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34年我到济南后，本来计划到山东修志馆当编辑，因该馆没能成立，所以我未能去干。当时，我和我的学生李竹如（共产党员）以及我中学、大学的老同学吕季智（新中国国民党员）三人共同决定：准备筹办报纸。
  报社于1934年暑假开始筹备。由我们三人共同投资3700余元，又招收外股，每股50元，零股招到2000元以后即开办。报馆的社址设在济南西门大街司马府内，自己办理印刷。报纸对开一大张。准备于1935年元月1日出版。当时，出版报纸必须经过内政部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批准立案才行。我们申请立案的申请书在1934年9月分别送上，但迟迟不批。一直到1934年12月，才知道内政部毫无问题，关键在于中宣部不批准。这时候，离我们约定1935年元月1日出版的日期已经很近了，于是不得不托人去疏通。我们三人商量，由我去找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常务委员李文斋，托他向中宣部疏通。因为李文斋是我的同学，他答应了，并在12月底将登记证领下。
  《新亚日报》在1935年元月1日出版。铅字、印刷机都是自己买的。为购买铅字欠着天津会文铅字局很多钱，直到抗日战争发生后，我们还是没有还清。会文铅字局的经理对我说：“你们的《新亚日报》是宣传抗日的报纸，下余的帐尾，我们不要了。”
  《新亚日报》开办后，经费非常困难。我在《新亚日报》艰苦支持了三年，从未用过报社的一分钱。当时的印刷工人和排字工人都非常佩服我，他们干活也很努力。当时印刷工人的负责人叫靳泽深（德平人）。
  报社内的分工：我是社长兼总编辑；李竹如同志（共产党员）是副社长兼副刊编辑。共产党员徐茂谦、徐子俊是编辑。
  《新亚日报》主张抗战。出版之前我和李竹如同志议定了编辑方针：
  一、以宣传抗日为唯一的方针。
  二、对地方政府不加批评，免受迫害。
  三、对山东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多加批评。
  报出版后，经常宣传对日本抗战，因此引起日本驻济总领事西田的仇恨。
  1935年的春天，西田纠集日本浪人，领了极少数的汉奸，砸了《新亚日报》社，报纸被迫停刊一天。
  西田这个坏家伙，拿着《新亚日报》去找韩复榘，说《新亚日报》宣传抗日，影响日中的国交，希望韩复榘严厉制裁。韩复榘用电话通知我，让我马上到省府去。我猜到这是日本人要闹乱子，就马上用电话通知韩的高等顾问赵新儒，请他马上也到省府去，他答应了。
  我到省府后，韩复榘大发雷霆。他拿着西田给他的用红笔圈着的《新亚日报》说：“你这一个小报，终日宣传抗日，闹出乱子来了，……”
  他的话还未说完，赵新儒一步进来，对我说：“你怎么来了？”我说：“日本领事西田说《新亚日报》终日宣传抗日，他拿着报纸来找韩主席。”赵新儒接过话马上对韩复榘说：“这件事好办，主席你可以倒打一耙，你可以给西田说，这个报纸是民间报纸，不是政府办的，你们只要停止走私、卖毒，中国人自然不反对你们。我对《新亚日报》无权处理。”赵新儒说到这里，韩复榘转怒为笑说道：“这件事就这样吧。”
  回到《新亚日报》后，我把情况告诉了大家，报社的工人都高兴极了。
  因为报社经济困难，无力自设电台接收中央社的新闻。当时，韩复榘与省党部有矛盾，就派人将省党部常务委员张苇村刺杀了。然后将省党部包围，将李文斋等省党部委员和重要职员一律逮捕，一日以后才放出来。从此以后，山东省党部停止了一切活动和工作。这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派给省党部的电台，也不敢在省党部存留。省党部托人来报社和我商量，他说：“这个电台，不敢在省党部内存留，《新亚日报》能给以掩护吧？叫这个电台代《新亚日报》收中央社的新闻电，所有报费、电料费和电务人员的工资一律不用报社负担，报社只负责掩护。”我和李竹如商量后就答应了。他的电务人员叫栾瑞（东北人），他的爱人叫银桂村，都住在报社内，为报社收新闻电。直到抗日战争发生，他们才离开《新亚日报》。
