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5年4月10日，《大公》周刊在南京创刊出版了。第1期载有《我们的话——代发刊词》，概要地阐明了我们在敌占区出版周刊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让沦陷区的老百姓知道一些当时的国际情况，特别是当时的主要战场——苏德战场上的情况。但在第一、二期《大公》周刊上，我们没有刊载关于日本在太平洋作战不利的消息。这是因为我们接受了日本驻汪伪大使馆一部分参事官的意见（这些参事官都是元老派的部下，不赞成少壮派的武力侵华政策）。他们的意见是：只要报道苏联已在东欧发起反攻，且已攻入德国本土，英美又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国已处在苏、英、美三国的夹攻中，法西斯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则读者自会意识到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孤军作战不可能维持多久。因为苏、英、美在解决了德国后，必然会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解决太平洋战场上的日本侵略军，而且时间也不会很长。同时为了避免日本军方的干涉，暂以不报道有关日本作战不利的消息为好。这也是当时为求报纸生存采取的一个策略。但这样做，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怀疑，认为《大公》是日方御用的刊物，不过手法较为高明点罢了。但我们不怕怀疑，因为我们做的是有利于鼓舞沦陷区人民团结抗战到底的事，而且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也是较好的办法。至少可以争取多出几期，让沦陷区人民多知道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消息。
  我们没有专管印刷和发行的人。稿子编好后，就由总编辑汪馥泉交印刷所排印。第一次校样，也由汪在印刷所亲自处理。印出来后，就由印刷厂送到新民会驻南京办事处，由新民会的一位青年帮助发行。第1期我们只印了5万份，每份16页。售价为150元伪储备币。我们把1万份送到上海和杭州试销，其余的4万份就在南京委托个体卖报户零售。出乎意料，这4万份不到两天就全部销完了。很多报贩到新民会办事处要求加印，并建议报价提高一倍。我们立即再印5万份，但报价不变。不到一周，又全部销完了。由于我们没有多余的纸张，所以我们同意由印刷厂设法再印5万份，批发给报贩，一切费用由该厂自负，盈利也全归印刷厂。这样，第1期共发行了15万份，这15万份中有5000多份是新四军的有关部门派人到南京来买去的。余者大部分销售在江苏和浙江两省。
  第1期发行后，由于消息比较快，比较可靠，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也比较透彻全面，所以，深受读者欢迎，销路出乎意料地好。沦陷区的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纷纷来信要求订阅，有的还把半年的报费汇到本社。因而我们感到有建立发行机构的必要，以便有专人负责零售、订阅和运送等业务。为此，我特意从杭州请来我的小弟章胜道到上海来协助这部分事务。他除负责有关发行的业务外，还要在黑市上收购新闻纸。就在这个时候（大约在4月下旬），有一天，突然有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到我家来看我。他一看见我，就对我说：“你做的事很有意义，沦陷区的青年都喜欢看你们编的《大公》周刊，不知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果有，我愿尽力协助解决。”他看我态度有些犹豫，不大愿意把困难告诉他，他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是延安派到上海来做青运工作的，他在上海有些社会关系，如有困难，他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解决。我听后就不再迟疑，对他说：当前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买不到新闻纸。他听了后，马上建议我：《大公》不一定要用白新闻纸印刷，用灰新闻纸印刷也可以，如改用灰新闻纸后纸张仍有困难，他可以负责解决，要多少他设法从黑市上买多少。他还建议先买100令，如果不够，以后可以陆续买进。这样，纸张的供应问题在这位当时化名为谢启泰的人协助下顺利解决了。
