。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农村，柳氏则是村里的第一大户。远远便可望见的四座高墙大院坐北朝南，由子谷的父辈兄弟4人分住。大家都讲玉山方言，唯有我不会，只讲普通话。起初，交谈要靠子谷翻译，不久就可以听懂一大半，只是说不了几句。随着日军的南侵，玉山也不安全了，我们便又举家西去湖南。1938年至1939年应张治中将军之邀，子谷在湘西的绥宁、通道两县当了近两年的县长。绥、通两县地处边远，交通闭塞，山林重叠，少数民族很多，人民生活十分清苦；土匪猖獗，社会生活很不安宁。记得子谷每次下乡，我都在家里提心吊胆地盼他回来，唯恐不测。民间有一种传说，用银器是否变色的办法可以测试食物是否有毒。我便请人特意打了一双银筷子，交给随子谷一块出巡的人员，以便在饭前先插入饭菜里试试。这办法是否有科学道理我至今也没有请教过专家，但当时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精神力量，似乎有了它便有了安全感。
  为了整顿社会治安，子谷先后依法判处了十几名惯匪的死刑。后来，一是怕这样搞积怨太多，二是感到当官不如卖画自由自在，于是子谷就借张治中离任之际，主动辞去了县长的职务，带着妻儿老小及随从人员（这些随从人员均为玉山老家的远房亲戚，彼此关系较密，有的直到解放前夕才从我家出走。最近，台湾当局允许一些人回大陆探亲，便有一位带来口信向我们问候），迁到湖南洪江落户。一住便是5年。这是一个临江的富裕小镇，我们在那里过着靠卖画为生的安静而又十分沉闷的太平日子。
  1944年，我们由湖南经贵州到重庆，多年的流离生活使积蓄几乎全耗费光了。子谷及我们家在重庆的一些遭遇，可从沈醉先生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找到间接的介绍。摘要如下：
  “抗战时期，重庆一些大发国财的暴发户们，为了想遮掩自己的出身和满身铜臭味，而爱附庸风雅。戴笠也和一些暴发户一样，当他什么都有了，而只有客厅和书房缺少几张字画点缀时，便要我找许多有名的书画家写些画些给他装门面。……他对送给他的两张徐悲鸿先生画的马很喜爱。……另外，对现代画家柳子谷的几张画也很感兴趣。柳子谷以画竹名重一时……准备在重庆开一次画展，出卖一些画来维持生活。……我答应向他买几张画，但在展览时，我却看中了柳先生两张珍品，是他舍不得卖的精心杰作，一张是画的梁红玉桴鼓战金兵，一张是霸王别姬，都画得非常生动，尤以后一张更为传神。结果因那次展览会对外卖出的画太少，刚够一切开支，他才不得不忍痛将那两张拿出来卖给了我。当我把它挂在漱庐大厅时，客人见了都称赞，戴笠更喜欢，但他却没有仔细看看画的内容。有一天他突然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为什么把这种不吉利的画挂在我这里？真弄得我莫名其妙，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一看，原来是那张霸王别姬。我回答他那是画的两千年前的历史故事，有什么不吉利？他更生气了：‘我就不喜欢历史中这一段，要画为什么不画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不是更可以显出一个人得意时的英雄气概？而画这种穷途末路的倒霉像，这可以看出这个画家的心境太不开展了！’……并且叫我将那张画摘下来送给了我。”
  当然，沈醉先生只写出了我家的一部分情况。我记得即使在这种生活所迫造成的环境下，子谷的心情还是十分乐观开朗的。同年，他在川东师范附近买了一栋小平房住家并创办了“谷风画院”。
  1945年抗战胜利了，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谷正纲邀请子谷出任农工部的总务科长，负责搬迁期间的钱物管理。这对于子谷来说，真是“专业”更不对口了，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子谷也只好勉强从命。谷正纲之所以选子谷管钱财，估计是基于“老实文人总不会贪赃枉法”的一种信任吧！到了南京，子谷便当只领工资不干实事的闲职专员了。这差事倒使子谷心安理得，他每天可呆在家里画画、会友，便一连开了几次画展。其中有一次正值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李先生过去就很喜爱子谷的作品，于是亲自到举办画展的中央饭店购买了一批画分送给国大代表。不久，李宗仁先生竞选获胜，在家举办贺宴，子谷也属被邀之列，我陪子谷前往。记得那一天，高朋贵宾、社会名流济济一堂，席间子谷不仅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还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1947年，战事逼近长江北岸，南京形势吃紧，国民党政府开始南逃。子谷与许多人士一样，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抉择。对于国民党跨台的必然趋势，当时的有识之士或不肯自欺的人也都是看法一致的。记得孟良崮战役开战前夕，号称国民党御林军的整编七十四师的中将师长张灵甫曾来我家索画和辞行，子谷当着我的面坦率地问张：“这一仗有把握吗？”张也毫不隐讳地回答：“没有”。不久，果然传来了张灵甫及其部下全军覆没的消息。子谷一面看着报纸一面对我说：“明明知道不行却非要去打，这也是张灵甫的悲剧吧！”