  《新亚日报》出版后，经费极端困难，招收新股也不容易，有停办的危险。这时，听说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各省报纸有发补助费的消息，便决定也向中央宣传部申请补助费。李竹如同志也非常赞同这个想法。这时候，山东省党部在韩复榘的监视之下已停止活动，对这个问题，李文斋也帮不上忙。所以我只好直接向宣传部申请。直到1935年的8月还迟迟不批。我又托另一个山东省党部的委员（他当时不敢来济南，韩复榘要逮捕他）梁醒黄，他是我中学的同学，当时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当职员。我托梁醒黄在南京代为转托，请求批准。不久，到了9月，梁醒黄回信说：“我已经问了宣传部，宣传部的人说，你不是国民党员（国民党方面不承认我是国民党员），所以，该部不便批准。但我已托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再向宣传部转托。”到了9月底，宣传部批准了《新亚日报》的补助费每月200元（山东只有两个报纸，一个是《山东日报》，一个是《新亚日报》，每月都是200元）。
  这200元对《新亚日报》没有什么用处、《新亚日报》每月赔1500元。我带着这个问题，去找李文斋，问他是否能想办法再增加一点补助。李文斋说：“宣传部的补助费本来有限，山东只有两个报馆批了补助，增加更不容易。”接着，我又问李文斋：“徐恩曾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李文斋说：“徐恩曾是CC的大将，这一点补助费也多亏他的帮忙才能批准。”我这才知道徐恩曾这个名字，但和他无任何来往。
  到了10月，我的老同学吕季智从南京来找我，对我说：“南京方面对我们绝不会帮忙的，我接到老同学曹笑青的来信，他现在是刘芦隐（后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秘书。刘芦隐是胡汉民新中国国民党的负责人。”曹笑青对吕季智说：“刘芦隐最近就要秘密到上海，作‘新中’的党务活动。”曹笑青希望我和吕季智一起到上海和刘芦隐见面。吕季智又接着说：“我看国民党没有前途，我们应当参加新中国国民党，你的意见如何？”我说：“关于胡汉民之为人，我早就听熊观民说过，对他很佩服。刘芦隐既然秘密到上海，我们就去吧。”我和吕季智商定后，马上秘密准备到上海去。这个事情我也和李竹如同志谈过，报社内的事情先由他负责，他也很同意。
  我和吕季智秘密地到了上海以后，见到了刘芦隐，我向他报告了办《新亚日报》的详细情况。他说：“你能自己办报比作任何工作都好，办报也可以作本党发展工作的掩护，你无论如何要艰苦支持下去，对本党的发展也有利。”我接着对他说：“报馆最困难的是经济条件，我也在南京宣传部要了200元的补助费，但为数过少，无济于事，不知本党能对《新亚日报》设法补助否？”刘芦隐说：“我党的经费无来源，所有的开支尽凭港澳侨胞帮助，所以现在对《新亚日报》也无很大的帮助，每月先从香港汇寄200元，以后经费多了，再多加补助。”
  对于“新中”在华北如何发展，我请刘先生指示，他说：“我党在华北发展，完全是地下活动，一切采取秘密形式，防止蒋帮的迫害。你在山东更得格外谨慎。发展党员以青年为主要对象，老国民党员尽量不吸收。”
  我在上海停留了三天，即秘密返济。到了11月，新中国国民党每月从香港“新华信讬储蓄银行”汇给《新亚日报》200元。这时候，我以前介绍到香港“新中”党校的学生陆续返济，其中我中学的学生徐茂谦（他在济参加共产党）和他党校的同学徐子俊都来《新亚日报》当了编辑。
  “新中”每月从香港寄《新亚日报》200元，时间长了外间有知道的，这事传到省党部，有一天，省党部李文斋约我去谈话，问了我三个问题：
  一、你报社每月从香港汇来的200元是不是“新中”给你的？
  二、你和“新中”有什么关系，是否参加了“新中”？
  三、外间都说《新亚日报》内有共产党，副社长就是共产党。
  我对以上三个问题是这样答复的：
  一、香港寄钱的事是实事，是我的一个学生，在香港作买卖，很发财，他知道我困难，所以每月给我寄200元。
  二、我和“新中”没有关系。
