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纸张的来源和印刷问题解决后，便开始选择地址。当时凡非官方的机构，要想找一座房子办报，哪怕是一个房间，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好一点的房子都被汪伪政府的机关占领了，民间的房子即使可以用，也没有电话。所以我们决定把地址设在伪华北新民会南京办事处的一座小洋楼里。这座小楼共有二层，楼上是吕一峰一家的住宅，楼下是新民会办事处的办公室和会客室。我们就在楼下新民会办公室里摆了一张写字台，作为《大公》周刊的联络点和收发室。同时我又在南京留德同学会租了两间房，一间作编辑室，另一间作工作人员的卧室。该会既有电话，又有食堂，使用起来相当方便，就是费用高了一点，因为一切是按旅馆价格使用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办刊物主要是靠得力的编辑人员。而所谓得力的编辑人员就是指从事编辑的人都有共同的认识，一致的目标，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胆略和机智。因为这是在敌占区，报道一些敌人不肯公开的消息，提出一些敌人不愿听、更不愿接受的主张，随时都有被暗杀或被逮捕判刑的危险。所以，本刊的发起人都是编委，其中有的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有的是与邓演达生前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还有一些是不愿做亡国奴、更不愿当汉奸的爱国人士。编辑人员公推前复旦大学语文系教授汪馥泉为总编辑，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陈学稼为副总编辑。总编辑的任务是决定每一期内容的重点，并组织稿件。对于某篇文字应否刊登，或某一稿件的内容是否妥当，则一律由编委共同研究决定。一般凡与本刊编委的意见有出入的文字，一律都在文后附上一句“这是作者的意见，并不代表本刊”的说明。
  编委成立后感到最迫切和最困难的问题是消息的来源，尤其是国际消息的来源。汪伪中央通讯社所发的稿子根本没有使用的价值，因为都是日本报导部送给他们的电讯，这些电讯只报导轴心国（包括日本）的作战消息，而没有真实的作战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收听美国之音。但是这样做又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日本宪兵队专门有人在南京、上海一带监视收听这类电台广播的人，一旦发现，不但要立即没收收音机，而且还要以“违反战时治安条例”而予以逮捕治罪。为了解决消息来源，我只好到上海外滩北京路去找苏联塔斯社的负责人夏希明。据我了解，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国的一切外国通讯社的电台都被没收了，唯有苏联塔斯社的电台依然每天24小时接收莫斯科发出的消息。而1944年冬正是苏联红军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开始反攻的时候，每日从莫斯科发出的消息非常详细而及时。如能获得该社早晚播发的一份电稿，则有关国际消息的来源问题就基本有着落了，问题是该社肯不肯按时给我一份电讯稿。我与夏希明虽有一面之识，但并无深交，而且当时我又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该社对汪伪政府是没有好感的。但为了获得可靠的国际消息，我就去拜访了他。我先向他说明了我当时的身份，同时又告诉他，我在1927年国共分裂时，曾奉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先生之命，担任鲍罗庭总顾问的翻译，陪同全体苏联顾问团人员从武汉撤退，经我国西北、外蒙、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又在中山大学东方研究室任翻译。回国后，一直在上海几所大学教书。中日战争爆发前，我与塔斯社的前社长罗果夫和魏斯曼夫人等都有往来。现在想在南京和上海以私人名义发行一种刊物，定名为《大公》周刊，并已获准发行，但苦于没有真实可靠的国际消息，要收听短波，又太危险，所以想请他每日给我一份塔斯社的电讯稿。他听后就问我，你不怕日方知道你与本社有来往而对你采取不利行为吗？我说：“他们的日子快要完了，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再沉默不言、甘于做亡国奴了，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听后，他就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是不是日本宪兵队的密探，想借此来了解我们的行动？”我说：“我所要的是你们公开发行的电讯稿，你们的任务不就是要在中国散发这些电讯稿吗？这有什么秘密可言呢？如果我是日本宪兵队的密探，那我要这种电讯稿干什么？如果说我是日本宪兵队的密探，还不如说我是英美苏盟军的一名志愿兵。请你不必有什么顾虑，放手把电讯稿给我吧，英文版、俄文版或汉文版都可以。但一定要迅速和持之以恒。我相信你是会同意协助的。”他听了之后说：“这件事我还得和其他同志研究研究，你最好后天再来一趟，我把研究的结果告诉你。”这样我就抱着后天等好消息的希望离开了塔斯社，乘车回到了住所。
  第三天10点左右，我再次到塔斯社找夏希明。这时在他办公室里还坐着另外一位苏联人，年纪同夏希明相仿，经介绍知道他也是塔斯社负责人之一。该人不会讲英语，而我因很久没有用俄语讲话，讲俄语没有象用英语那样自然，所以我与夏希明的谈话都是用英语的。但当夏希明和他用俄语讲话时，我是听得懂的。夏告诉我，关于我的要求，他们经研究后，表示可以接受。每天早晚派人将电讯稿送到我的住所，中、英文版本各一份，并且表示不收稿费，完全奉送。我当即代表其他同事表示感谢。谈完话之后，他还邀我和那位负责人到附近的一家西餐馆共进午餐。席间，夏希明又半开玩笑地说，你是日本傀儡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大员，为什么要办这样一种反法西斯的报纸呢？你不怕日本人抓你？你认为日本人能容忍你这样做吗？我对他们说，我和我的同事都是中国人，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更不想做汉奸，我们是一批爱国的中国人，都是邓演达先生的部下，都主张国共合作，中苏友好。我们无时无刻不想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事。我们想尽办法，利用种种关系，打入汪伪政权，想以“合法”的身份，做点有益于团结抗战的事。危险肯定是有的，但我们已摸清了情况，日本人中也有反对这场侵略战争的。只要我们运用得当，勇而有谋，估计办这样一个刊物可以坚持一个时期。逮捕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我们不是大人物，而且也没权。暗杀倒是很可能的。所以，处处还得谨慎小心，免遭不测。最后，他们两位预祝我们成功，并希望我们能把每期出版的周刊，送给塔斯社3份，作为交换。
  与此同时，我又去拜访了前沪杭铁路局局长黄柏樵先生。黄先生早年留学德国学习铁路工程，在任沪杭铁路局局长时，曾聘请过几位德国铁路专家任该局顾问。这几位专家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退休了，但仍住在上海，他们对希特勒的穷兵黩武是很反对的。他们身居异国，仍很关心欧洲的战况，经常收听德国方面的广播，并时常把听到的新闻告诉黄柏樵。这样，我通过黄柏樵就可以获得有关德、意两国和日本在太平洋作战的第一手消息。这些消息连同塔斯社的每日电讯，给我们提供了最新而又较可靠的国际消息。这些消息，汪伪报纸是不敢登的，却又是沦陷区人民所急欲知道的。
  同时吕一峰与汪馥泉又分别与中共南京地下党和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人员，特别与潘汉年、范长江等联系，请他们经常供给我们有关解放区的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估计和对策，使沦陷区人民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