  子谷早年亲自听过孙中山先生的讲演，参加过北伐，结识过林伯渠等共产党人，思想比较开明。又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和工作过，耳闻目睹当时党、政、军、商各界中的黑暗腐败，因此，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腐朽的反动政府已完全失望，深感再不能跟着蒋介石跑了。虽然不少友人劝他去台湾，但他都一一谢绝。不久，他的挚友张书旗从大洋彼岸来信，邀请他赴美任教。他考虑再三，仍决心留下来迎接祖国的新生。于是，他辞去专员职务，携家再次回到老家玉山。1949年5月5日家乡解放了。这天清晨正下着毛毛雨，解放军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威武地进城了。子谷从他们那严明的纪律，那雄壮的歌声，那和蔼可亲的面容上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情不自禁地吟唱道：“百年干旱降霖雨，喜得苍生热泪流”。随之，他泼墨挥毫，创作了那幅著名的《雨竹》。
  玉山一解放，我们即迁居杭州，因为我们要靠卖画维持生活，而在玉山这样一个刚刚解放，一时又不可能摆脱贫困的县城，子谷的出路是有限的。到了杭州，住在灯心巷一位医生的私人大宅院里，假山真水，环境十分幽雅。同年，我们开了一次个人画展，收入不多。第二年，应东北招聘，子谷到大连教中学，后调到沈阳师范学院任教，直到1972年在山东艺专退休。20多年来，一直把教书作为他的第一职业。除了“文革”期间被迫中断，教学之余，他仍没有忘记艺术创作，直到逝世前一天仍在展纸挥笔。
  子谷绘画的特点，概括起来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内容上突出了时代气息，努力反映现实生活，倾注了他关心国事的爱国主义思想。朝鲜战争开始不久，子谷便用他青年时代擅长的漫画手法，在《旅大日报》上揭露、鞭挞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同时又用国画形式在全国性刊物《连环画报》上发表赞美劳动人民生活情趣的公园写生。子谷曾一再对我说过：“美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历史上没有一个爱国的画家是不参加现实斗争的。我的画为北伐服务过，为抗战服务过，现在也要为抗美援朝服务。”记得1957年春季的一天，一个解放军衣着打扮的陌生青年美术工作者慕名来到我家，说他在朝鲜战场随军南征过程中，冒着生命危险沿途画了一套速写，希望与一位山水、人物功底厚的国画家合作，创作反映这场伟大、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的大型记实长卷。子谷听了，首先被来访者的忠于祖国、热爱艺术的精神所感动，同时也激起了自己那“美术是用视觉形象反映意境”的创作冲动。他十分兴奋，一一仔细地看过那张张散发着战争硝烟气味的草图，满怀信心地说：“轮廓不错，我自信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创作好。”从此，他们开始了合作。三年后，画出来了，这个青年人也成了我和子谷的爱婿。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秋后，由于“左”的路线的压抑，子谷的作品便不公开露面了，而他们的合作却没有中断。明明知道由于子谷是不被信任的对象，这张画即使创作成功也很少有可能发表，更得不到什么名利。但一位正直艺术家与一位年轻共产党员所共有的责任感使他仍排除种种困难，义无反顾地画了3个年头。正是子谷遭到不公正待遇的这一时期，他忘记了自己的荣辱沉浮，陶醉在创作的兴奋之中，孕育了他艺术生涯中的又一次高峰，默默地绘制出了后来被同行们誉为我国最长、世界罕见的以反映战争史实为主题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长卷》。