  三、报社内除了排字工人，是我花钱请的，其他编辑及职员都是我的学生，统统没有薪金，没有共产党。
  李文斋接着说：“这种事情很重要，你要负责。”
  在开办《新亚日报》期间，我在黄县中学时期的学生王焕煦（他当时是济南共产党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常到报社里来，并将党内重要文件存在我的抽屉里。他是济南第一师范的学生，他的文件不敢自己存放。抗日战争发生后，他到报社对我说，他接到上级命令，叫他带领60名党员到“大名”集合，搞武装斗争。他还说：“我走了以后，见面的机会就没有了。”全国解放后，约在1956年，北京公安部的两个外调人员来找我，问我这段情况是否属实，我说完全属实。他们说王政委现在泰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新亚日报》发表社论，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南京国民党认为《新亚日报》这种主张，是共产党的主张，就给山东省党部来电报勒令《新亚日报》停刊。当时，山东主席韩复榘，不准省党部活动，省党部接宣传部的电报后，送韩复榘批示，韩复榘批了二字“不理”。因此，《新亚日报》得以继续出版。
  “西安事变”时期，1936年12月24日晚间，我们得到消息：周恩来同志已经到了西安。根据我的判断，“西安事变”日内一定可以和平解决。所以我在25日的《新亚日报》上正式宣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发表社论，表示庆祝。果然，当天蒋介石和张学良由西安到了洛阳。《新亚日报》报道的消息，比任何报纸都早一天。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发生。《新亚日报》更努力宣传抗日的政策。
  当时，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千叶县居住。山东的共产党员张郁光给郭沫若先生寄了一份《新亚日报》，郭沫若先生看后给我来了好几封信，其中一封信说：“我看到你这个报纸，非常高兴，你在华北特殊地带，能办这样的报纸，我非常惊奇。”我接着给他回信说：“我在济南办这样的报纸，也是经过很多困难的，就象‘大石头缝中长青草’一样。”郭沫若以后给《新亚日报》三次来稿，我都发表了。因此，我和郭沫若有了文字之交。
  1937年9月，民主人士李公朴来济南，我去欢迎他，他对我说：“关于抗战的问题，我已和韩复榘谈过，韩仍多顾虑。我带着一份中国共产党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纲领，你能在报上发表吧？”我说：“可以发表。李先生对群众也应当讲讲话。”我当时借妥了青年会的一个操场，由新闻界通知各学校各机关到这里来听李先生的讲话。李公朴先生的讲话，对群众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1937年10月19日，是中国新文化旗手鲁迅逝世一周年。《新亚日报》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新文化奠基者，特发表“纪念鲁迅专号”，提出：“学习鲁迅”、“发扬鲁迅精神”的口号，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不久，国民党南京宣传部直接来电，说什么“该报出版鲁迅专号，完全为共产党作宣传，应予严重警告，并停发补助费。”
  1937年10月，我报社副社长李竹如要到延安抗大学习，我们商定了关于新亚日报如何处理问题。
  一、济南很快就要沦陷，我们报纸要往后方迁移，但经济条件不够，只好停刊。
  二、所有的机器和铅字都留给工人，由工人保管。他们可以开印刷局维持生活。
  这样商定后，李竹如就去延安了。到了11月，韩复榘不战而退，《新亚日报》在11月21日停刊。这时候，编辑徐茂谦、徐子俊等都到鲁南参加了八路军，我也离开了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