  谢启泰还帮助我学习和了解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抗日的政策，以及民主党派在大后方积极工作的情况。他对我说，上海大专院校的一些进步学生有一个秘密的组织，每月开会一次，专门传达中共对抗战的方针政策，交流在沦陷区工作的经验。地点是在陕西北路日华俱乐部（这所房子是抗战前一名犹太富商的住宅，上海沦陷后，即为日军占领，后改为日华俱乐部，管理这个俱乐部的日本人是一位日本共产党员，所以在这所房子里活动，比较安全）。他并邀我参加下一次的会议。过了些时候，我就到俱乐部去开会。出席会议的人大约有30人，他们是上海大同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中学等校的学生和做学运工作的同志。经谢启泰介绍，到会的人都对《大公》周刊的出版表示赞赏，同时对内容也提出了一些很宝贵的意见。他们都表示愿意投稿，希望《大公》编辑部尽量刊登。这样，《大公》又多了一些投稿的人，而且这些稿件大多是关于党的抗战政策和大后方（特别是解放区）的抗战情形。这些情况当时我们很难知道，因而也是一个空白。经他们撰稿，很快就把这个空白填补起来了，从而大大充实了《大公》的内容。同时这些义务撰稿的同志，事实上又成了《大公》的第二编辑部。从此以后，每期至少有两篇他们写的文章。这是在筹办《大公》时，根本没有想到的。至于这位谢启泰究竟是什么人，解放前我根本没有打听。但从《大公》出版第2期起，他一直在思想上启发我们，在业务上指导和协助我们，帮助我们解决种种困难，从无间断，直到同年7月《大公》被封为止。当1945年9月我被国民党军统逮捕，关押在上海南市国民党军统看守所时，他还时常到我家，探望我的家属，并告诉我的妻子说：组织正在设法营救，不久就会获释的。直到1948年春，我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后才知道：这位谢启泰就是章汉夫。解放后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时，他是副部长。
  4月下旬《大公》出版第3期时，总编辑汪馥泉拿来一篇稿子给编委的其他同志看，这篇稿子的题目是《日本撤兵有三大利》。据汪说：这篇稿子是日本在华的反战派授意伪考试院长江亢虎写的。主要内容是：鉴于欧洲局势的逆转，太平洋战场上的局势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所以，为了保存日本的势力，以及获得中国方面的谅解，日本还是早日自动从中国大陆撤兵为好，免得将来孤军作战陷于被动。这篇文字一拿到编委会来讨论时，意见有些分歧。有的认为，如果把这篇文章登出来，势必要触怒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本在华的少壮派军人。因为他们绝不肯自动退出大陆的，他们已决定为防止美军从上海一带登陆，已在沿吴淞、宝山、南翔一带筑了抵抗工事。何况《大公》在报道部登记时，报道部曾提出过要求，即不得登载有关日军作战的消息，更不得分析太平洋战场的战局。现在刊出这样一篇文字，日方肯定会认为这是违反了登记时的许诺，所以，应慎重考虑。但多数编委则认为这篇文章反映了绝大多数沦陷区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讲了沦陷区人民想讲而又不敢讲的话，它的发表肯定会得到沦陷区大多数人民的赞同和支持。至于日军方面的阻挠也是意料中事，不过现在日本人中也有些人赞成日军从大陆撤退的。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人员在个别谈话中，也隐约透露出这种意思。并传闻日本的元老重臣派，也希望早日从中国大陆撤兵，以便得到一个较为体面的下场，而不赞成少壮派的孤注一掷，搞得不可收拾。主张最好请这一部分日本人向日军报导部做些工作，不要因这篇文章而对《大公》采取不利措施。于是我就专为这件事去找了日本驻汪伪大使馆的清水董三书记官，他是一个中国通，抗战前在上海日本所设的同文书院任教。他答应帮忙，并建议除发表这种要求日军人从大陆撤兵的文章外，最好在下一期也发表一两篇不同意日本从大陆撤兵的文章，说明不能撤兵的理由。这样可使日军报导部认为这是一种讨论性的言论，而无任何政治背景。他还建议由日本大使馆的通译官池田笃己来写这篇不同意的文章，因池田是北京清华大学文学系的毕业生，善以汉语写理论性的文章。我对他的慨允协助表示感谢，同时对他所提出的建议，表示可以接受，但池田的文章最好放在《撤兵》文章以后的一期，作为读者的来稿，对撤兵一事表示在实践上有些困难的意见。这样，《大公》编委，就决定把《日本撤兵有三大利》这篇文章马上刊出。
  《大公》在第3期上刊出了《撤兵》这篇文章后，读者纷纷来信鼓励，并有很多读者汇来了全年的报费，表示支持。街头报摊上的销量也增加了许多。但因纸张有限，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所以只好商请印刷厂再多印10万份，纸张由印刷厂设法解决，盈利全归印刷厂。这样，《大公》的销路就扩大到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几省。有的读者及书店也陆续派人来南京或来函本社编辑部要求预订。我们每周要收到百多封读者来信。这些信除给我们精神上的鼓励外，还向本社提供了有关沦陷区日伪的血腥统治，人民生活的艰难和精神上难以忍受的痛苦等情况。有的还撰写文章要求在本刊登载。据我后来了解，在这些提供信息和撰写文章的读者中，有的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有的是爱国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写的文章，其内容与我们的立场、主张完全相同，有的甚至还有所补充和发展，所以我们都乐于采用。