  第二，作画题诗以言志。子谷在讴歌社会主义祖国与人民的同时，也善于用笔墨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心绪，寄托心灵深处的情思。除了山水和人物，子谷一生以松、竹、梅、兰见长。朋友索画，也多以“四君子”相赠。在落泊失意的年代里，他画松，常题“任尔风云多变幻，劲松终古都苍苍”以示自重；画竹，常引“未出土时光有节，到凌云处总虚心”以与读者共勉；画梅，则录陆游的“无意苦争春，只有香如故”点题抒怀；画兰，又常写郑板桥的“屈大夫之清风，卫武公之懿德”，作为题句或题“幽兰在空谷，送香到人间”自慰。这些题画诗是他作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有益于揭示视觉形象的内蕴，耐人寻味，催人遐想。子谷的字也写得非常好，因此更与画相得益彰。有朋友说他也是“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家，我认为这评语不过分。
  子谷这一类作品中的自我表现，实质上也反映了一代被践踏的善良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和命运，是对“左”的路线的一种控诉与抗争。我记得这些年他画的松比过去画的更显得挺拔，竹更为清瘦有力，梅更耐雪压霜欺，兰则傲居在顽石之上。他这是用比拟和隐喻来表达作者的爱憎与追求，而绝非一般文人雅士茶余酒后的笔墨情趣。
  打倒“四人帮”后，艺术生命得以复苏的子谷感到无限欣慰，对未来充满了信心。80岁那年，他特意画了一张《松鹰图》，题句“万丈霞光夜景好，前程浩阔远望中”，抒发了美好的憧憬。子女们也都因爸爸“枯木逢春”而振奋，便在他的《黄山墨松》启发下写了一首寓意颇深的诗献给他：“夹根石缝中，向上叶复浓，只缘经冷暖，更尝四季风。”
  第三，在传统的表现方法上，子谷仍坚持他一贯倡导的半工半写并更加炉火纯青了。他认为大写意难以形似，工笔又不易神似，唯有半工半写运用得体，可以恰到好处。他一生实践，终将工笔与写意两种画法的长处融为一体，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貌与特色。例如他画鹰时，以纵放与简练的笔墨体现羽毛的丰满、蓬松，笔不到意到；以严谨、准确的勾勒，刻画出了眼、鼻、爪等部位的雄健有力。正是他匠心独运地把“写”与“工”结合在一起，以致他笔下的小鸡才个个显得活泼可爱，吱吱纸上；他笔下的游鱼才逆水而进，拼搏不止；他笔下的几片红叶又令人联想到秋高气爽，层林尽染……。
  子谷谢世后的一些思索
  1986年1月12日晚，子谷兴致勃勃地与新华社来访记者畅谈为老山前线的战士作画事。晚10点，他送走了客人，照例吃点水果，再用热水洗脚，然后安详地入睡。不料，午夜他突然大口咯血并很快不省人事。我立即喊人送他到医院急救，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了，从发病到心脏完全停止跳动仅两个多小时。他就是这样没有呻吟也没有留一句话就匆匆离开了大家，离开了曾与他50年朝夕相随的我。
  子谷的死，使我极度悲痛，也常常使我浮想联翩。
  首先，我最惋惜的是他走得太早了。因为打倒“四人帮”以后他正逐步得到社会的再承认，正逐步恢复自己在海内外应有的知名度，有多少事在等着他去做啊！然而，正当他在马拉松式的艺术生涯的长跑中重新起步直追时，却精疲力竭地倒下去了，永远离开了这个愉快角逐的赛场，离开了这个给了他甘苦，与他共存过85个春秋的人世。
  子谷去世后，山东艺术学院的领导同志几次来看望我们。从谈话中得知，原来学校不久前已经购置了全套录相设备，准备拍摄子谷作画时的各个细节过程，以供后人教学和观摩之用。谁知，这个计划竟成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憾事了。
  其次，我以为子谷的一生是勤勤恳恳、充满自信的一生，是献身艺术追求光明的一生。
  纵观历史，在各国画苑中，世世代代都有一些奉献者勤奋耕耘着。他们甘守清贫，不逐名利，只求贡献，不图索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艺术，永远为人们所敬仰。子谷就是其中的一人。
  解放前，他虽然从政为官5年，但从未利用权力做过对不起人民的坏事。这一点，早在50年代初肃反时，组织上便给他下了结论。从15岁为村人写墓碑算起，他用笔为人民、为光明、正义和进步工作了整整70年，创作数以千计的优秀作品。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相当部分的代表性力作被遗失了，但解放前的大多数作品仍为海内外亲友和收藏家所珍藏。如今值得庆幸的是他解放后创作的那幅长卷已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我深信，这部巨制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为世人所珍视。
