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86年1月12日凌晨3点钟，我国当代杰出的国画艺术家、美术教育家柳子谷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终于走完了他那充满坎坷和辛酸而又不无充实和欣慰的一生。他一身清白地来到人间，又一身清白地离开了人世。此刻，他静静地躺在病榻上，如同熟睡一般。人们不相信这位曾在画坛上拼搏了70多个春秋的老人，竟能舍弃他的画笔而离去。近一年多来，老人几乎天天伏案挥毫，积极筹备作品，决心在有生之年举办一次个人画展，以填补自己自新中国成立之后36年漫长岁月的空白。就在几天前，老先生还在这间简陋的画室里，热情接待了从云南前线专程赶来的解放军代表，双手献上了他为祖国南疆卫士精心绘制的《报喜图》。画面上那顶天立地的南天竹，恰似作者本人一样——傲霜斗雪，挺拔坚韧。当时，部队的同志紧握老人的双手，一再表示感激，并祝愿老画家长寿，为人民提供更多、更美的精神食粮。可是，如今老画家溘然长逝，再也不能提起笔来了。看着他那满头的银发和那清癯的面庞，省美协副主席范云安、著名画家张彦青等人竟泣不成声。人们感慨老先生走得太勿忙，有多少事情在等待他去完成；感慨他那坎坷不平的遭遇，他原本可以向社会做出更多的奉献；感慨他失去的太多，尤其是那无法挽回的时光……
  长期以来，由于“左”倾路线的歧视和迫害，柳子谷先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新中国美术界默默无闻，以至被人们所遗忘。其命运多舛，令人瞠惑！
  已是久远的事了。那是1950年的2月，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柳老毅然告别了已生活了半个世纪的江南，来到寒冷的东北参加了革命工作，随之，他将自己在旧社会的全部经历向党做了交代。不久，得到组织的结论：历史清楚。从此，他忠心耿耿地投身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1951年，正逢“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子谷从报上闻知梅兰芳、常香玉等艺术家为国捐献飞机一事，心想自己也应为国家尽一份力量，于是，他联合另外两位画家，在大连举办了义展，拟将所得画款全部献给国家。画展进展十分顺利，第四天他的作品几乎全部被订购。为此，《旅大日报》拟辟专栏予以宣传。谁料想，他捧出的是一腔热血，招来的是冷雨浇心。就在报社同志前来联系采访之际，他所在学校的领导，突然一声令下：停止画展，理由是作者有历史问题。一句话，便剥夺了他向党、向国家做贡献的权利。他的作品不许展出，已被订购的画不许出售。第二天他的作品就被全部撤下来了。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令老画家百思不解。他惊愕，他惶惑，他茫然了。尽管运动过后，再没有人来打扰他，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但是，自此以后，一个名蜚中外的画竹圣手的名字，就象一颗闪亮的流星猝然消声匿迹了。
  1952年夏，他的挚友徐悲鸿得知他的下落，几次来信欲聘请他赴京讲学。悲鸿先生的信给陷于痛苦之中的子谷带来了一线光明，他是多么盼望与老友重逢呵。可是，光阴荏苒，半年时间过去了，调动工作一事杳无音讯。柳子谷又怎能理解，处于当时那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徐悲鸿的愿望也只能成为泡影呢。不久，从北京传来了徐悲鸿大师去世的噩耗，他悲痛不已，连夜写悼文并寄往当时一家全国性的报纸。可是，文章寄出之后，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他开始思索了：作品不得发表，画展禁止举办，工作调动不成，这是为什么呢？虽然他不理解，但他并未消沉，并未气馁，而是将全部身心倾注于教学工作中。在授课之余，继续致力于国画艺术的研究和创作，并自觉地遵循毛主席关于文艺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教导去实践、去探索。这期间，他同志愿军干部满键同志合作，花费三年心血，创作出大型山水人物长卷《抗美援朝战役胜利图》。他用这部巨制，热情歌颂了“最可爱的人”，尽情讴歌了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那雄伟壮观的战争场面，那延绵秀丽的朝鲜三千里江山，被画家精湛的笔墨浓缩在27米长的画面上。这样一部作品，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美术史上也是不多见的，1959年，当这部作品首次在沈阳展出时，引起了强烈反响。新华社记者采访他并拟加宣传，扩大影响。然而，又因同样的理由——历史问题——而被搁浅。接踵而至的打击，使他沉痛，令他悲愤。他意识到，一种无形的枷锁，一种精神上的桎梏，这些年来似乎一直在伴随他。不久“反右倾”开始了，再以后是“社教”、“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政治气候有如不测风云，知识分子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哪里还有施展才华的余地。他的前半生经历，注定每次运动都有可能被当作瞄准的目标，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夜以继日的批斗，无休无止的“请罪”，连续三次的抄家，珍藏几十年的名人墨宝损失殆尽，自己所作的200多幅作品被付之一炬，50多枚名贵的金石图章也被洗劫一空。“反动权威”、“历史反革命”、“里通外国”，一顶又一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不仅如此，新的罪名，又在根据新的需要不断花样翻新。最后，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牛棚。经过5年“专政”之后，于1972年，在对所谓“罪行”未下任何结论的情况下，以“不退休就下放农村改造”相胁迫，柳老含冤忍辱被迫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开始踏上了一段新的艰辛的历程。