  在《大公》的第4（或第5）期上，刊载了一篇日本大使馆通译官池田笃己的文章。他站在日本军方的立场，提出了当时日本从大陆撤兵的困难。这是他估计到冈村宁次少壮派对《日本从大陆撤兵有三大利》这篇文章会采取对《大公》不利的手段，而实行的一种策略。所以，我们研究后，就一字不改地把全文刊登了。不过我们在编者的附言中，声明这篇文章并不代表《大公》周刊的立场，只是该文的作者或部分日本人的意见罢了。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争取《大公》周刊能多出几期，不致因这篇文章而立即遭到日寇少壮派的封闭。
  但是这篇文章确实也引起了一部分读者的疑惑，认为《大公》既发表了要求日本从大陆撤兵的文章，那就不应该发表不同意撤兵的文章，否则不是前后矛盾，就是要求撤兵是烟幕，不主张撤兵是原意。后来甚至有人认为《大公》的进步是假象，替日寇效劳是本质，池田的文章就是狐狸的尾巴，抓住了这条尾巴，其原形也就全部暴露出来了。我们对这种怀疑和估计事前也有所考虑。但我们为了《大公》能多出几期，以便能把中国共产党对抗日胜利后的国内政治主张尽量转载出来，让沦陷区人民有机会明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对内战”、“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所以在某些方面我们采取了让步、灵活的策略。
  从第6期起，《大公》周刊连续有系统地报道了苏联红军在欧洲作战的情况和纳粹德国的灭亡。当时《大公》大部分的报道和分析都为后来发生的情况所证实，从而赢得了读者的好评与信任。此外也报道了英美两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本作战的战况。当时英美两国利用潜艇的优势，切断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运输线，使日本在太平洋上所占领的岛屿得不到补充和支援，逐步为英美所收复。日本派遣军报导部对这类消息严加封锁，不让沦陷区的中国人民知道。但此类消息，《大公》无法从正面来报道，特别不能在周刊的头几篇文章中，把太平洋战况的真相告诉读者，只好在周刊的后半部或尾部的分析性文章中，或在文章的注释中透露一点这方面的情况。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避免日方的干涉，但仍可使读者多少了解一点英美在太平洋上节节胜利的真实情况。
  尽管这样，在这段时间里，《大公》周刊设在上海沪西开纳路的发行所，经常受到上海沪西日本宪兵队的干扰和恫吓。该队特高课的日本便衣特务经常到发行所来要找我谈话。发行所的人告诉他们发行人住在南京，这是代售处，根本没有《大公》周刊的负责人，有事可到南京去找他谈。这些便衣听了有时装做喝醉了酒，破口大骂，有时威吓说，叫《大公》的负责人三天之内到沪西宪兵队去问话。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惹麻烦，我尽量不到上海去，同时又托了一位名叫守田藤之助的日本朋友，请他设法疏通，使《大公》得以继续下去。守田先生原系日本正金银行东京总行的参事，是一位经济学家，辛亥革命时，曾在东京帮助过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颇有好感，对当时日本少壮派的武力侵略，亦不以为然。日本侵华后，他被征来华，在上海任日本部队的嘱讬（即顾问）。我通过友人，给他送去了一封信。信中大意是：《大公》周刊，没有政治色彩，既不是国民党的刊物，也不是共产党的刊物，而是一些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说了一些两国人民都想说的话，目的是希望早日结束这场对中日双方都不利的战争。希望他运用他在部队的地位，对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加以保护，不要对《大公》采取不利行动。守田先生看了，就托人带回了一封信，答应尽力帮助，并说这是他应该做的，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好友。这样《大公》才得以继续办下去。
