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30年，我从北平到了太原，阎锡山即任命我为少将武职参事。当时，蒋介石有宋子文等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又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默契，就幻想采用清朝康熙皇帝削平三藩、统一宇内的方法，利用阎锡山的两面阴谋，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瓦解了阎冯联盟（冯被阎软禁在太原），又扑灭了唐生智、汪精卫的反叛，进而想乘着日本人炸死张作霖的有利时机，进一步消灭阎锡山的势力。阎锡山没有了退路，无奈只得舍死一拼，这才东拉西拼。然而对自己的军事实力缺乏信心，更无军事政治的韬略人才，就不惜拉拢各派反蒋人物。我在这种情形下投到阎锡山部下，倒也长了不少见识。
  汪精卫的代表陈公博、李宗仁的代表郭德洁、上海商会会长张向山、西山会议派黄复生、山东代表王鸿一，加上四川军阀的代表，又派人联合了奉天的小张（张学良），再拉来韩复榘、石友三，这些人聚集在阎锡山的督府，象小老鼠开会一样，也想不出一个“给蒋介石的颈上挂铃铛”的办法来。
  那时，我白天接待宾客，不能参加阎锡山召集的会议。晚上给徐永昌作顾问，关于军事部署和各将领的情况，他都来问我。
  记得最大的事，是如何处理冯玉祥。冯玉祥从苏联回来时，我在五原见过他，认为他是个战将，但不是政治家。我说，现在既然决意要打，二集团的旧部庞炳勋负不起责任来，只有叫冯玉祥回去。如何对冯说呢？那只有把软禁说成是安全保护，说现在一切都筹划好了，请大哥回去统帅旧部，向蒋介石硬干，军饷枪械由我们负责。
  第三天，徐永昌对我说：“冯玉祥走了。派了17辆汽车运现洋，枪械弹药续运。只是韩复榘的向背仍不肯定，怎么办？”我说：“只要电召王芳亭来，重礼厚币，便可成功。”徐不接受。事情最终坏在王芳亭身上，韩复榘后来投靠了蒋介石。
  阎锡山委任徐永昌为陇海总指挥。徐故意推辞，他问我：“这个位置谁干最合适？”我考虑到他是个不会指挥作战，专于败中升官的人，便沉默不言。他和颜悦色地说：“你我共事多年，你还信不过我吗？”我那天真的被他骗了，便直言相告：“公升大位。论私情，我是高兴的；若要论指挥山西这些将领来说，公不若商震。”他故意说：“你说的很对。明天我就力推商震干。”
  在战事未起前，阎锡山叫我去上海联络海军反蒋。在上海我与陈训泳司令官和老将军萨镇冰会面。他们都说，海军不同于陆军，说动就动。请先准备饷弹，一俟拿下徐州，然后海军乘机起兵，早动也无用。”我回来回报阎锡山，他感到财力不足，想等拿下徐州再说。
  战事启端后，陇海方面先前进。傅作义由河北经山东西部过黄河，由泰安南进，想着会师徐州。张荫梧击溃韩复榘到达益都、寿光一带。由于徐永昌采取了背叛行动，蒋介石得以抽兵北上，迎击傅作义。那时我随阎锡山在济南，即给有关首领建议：陇海方面不向前推进，傅作义部绝难久持。应对韩复榘取防势。令张荫梧由张店、博山南下直指枣庄，击蒋军右侧背。那里是山区，很容易控制津浦铁路。傅作义侧翼有了增援，士气必然大振。我还建议，严令陇海线的部队速作决战攻击。然而阎锡山的幕僚长朱兰荪老朽昏庸，一筹莫展。到了傅军处境不利，韩复榘又开始反攻，张学良通电进关，战事急转直下，阎冯军全告瓦解。我对阎锡山、徐永昌、张荫梧等人的作为完全失望了，即回到北平赋闲。
  我在北平的生活，由老同学照顾，傅作义便是其中之一。我在小拐棒胡同租了一个三间房子的小院。山西将领们到北平来的，对时局变化和张学良的调配，莫知所措，有失落的感觉，或嫖或赌，忘乎所以。唯有傅作义急着整编部队，部署晋北和绥远的基地。他曾托我代他协商李生达师开往晋北，以便为自己的部队在平绥线上占下基地。张学良也很同意。我刚去时，李生达也表示同意。等调了车辆去，李生达又变了卦，不愿北去。这是由于蒋介石的分化政策，山西国民党苗告宝从中作了工作。1931年，李生达忽然电约我到晋，托我当代表赴南京向蒋介石致敬。我有为难之意：去年助阎反蒋，今又投蒋，自感无味。李生达说：“一切不用你多心，到南京由苗告宝负责介绍。”我想继续在北平株守，生活将成问题；南方政局如何，亦应有所了解，乃应允为其奔走。5月份我到了南京，由苗告宝介绍，见了蒋介石。蒋委任我为少将参议，并发给李生达补助费5万元。从此，我又有了生活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