  解放后，子谷虽然在生活的泥泞中蹒跚跋涉，但他的目光一直向前，凭藉着满腔热血和坚韧精神，终于迎来了历史的光明，亲眼看到了“四人帮”的可耻下场。正如大多数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子谷对党，对社会主义始终是坚信不移的。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对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政策更是由衷地拥护。记得1984年春节的一天，省政协几位朋友来看他，话题一谈到改革，子谷就按捺不住欣喜兴奋之情。他说：“中国的古代文化异常灿烂，其所以能达到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自然有它的原因。原因之一就是提倡竞争。”他坚信，只有竞争，人才方能脱颖而出，艺术才能进步，社会主义才能前进！
  写到这里，我回想起子谷说过的一段往事。那是1934年，为筹办个人第一次大型画展，子谷需要一次性地精心装裱200余幅作品。这需要相当大的一笔开支。作为一个当时名气还不大的穷画家来讲，根本拿不出这笔巨款，画展的计划似乎是要落空了。但子谷自信在竞争中可以取胜，便带着自己的作品奔走于南京当时最大的四家裱画店，进行磋商，寻找出路。这些画店老板，没有“铁饭碗”可端，却有极高的鉴赏能力。他们一眼看出子谷的画件都是精品，也坚信展出一定成功。于是，愿以赊帐或“以画代酬”的方式承接裱画业务。后来，除了标有“非卖品”的全部作品，果然一售而空。子谷不仅很快偿还了债务，而且还同这些画店老板结下了情谊。
  人们常说，真正的艺术家是质朴、坦诚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自己怎样认为的，心里怎样想的，就怎样说。子谷一生无论是为人还是为画，都恪守着质朴、坦诚的做人格言。子谷去逝后，友人们以“仙翁乘鹤去，留有泼墨香”来表达他们的哀思。其实，子谷为我们留下的还有堂堂正正做人的精神。他一生努力工作，兢兢业业，不图虚名，主张凭本事吃饭，做一个地地道道的正派人。他评论作品，只看实物不看署名。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从不趋炎附势，违心褒贬。他常说：“名家笔下未必全是名作，名作也未必全都出于名家；孰是孰非只能让历史和大家下结论。先做人，后当‘家’，万万不可出卖道德和人格”。这些话，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边。
  在子谷的教育下，我们家的家风很正。记得建国初期，全家7口人的生活全靠子谷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十分清苦，但一个个精神都很充实。白天，子谷上班，孩子们上学；晚上，全家人挤在一张方桌上，子谷忙于备课，孩子们则埋头看书学习。冬去春来，寒来暑往，终年如此。清苦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学习风气，使孩子们都很懂事。孩子中只有一个读过高中，其余的都只念到初等师范或中等学校便先后参加工作了，但后来他们都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如今，他们在党的教育下都成人成才了，有的当了大学校长或工程师，有的当了教授或医生，并且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成绩，每个孩子都有著述发表。孙子辈中的几个年大者也都大学毕业或出国留学了。在他们这后代人身上，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工作以奉献为乐趣，为人以正派为崇尚。还有一件令我这个已有重孙女的老人高兴的事，即子谷的艺术事业后继有人了。我女儿的美术作品在国内外已享有声誉并在日本获奖，今年又将东渡出任神奈川国际儿童画展评委会评委。第三代人中的两个后生已在美术学院毕业。但愿他们追随子谷的足迹，不断探索，不断成功。我也相信，铺在他们面前的路将比子谷走过来的要平坦得多。
  最后，想讲的是，我从内心感激那些为恢复子谷的名誉和待遇，为安排好我俩晚年生活而“鸣与呼”，而四处奔走的革命干部、新闻工作者和群众，因为他们与我家非亲非故，又无名利可图，却有一股子仗义直言的正气。从他们身上，我感到了党的温暖，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