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微山湖渔民的来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当地人，如江苏铜山大四海的刘家、阎家庵子的阎家、张谷山的张家、山东济宁南仲家浅的孙家、蒲良山黄家等，他们陆地上有祖坟，有家谱，字辈相同，还常有往来；一部分是由江苏泰州、淮安和浙江嘉善等地迁来“填补”的。后来，有的与当地同姓湖民续了本家，写成家谱。他们因分工不同，称为大网帮、箔帮、鸭圈帮、鸭枪帮、罱帮、鱼钩帮、鱼鹰帮等。解放前，这些人各有自己的“帮头”。他们“船底无根，漂泊不定”，哪里有“生意”（渔业的吉利活），就在哪里停泊，由此造成子孙不能上岸读书，文化非常落后。如果哪家有了自学识字的人，就称他为“先生”、“圣人”，并请去记帐、写信，办理婚丧嫁娶，当“水练”（渔民自卫团体）的“书记”。
  抗战前，湖里的渔民有1000多户，5000多人口。日本侵占济宁、夏镇、韩庄后，因干湖但又不愿开荒种地，又不愿当亡国奴，大部分迁湖到洪泽、宝应、高邮等湖和长江港汉等地，只剩下500多户，2000多人口。
  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渔民因受压迫太深，一向是同情和支持农民革命的。秦末刘邦在芒碭起义后，东征攻打薛郡（今薛城），杀泗水郡守壮，还军单父、方与（今渔台、单县附近），东渡微山湖时，使用过渔民的船只，并在夏村（今夏镇）纳妃戚氏，封给疆土，修筑戚夫人城（简称戚城。清朝咸丰年间，沛县被洪水淹没，迁居此地，改称部城）。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徐洪儒、张方造、王道善、程继礼等聚众数万人，攻占丰、沛县城和夏镇、龙堌集等地。杀赃官，除恶霸，开仓济贫，大快人心。在过湖时，渔民提供船只，招待食宿；义军发给渔民粮食衣物等。义军撤退后，官军杀害了渔民1000多人，造成人烟稀少，不得不招来了外地的渔民来“填补”。
  湖里的芦苇丛中，经常潜伏着土匪，上岸抢劫后，回到苇丛中潜伏。官军无法剿捕。咸丰年间，土匪拦截大运河上的运皇粮船帮，引起皇室震惊。时有勇敢的渔民刘大猛率其子刘玉英等数十人，在官军指挥下，以鸭枪为武器，侦察剿捕土匪，保护粮船安全，湖面得以安宁，遂屡受赏赐。徐海道尹英以下令成立“水练”，委派刘大猛父子先后担任帮办、董事等职，又发给钢板（用于防御枪弹）、八里推（打铅弹的二人抬）和造制钢板筏子（立起钢板，上剜大小四个眼，把鸭枪和八里推塞进去非常安全），从此形成了水练剿匪的制度。每逢土匪作乱，官府即下令剿捕。土匪最怕鸭枪溜子从草丛里接近，往往还没发觉，即被铁砂子打死。远距离打击出去的“独龙驹”（为核桃形的大弹丸），打到土匪身上，会把身体截成两段；打到土匪船上，即形成瓢大般洞口，船板破裂下沉。每剿捕一次，湖里即安静一段时间。后来，官府为了运输物资和军队，把无鸭枪的渔民也组织到水练里，形成武装与保甲制度相结合，其建制改称团、营、队、班等。办水练的人，都是义务职，有事办事，无事在家生产。费用在渔民中筹集，富裕的多出，贫穷的少出或不出，一年一两次，张榜公布，用完再筹，大家都很满意。到了民国年间，官府为搜刮民财，巧立名目成立“船员公会”，发给火印烙制的船牌子，大船一元到两元，小船5角，无牌子不准行驶，还要受罚补牌。日寇占领华北后，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成立“水上抗日游击大队”，调动船只，用于渡湖。日寇占领滕县前，李明扬逃往陇海路南，义勇队自行解体。日军进占夏镇后，成立“水上自卫团”，实行保甲制度，调集船只，下湖“扫荡”。
  1932年2月，中共徐海蚌特委派张光中到夏镇建立党的组织，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建立南三八街、部城里、三孔桥、沙沟等4个支部，由总支委员会领导。通过调查，总支委了解到受灾最深的是湖里的渔民和湖边的湖民，他们没有土地，全靠捕鱼和割湖草为生，还受官僚和地主老财的压迫剥削。总支委决定：领导他们进行合法斗争，在群众中树立党的威信，扩大党的影响。在几年的时间里，总支委共领导了以下几次斗争。
  一、反高利贷、反贪污斗争