  “退休”后，柳老迁居搬进了一间只有8平方的小屋。这是怎样的一间屋子啊！阴暗潮湿，又矮又窄。一架旧双人床，一张三屉桌和一把靠背椅几乎占据了房屋的全部面积。“文房四宝”与盛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并排挤在同一张桌子上；桌子下面，床铺底下，凡是能够利用的空间，几乎都被利用起来，拥挤得再无插脚之地。每当有朋友来访，柳老不得不脱鞋上床，以便腾出椅子让给客人。
  “难道这就是我的归宿？不，我不能停止工作，我还要作画！”身处逆境的柳老在同命运抗争，他没有消沉，因为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抱有坚定的信念，正如当初他不愿离开故土去海外，而一心在等待祖国的解放一样。
  难忘的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每当在报上读到有关平反昭雪的消息，柳老总是兴奋不已。他无时无刻不在期望自己的不白之冤也能得到澄清，盼望党的政策早日落实在他的身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看到这充满光明的大好形势，更盼望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希冀在有生之年能为国家四化建设有所报效。他在盼望，他在等待。但是，岁月蹉跎，时光如水，直到打倒“四人帮”的第六个年头——1982年，他才盼来了一份三行字的所谓“平反”的决定。他的窘境依然如故，他渴望报效国家的愿望依然不得实现，被查抄一尽的艺术珍品依旧不得归还，就连住房问题，尽管有关部门多次呼吁，甚至一位副省长亲自干预，却依然得不到解决。他仍蜗居在斗室里，不用说绘画，就连生活都十分艰难。如此境遇，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
  但是，柳子谷是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杰出画家，荣辱毁誉，艰难困苦，旷日持久的等待都不能将他摧毁，事业在他心中。他唯一苦恼的是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坎坷艺涯实难平，犹有歪风时袭倾；
  愧我无能说鬼话，羡君有骨发金声。
  文章不计一时利，丹青应求千载名；
  报国满怀愁时短，请缨无路乏门行。
  为了追回那已逝去的时间，已是80高龄的柳老先生，没有精力再去上访，而是一心扑在事业上。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补好在“文革”中遭受毁坏的《抗美援朝战役胜利图》。这部长卷巨制，在十年浩劫中，由于被柳老先生藏在一节破烟筒里而得以免遭彻底毁灭的厄运。可是艺术品“保存”在烟筒里毕竟不是个地方，几年时光，作品已破坏严重，许多画面已经模糊不清，有的地方需要重新勾画、着色、填平补齐。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桌面太小，老人就在床上进行。趴的时间长了，累得腰直不起来，他就读读报纸，稍做休息，接着再干。半年下来，终于使面目全非的“长卷”恢复了本来模样。与此同时，柳老每天晚上借着昏暗的灯光，伏案疾书，总结自己几十年的绘画经验并着手撰写《画竹研究》。他是把时间按分秒来计算的。在争分夺秒的紧张工作中，他迎来1978年春节。清苦的生活没有磨掉老画家的乐观精神。这年初一的清晨，柳子谷望着窗外一片银白的世界。沉思良久，猛然展开素纸画了几张竹子，并从中挑出满意的一幅，在上面写道：
  逢春枯木喜降临，激我寻思陈出新；
  多画竹枝作扫帚，炭尘扫尽宇寰清。
  然后，他将画悬于墙上，同老伴细细品味起来。斗室里，不时传出一对老伉俪的朗朗笑声。
  接着，他又构思一幅《新竹图》。在粗壮老竹的衬托下，无数破土而出的新竹显得格外生机盎然。画上题诗为：
  新竹高于老竹枝，后来居上喜今时；
  竿头竞进进无止，造极登峰争取之。
  这以后，他又以梅、竹为题材，创作了缅怀周总理，歌颂烈士张志新等作品多幅。此外，在这段时期内，柳老还先后创作了《翠竹小鸟》、《白头樱花》、《海浪风竹》、《长城雄姿》等一大批具有高度艺术性和思想性的优秀作品。他坚信，自己的作品迟早有一天会同人民见面的。
  他不但作画，还积极响应有关部门之约，为广播电台“爱国一家”专题和《中国新闻》撰稿著文，热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赞扬祖国的大好形势，为早日实现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而辛勤劳动。
