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夕，滋阳乡师（通称充州乡师）爆发了一场该校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学生运动。它前后持续了3个月之久，后随“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结束而结束。
  （一）
  这次运动的起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时日寇侵华行动步步紧逼，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后，又向华北侵入，并拉拢了极少数民族败类成立所谓“冀东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等等。另外在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下节节败退，签订了出卖民族利益的《何梅协定》、《塘沽协定》，这不能不激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师生的反对。我校进步师生也决不例外。
  再就是学校里有些进步的老师，如孙铁夫、段雪生、廉立之（孙、段当时都是共产党员，廉于解放后入党），经常对学生讲时事，讲救国救民的道理，特别是廉立之老师是北师大刚毕业不久的一位教历史地理的青年教师，每逢他讲课学生总是要求他讲时事，讲苏联革命史。孙铁夫是我们的级任，四川人，他在课堂上也讲些历史上爱国忠臣名将等，以激励学生的爱国思想，但比较谨慎，晚上自习时我们到他的宿舍就谈得深些。他告诉我们青年学生要进步，要救国，不然当了亡国奴就和琉球和台湾一样了。另外还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教美术的姜蜀轩，一位是刘松堂，他们除了教美术，还组织了一个“大众剧社”让学生演文明戏，演京剧《打渔杀家》和《女起解》，七级二班的张效启（即狄生）就参加过演出。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有力领导。1935年，地下党在同学中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引导同学自学马列主义，我参加了这个组织，我们七级一班的邱学广、张京武、于学谦等七八个同学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同学除谈抗日救国之外，还经常和同学们研究劳资问题，即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问题。
  这些情况表明这次学生运动是有政治原因和思想基础的。同时也有一定的组织基础。是由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
  这次学生运动的最直接原因，就是1935年8月间黄河决口，湖西各县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而学校办了个试验农场，学生经常去参加劳动，学校帐目不清，这就成为学生起来反对学校的一个导火线。
  （二）
  领导这次学生运动的当然是学校的共产党。出面组织的学生领袖有三级的张襄阁、四级的孔繁阁、五级的王登明等。大约在11月中旬早餐时张襄阁发表了讲话，历数湖西学生遭受严重水灾，学校帐目不清、不公开，剥削学生的劳动，事务处置学生身家性命于不顾，尤其日本侵略中国，侵占东北，又把魔爪伸向华北、国民党政府一直采取不抵抗主义、对湖西水灾学生不予救济……等等，随后宣布罢课，并成立学生委员会领导罢课斗争。同时又宣布这次罢课与从前、与全国其它地方不同，即不破坏学校设施，但可以贴标语传单。这实际上是采取的一种很稳妥的策略，避免学校勾结政府镇压学生运动。
  学生罢课之后引起学校极大震动。第二天即召开会议，由训育主任王鹤轩讲话。他讲话的调子基本上是同情学生，又劝导学生不要罢课以免影响学习。他讲话的基调是调和折衷，他说湖西受水灾，学生家庭一把泥一把汗种点粮食眼看到口，一场水冲掉，令人痛心，但你们的家长很不容易，他让你们来念书，不好好上学也对不住家长。他的讲话没有熄灭这把火，但学生们也没有太大的反感。过了几天，校长赵德柔亲自出马召集学生开会。他的讲话既有劝说又有威胁，他的中心意思是四乡师是受省教育厅长何思源表扬的，学生应好好念书，不应该闹。国家大事你们管不了学校也管不了，闹下去就要影响上学等。他的讲话激起了学生的强烈反对，学生公开提出“要民主”、“要清算学校帐目”、“救救受灾的同学”、“要抵制日货”、“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等。赵德柔讲话不灵，又搬出国民党滋阳县县长周侗出来讲话。周侗也未敢强行镇压，只是假惺惺地对湖西受灾表示同情，同时又威吓说，国难当头学生应该发愤求学，不应该闹。闹下去于国于民于自己都不利，应该赶快复课。对学校当局和县长周侗的讲话学生领袖们几经商议与学校提出交涉，不答应学生的要求不能复课。这样就僵持不下。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学校当局又生出压制学生的坏主意，即调来驻充州的国民党二十师孙桐萱的部队，以打篮球为名到学校来了一二百人。有打球的，有看球的，闹腾半天，气氛十分紧张。学生也是自己打自己的球没有理他们，实际上观察动态。过去两家经常一起赛球，现在友谊气氛一点也没有了，二十师的一二百人即行离去。这显然是有计划的示威和压制学生行动。
  在学生与学校当局斗争相持不下的时刻，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听说北京的学生要南下，我校的学生积极活动响应“一二·九”运动，要求“抵制日货”、“抵抗日本侵略”。就在这个时刻学校当局耍了个大阴谋，扬言再不复课全体学生“放假”，学校“停止伙食”（当时师范学校学生每月补助五元生活费，停止伙食学生就无以为生了），我们都气愤不堪。学校这么一搞学生也有了分化。以六级几个不怎么好的学生为代表成为“护校派”，绝大多数学生坚持正当的要求，学校不答复要求不能复课。最后学生罢课委员会为照顾绝大多数学生的困难，将计就计来了个空校运动，召开大会宣布同学们可以回家，但是未接到学生会的通知不得回校复课。
  学生回家一个月左右，“一二·九”运动也过去了，学校当局假借学生会的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学生回校复课，大多数学生没有回来，少数“护校派”全回校了。随后学生委员会通知回校，我们才回到学校。回校不几天学校就贴出布告，宣布了开除和勒令退学的50多名同学的名单，其中就有张襄阁、孔繁阁、王登明等。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七级的张效启（狄生）也被“劝退”，于此同时我们的级任孙铁夫、四级级任段雪生以及刘松堂几位老师均被辞退，训育主任王鹤轩称病休息，学校另聘陈柳村为教导主任，在学潮期间吓跑的事务主任陈某又回到学校。
  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就此结束了。
  （三）
  这次学生运动从表面上看中共地下党和群众都受到一些损失，但它的影响却不可低估。
  第一，它打击了学校的专制不民主和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主义，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团结抗日已成为学生的舆论。
  第二，学生们的革命活动并没有扑灭，党组织依然存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虽然被取缔了，学潮后又改了名字叫“读书会”，参加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当然学生中的分化也日趋明显。我有几位好心的岁数大些的同学如殷沅昌、史尚哲等劝我说：“你何必参加那个读书会，弄不好，就上不成学了。”我说：“读书上学不是一会事吗？有个会怕什么？”这个“读书会”经常活动，经常辩论一些政治问题，除了劳资问题，其他如1936年“西安事变”学生中，就出现了拥蒋派和反蒋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就辩论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依靠全民抗战，还是单纯依赖国民党中央军进行抵抗；日军占领济南之后是随学校南迁到“大后方”跟中央军走，还是留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而“读书会”的同学绝大多数是坚持留下来，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1937年12月日寇占领济南之后学校南迁，我就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没有随学校南迁，而留下来参加了当地抗日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