  1932年秋后，微山湖遭受水灾，渔湖民饥寒交迫，生活更加凄苦。当时，国民党沛县政府发放了2分低息贷款和救济粮。部城乡乡长庄兴志和夏镇镇长郭成瑾私吞了救济粮，又将2分贷款提高为8分贷给群众。在沛县政府供职的进步知识分子张天刍将实情告诉了张光中。张光中立即召开总支会议，研究对策，并决定党要领导这场斗争。党员鞠学伦、王全生、李保义带领灾民几百人，先砸了乡公所的牌子，又涌到区公所，要求区长刘皋民严惩庄兴志、郭成瑾。刘见来势凶猛，不得不答应：一要庄兴志交出救济粮，分给群众；二是高利贷谁借归谁，本息分文不取；三是呈报县政府撤销庄兴志、郭成瑾的职务，由群众另选乡长、镇长。党领导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二、反封湖斗争
  1933年底，渔业进入淡季，渔民和湖民正在打莲蕊、割湖草维持生活。此时，区长刘皋民贴出布告，禁止采割湖产，激起群众公愤。党总支书记郑安良和渔湖民中有威望的王志美（外号王老大）先发动群众照常采莲蕊、割湖草，又联合开明士绅，也成立了“封湖委员会”，与之针锋相对。官方的封湖委员会主任、老垬乡乡长李锡增乘着篷桅船，带动区警乡丁前来镇压。王志美和几百群众迎上来。李锡增掏出手枪威吓，熟练武术的王志美一个箭步跳上船去，将手枪打落在船板上，并扭着李的脖子使其跪倒，质问：“哪个叫你来的？”“区长”。“好，弟兄们，咱带他去找区长。”路上，他们经过乡公所，将乡公所牌子砸烂。到了区公所，王志美追问区长：“湖产是大家的，你为什么封湖？”刘皋民见人多势大，不敢承担责任，就打了李两巴掌，说：“布告是我出的，封湖是他出的主意，我也要负责。”王志美和大家追问：“怎么办？”刘说：“宣布无效。”王志美说：“口说无凭、立字为准。”刘皋民提起笔来写道：“自即日起，封湖宣布无效，按照惯例，湖产自由采收。”大家高兴地胜利归来。
  三、反警察迫害斗争
  1933年6月，夏镇警察局的警察发现三八街口安继才门前有一块西瓜皮，破口大骂：“你他妈的吃了瓜皮随便乱扔，违犯了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罚款5元。”安争辩说：“不是我丢的。”话未说完即被警察按倒在地毒打。围观的群众出面争执，警察见势不妙，便溜走了。党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发动市民罢市，并派人到警察局要求惩办打人凶手。局长赵子勤慑于群众的威力，当场赔礼道歉，要开除肇事的警察。第二天，区长刘皋民沿街鸣放鞭炮，要求各商行开市营业。这场斗争，又取得胜利。
  四、反挖河斗争
  1933年9月，汇子乡乡长王兆义，袁庄大地主袁某会同区长刘皋民要挖大捐河，排出湖水种麦，并领得沛县拨给的以工代赈款。只挖大捐河不挖南庄河、十字河，就要淹没下游的湖田，引起群众的不满。党组织闻讯后，仍由王志美出面，联合地主绅士江玉珠、张保钧、傅佑铭等出面与区长刘皋民交涉，提出：“要挖三条河都挖，只挖大捐河会把我们淹死饿死。”刘皋民不同意并下湖压制，一群光腚的小孩钻到水里，挖出稀泥，扔向刘乘坐的大船。刘命令水警持棍行凶。忽从芦苇里驶出小船几百支，鸭枪对准了水警队。刘急忙钻进船舱，连喊：“开船，开船，河都不挖了。”
  经过这几次斗争，渔民和湖民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确实是为穷人办事的，所以更加信任和拥护共产党。
  1934年夏，沛县国民党实行“清党”，对不愿登记悔过自首的共产党员，追缉逮捕判刑。夏镇的秘密党员张运海、张建基、余子良、姜永吉（后叛变）等下湖躲避。渔民知道他们都是张大哥（张光中的代号）教育培养出来的好青年，有的还参加了支持穷人的斗争，就竭力加以保护。他们白天驶小船到草棵里隐避，晚上到船上睡觉，一个多月才把“风头”躲过去，回到岸上活动。