  剑不出鞘，徒有其锋。1979年，经有关部门推荐，恍若隔世20多年的柳老的作品，在黑龙江省举办的对外展销会《松花江画廊》上同观众见面了。他的墨竹《雨谷》引起日本客人的一致好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负责人中田庆雄的高度评价尤为中恳。《哈尔滨日报》在报道中写道：“中田庆雄一走进‘画廊’，一眼就被年过七旬的柳子谷老画家的墨竹《雨谷》吸引住了。他连连点头，兴奋地说：‘太好了！我们希望把柳先生的全部画运到日本展出，我们要学习呀’！”
  不久，日本另一家友好团体在沈阳故宫参观时打探柳老的近况，当他们得知故宫的画师柳咏絮就是柳子谷的女儿时，非要同柳咏絮合影留念不可，并一再表示：“请代我们向柳老问候。”
  也就在这一年，他的一位友人来函，给他带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安徽省“皖南画院”聘请柳先生出任名誉院长。这使人们又想起了两件往事。一件是1959年夏天，柳子谷应农业部邀请赴京绘画。在京与傅抱石、关山月相遇。傅抱石紧握柳老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傅抱石向关山月介绍柳老时连连称呼柳子谷为“国画界的老前辈。”另一件事是在1962年夏天，柳子谷与全国各地名画家一道去青岛消夏。这是他建国以来参加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活动。在青岛，适逢艺术大师李苦禅。苦禅老人同柳先生一见面就说：“我们是神交20余年才得相见啊”。
  这几件小事足以证明，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柳子谷先生消声匿迹近30年，但他在国内外的影响是永远也磨不掉的。
  198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的元旦社论。柳先生读后深为三中全会所制订的方针政策所鼓舞。尽管由于官僚主义者的麻木不仁妨碍了党的政策的落实，也尽管他的周围不乏地域帮派的封建恶习和某些忌贤妒能者从中作梗，但他已看到太阳在冉冉升起，已体会到党的温暖，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温暖。于是他集满怀激情于笔端，挥毫作《劲竹》，并题诗句：
  八十初春画竹枝，生逢大有作为时；
  老竿犹有冲天劲，揽月九天向往之。
  再一次抒发了他那伏枥老骥的拳拳报国心。
  在省委、省府的关怀下，从这年以后，柳老的处境逐渐开始好转。山东《大众日报》在新辟的《画家评介》专栏里，首次向社会介绍了柳子谷其人其画。不久《光明日报》、《山东画报》、上海的《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也都陆续发表柳老的作品。山东电视台和辽宁电视台还分别拍摄电视片，介绍柳子谷先生的艺术成就，人们反响热烈。特别是香港《大公报》刊登了柳子谷写的《怀念张大千》一文后，远隔千里之外的大千先生托香港“山东同乡会”的人到济南探望柳老，并再次索画。柳老当即绘制一幅《竹子八哥图》，其中一只八哥欢雀跳跃，另一只正展翅回飞。两只八哥皆惟妙惟肖。据说，大千先生收到后，叹赏不已。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柳先生。
  1983年初冬，艺术大师刘海粟来山东游历，提出非要见见柳子谷先生不可，几经周折，两位历经坎坷，同患一难的老画家终于得以重逢。相见这一天，只见两位老人久久相抱，热泪盈眶，百感交集。海粟大师挥笔写下了“青山不老松长翠，雪压霜欺只枉然”的诗句，赠送给柳老。这两句诗，既是给子谷老人的勉励，也是对他高尚人品的评价。
  1984年秋天，在省委、省政协的帮助下，柳老先生终于搬离了斗室，迁进新居。为了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柳老决定将《抗美援朝战役胜利图》这部凝聚老画家几十年心血的巨制捐献给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几年前，他的一位友人曾建议将这部作品送到巴黎东方博物馆，但是老人没有答应。如今，他为这部稀世之作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当作品公布于众时，外行人见了肃然起敬，内行人看了赞不绝口。1985年1月，在省会济南隆重举行了献画仪式，全国各大报纸、《解放军画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均对此作了报道。几乎与此同时，柳老又迅速构思一幅《巨松图》，献给了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画面上，苍松粗壮参天，就象一只巨手托住云层。题跋曰：“天欲坠，赖以柱其间”。充分表达了柳老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无限热爱。
  1985年10月，香港《文汇报》以整版篇幅介绍柳老先生。这位历经坎坷的老画家终于迎来了艺术的春天，虽然这个春天来得嫌迟了一点。正当柳老准备甩开膀子一展抱负的时刻，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
  但是他毕竟亲身感觉到了党的政策的英明，体会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温暖。
  如今他去了，他可以瞑目了。因为他终于博得了社会的承认，博得了祖国的赞许，博得了人民的感谢！
  人民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