  与此同时，编委吕一峰又找了华北新民会驻南京分会的日本顾问江田博士，请他设法向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报导部负责人疏通，不要因此而对《大公》采取不利措施。江田博士答应帮忙。以后，江田告诉吕一峰说，反对《大公》言论的主要是日驻扎在上海的海军部队，该部队已几次向报导部反映了不满意见，但由于报导部未予批准，所以上海日本部队就单独采取了一些干扰行动，目的想阻止《大公》在上海发行。但是南京派遣军总部报导部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所以《大公》不妨继续出版，但要做好随时被取缔的准备。
  编委全体人员讨论了这件事，一致决定继续出版下去，但今后的重点安放在胜利后的国内政治方面，特别要响应中共提出的主张：反对内战，反对一党独裁，要求民主，要求组织联合政府等。同时还应尽量多刊登一些有关大后方，特别是解放区的消息，让沦陷区人民知道中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人民）与日本侵略军继续作战的情况，以鼓舞沦陷区人民的斗志与勇气。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陆续收到了一些读者从外地寄来的文章，有的介绍了我国大西北战场上的情况，即敌后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开展的游击战情况。有的读者寄来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朱德总司令关于号召全国所有抗战力量团结起来，早日把日寇赶出去的谈话。还有一些文章介绍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在大后方活动的情况。这些读者成了《大公》的义务撰写人和通讯员，他们为了鼓励《大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去，做了大量的工作。故本社的工作人员，在读者这种可贵的精神鼓舞与支持下，更加尽力办好这个刊物。德国法西斯全面崩溃后，我们就开始组织文章，反对在这时候同日寇妥协媾和，反对国民党消灭一切爱国抗日力量，主张一切爱国抗日力量团结起来，早日把日寇赶出去。当时在重庆，民主人士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的宣言》，我们遂把这篇宣言一字不漏地在《大公》周刊上刊出。同时我们还摘要刊出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作为反对当时与日本单独媾和的理论根据。
  当时我们还从汪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那里获悉：不久前他曾奉蒋介石之命，由上海飞往东京，代表重庆与日本谈判，实现中日和平方案。缪斌到达东京后，曾与日本内阁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会谈，向日本提出了《中日全面和平方案》。我们获悉此事后，就立即组织力量，撰写一篇《反对中日单独媾和》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在日本军国主义行将全面崩溃的时刻，向日本军国主义提出这样一个媾和方案是违反全中华民族的意志的。日本是侵略者，必须从侵占中国的全部领土上无条件撤走（包括满洲和内蒙），并赔偿中国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所受之损失，更不得在撤走时成立所谓留守政府，因这个由伪政权改组而成的留守政府是专门为对付新四军、八路军和真正的人民武装力量而设置的，它根本无力维持日军撤走地区之治安，更不会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和欢迎。而且在这个时候与日本媾和，无异是给行将灭亡的日本军国主义打上一针强心剂，不但使它能得到一个体面的下场，而且还让它保存相当的实力（特别在陆军方面），使它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的，同时也是英、美、苏等反轴心的协约国所不会赞成的。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要锋芒不是针对日寇和汪伪，而是针对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的，因为当时日寇与汪伪的灭亡，仅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但蒋介石的假抗日真对内还没有被充分揭露，沦陷区人民对蒋政权还抱有一定的幻想，所以我们就借缪斌赴日议和一事，再次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的假抗日、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以期沦陷区人民在抗日胜利后，不再对他抱有任何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