  1936年冬，日寇占领华北后，党中央指示各地：国民党采取不抗抵主义，节节败退。我们身在敌后的党组织，要设法组织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取得最后胜利。1938年春，日军占领临城、夏镇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夏镇的党组织按照中央的指示，积极搜集国民党溃军的武器，成立除奸小组。青年渔民刘兆才等带头参加，白天在湖里学习休息，吃住在船上，晚上上岸活动。日军联队长绿岛到运河大堤上视察，胆大心细的渔民队员刘兆民用鸭枪把绿岛打死，还除掉了死心蹋地的汉奸维持会长刘风林，逼得敌人撤回了临城踞点。队伍很快发展到30余人，组成游击小队，张运海任队长，郑安良任政治指导员。渔民对自己的队伍非常爱护，自己吃稀饭，留下干粮给部队吃。战士负了伤，请渔民草医医治，煎汤喂药，鲜鱼鸭蛋汤不断，使得早日恢复健康。衣服脏了，鞋袜破了，及时给洗换缝补。夏天蚊子很多，乡亲们把蚊帐让给干部战士睡，宁可自己忍受叮咬。战士们很受感动，他们从家里带来了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送给了渔民老人和小孩，军民关系就是这样凝聚起来的。
  1938年3月17日，日军一个小队第二次进占夏镇，连续作恶多次。6月下旬的头天晚上，维持会长刘效良送来情报：“明天上午，山本军曹带士兵20人，汽艇2艘，机枪、手炮2门，到南湖巡查，请注意。”游击小队决定以鸭枪10对，加上20条步枪，在拐弯子河打伏击。中午12时许，汽艇“嘟嘟”地开来了，到了拐弯处放慢了速度。这时，只听一声令下，鸭枪和步枪一齐发射。敌人未及发现，全都成了死尸。
  1939年春夏，沛滕边区县，办事处相继成立。水上游击队发展到100多人，编为警卫连，担负县机关的安全保卫任务，也相机执行除奸和歼敌任务。是年夏秋湖水干涸，渔民捕不到鱼，生活困难。县委通知机关、部队，使用船支一律付费，吃饭要付菜金粮票（办事处制的）。秋后，县委发动渔民开荒种地，并发给购买种子、农具的贷款。没有耕畜，干部战士帮助拉车、挖地。冬天，政府发救济粮给渔民。铁道游击队截火车运来的大米、面粉和布料衣服，也送很多给渔民。渔民感动地说：“我们的一切，都叫政府包下来了。没有党和部队，我们就活不到现在！”
  1940年夏，湖西的顽军冯子固，湖东的周侗，执行反共政策，积极向抗日军民进攻，不断制造摩擦。入冬，更与日伪勾结，频繁骚扰挑衅，企图消灭我们。经湖西地委同意，我们于11月21日夜，乘大网船50余艘，共2000余人，离开夏镇，一夜行程150余里，到达马桥渡口登陆，顺利到达湖西地委住地。留下新任县委书记王洪垒等，与秘密党员联系。
  机关部队刚离开夏镇一个多钟头，湖西顽军一团三营赵宾亭即进入夏镇南部（北部仍为日伪军占据），搜索行人，清查户口，扣押了可疑之人。伪“水上自卫团”团长蔡春如积极投靠，提供名单，勒令渔民党团员和各抗救组织成员，到自卫团逐个登记悔过自首，稍有怠慢者，即令团警出动钢板般子抓来关押，刑讯吊打。渔民盼望县委和部队快快回来，解除倒悬之苦。县委书记王洪垒等乘夜间来安慰，渔民更加坚定了斗志。
  1941年春节刚过，张运海带领手枪班来扩军，准备恢复水上交通线。并会见了王洪垒，商议县委回来的事。他们看望了大捐村的渔民老少，相互诉说离别后的苦情。张运海又作了征兵动员，说明“县委快回来了，要给大家报仇雪恨！”青年听说要扩军，纷纷报名，十几天就应征30多人。
  三、四月份，新县委陆续回来，整顿党团和群众组织，游击队很快发展到100多人。奉湖西军分区命令，整编为“微山湖水上游击大队”，队长张运海，政委孙新民（教导四旅调来）。就在这时，我们得到情报，进占微山岛的日军一个小队已撤回临城，只剩下滕县伪军“剿共自卫团”阎成田两个大队100余人和韩庄的伪军几十人，对湖渔民任意掠夺。县委决定铲除这些恶魔。微山湖大队联合铁道游击队、运河支队、滕沛大队等，夜间乘渔船登陆，一举将敌全歼（其中20余人涉水避窜被渔民张设的鱼钩逮住）。从此，机关部队常住岛上工作修整，被称为“敌后小型根据地”。
  自1938年夏，到微山湖解放，我们建立起来的湖上交通线，一直畅通无阻（大撤退后曾中断两个月），起到了湖西地区与山东分局之间的联络作用。渔民交通员在任何恶劣的气候下，都圆满完成任务，没出现任何差错。不管刮大风、下雨雪，只要陆上交通员和干部来了，都能及时渡过。其中有从延安来的中央首长和山东军区的同志，如刘少奇、陈毅、陈光、肖华、朱瑞、郭洪涛等。1943年12月30日，山东军区首长陈光、罗荣桓、黎玉、肖华，专门发来表扬慰问信，极大地鼓舞了湖区军民的斗争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