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张贼宗昌祸国祸鲁，残害人民，罪恶滔天，真是罄南山之竹难以尽书，凡我山东全省人民，凡我全体革命同志，凡我爱国同胞没有一个不切齿恨他的，而我与他更有不共戴天之仇。缘在民国十六年秋间，张宗昌等直鲁军大举侵豫。先继父郑公振堂奉冯总司令任为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兼援鲁军副总司令职（总指挥兼总司令为今皖主席刘镇华氏）。刘分一部分军队与先父统率，驻于曹县，以抵挡鲁军。不料此部之军长姜明玉，土匪出身，贼性未改，暗受张宗昌贿买投降，即以缚送先父至鲁为交换条件。先父遂于十月十四日被其扣留，押往鲁军刘志陆处，转送至济南。各方故旧均去电求张保留其性命，张贼一一答应，允予优待，但未几，张贼得接前线报告，全部大败，几至覆没，乃迁怒于所俘将领，即下令将先父及马军长祥斌（第一集团军的，前被张敬尧欺骗拘捕者）二人就地枪决。先父遂于十一月六日在济遇难，其秘书长丘中度只身脱险，逃回冯总司令部报告，乃得知其情。杀死俘虏将领为不合法、不道德之举，故我与张贼宗昌成为不共戴天之仇。
  事后，我秘密使人回济寻觅先父尸骸，花了运动费三千元始得领回。尸骸于生前被其残害，头部由左眼眉起至右耳下止此一段已完全没有了；右背之上段及右肩全部都没有了。真是惨无人道！幸而先父生前留了长胡须，又仍有个人衣服在身，故尚可辨认得出。我的仇恨愈深了。
  先父被害后，在鲁家产亦全被张贼收没（至今仍未完全恢复旧业）。因张贼仍盘踞山东，我是济南人，无家可归，乃将全家数十口迁逃于天津租界以避其锋。在那里租了一个小楼，月租二十余元，地小人稠，人人每夜只好席地而卧，困苦不堪。那知道张贼想铲草除根，又要秘密捉我。至此时，我得此消息，全家老幼哭天叫地，真是欲生无路，欲死不能。张贼嗾使直隶督办褚玉璞秘密捉我，先照会英国租界当局，将我住所包围搜捕。可巧我此时不在家，自此我便不敢住在家中，一日数迁。我自己另在日租界赁了一个楼躲避，门外贴上王姓字条。但又被探着，我一得消息即便逃出。后来有一银号经理真是姓王的，转赁此楼偕眷居住，门外王姓字条也就沿用。过不几天，那姓王的就被人暗杀了，白做了我的替死鬼。一想起来，我真危险！不久，张敬舆（绍曾）先生在津又被暗杀，我全家老幼更吓得魂不附体，因此时我与张先生共同担任革命秘密工作，故有唇亡齿寒之感，日夜不得安眠。吾母乃日夜催我速离天津，以免落在贼手。可是那里有钱来作路费？万不得已求亲告友，凑借了数百元，将家眷转托亲友关照，我即乘外国轮船离开天津，绕道大连上海，转南京而往河南开封见冯总司令，得蒙发表参赞名义，随军担任北伐工作。
  北伐成功后至民国十九年，我始得同全家老幼返回山东历城原籍，为先父治丧。临入土之时，我在灵前跪地痛哭，大声哀叫：“吾父生前为贼所害，必不暝目。为儿罪在自身，有生之日，誓报此仇。至时望吾父在天之灵，赐儿一助。儿当追随吾父至九泉。今日入土，吾父你早日瞑目吧！”自对亡父立誓以后，寻机报仇之念，无时或息，常觉父仇一日不报，为人子者实无脸偷生于世间。
  自国民革命成功后，山东省政府及国民政府均先后有令通缉罪大恶极的张贼，可是因种种关系，他仍然匿居北平，逍遥法外。二十一年九月二日，张贼突然来济。同行者有参谋长金寿良、秘书长徐晓楼、副官长程镕、李文征、承启处长刘怀周、及随从二十余人，住在石友三的家里。他这次返鲁，表面上是以回掖县本籍扫墓为名，但其实是怀有很大的阴谋毒计。原来他先派人运动好刘珍年部下的团长倒戈，他去电请刘珍年到一处地方相会，准备在此杀死他而夺其军起事，重据山东地盘。不料刘珍年知机不复。张贼等了多时，知事不谐，即诡称母病，得北平急电，中止返籍而提前北上。
  在此时期，我已得韩主席向方聘任为省政府参议，全家都回济居住。自闻得张贼到济后，辗转不安，一夜之间先父亡灵来警告数次。次早起床，更觉不安。早饭后，内人看见我神色不对，即劝我到慈善公所玩玩。此公所设有吕祖坛，正当开沙（扶乩）之日，我也随众玩玩请训。我请得龟将军临坛，在沙上现出两句云：“鱼耀门庭多瑞霭，保尔得登九重渊。”一时心事涌起，报仇之念大作。时已下午三点余钟，我方行回家。走至大街上，突闻卖报的高喊“张宗昌奉母命今晚返平……”。问讯之下，自思“此次真是千载一时的机会，若教张贼走了，再有何面目偷生为人？”急急返至家中，叫内人快开饭吃。内人去，饭尚未妥，请我先吃点酒。我即在书桌上一边吃酒，一边写两张信与韩复榘主席，说明国贼张宗昌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及我与贼同死之决心，但因出事在山东范围内，故请其原谅。写好信后，看手上表已是六点稍过。因为火车六点三十分就要开了，不能再误，我即到房内将两枝枪带好（一是盒子炮，一是小枪），把手表脱下并绝命书统交给内人，吩咐她待我走后过十五分钟，即派人送书与韩主席，并告知他杀贼目的，匆匆间说了几句诀别的话。内人李书云并不难过，也不哭泣，反用壮言鼓励我说：“务要杀死贼人，但小心为要！”又说：“你的枪插在腰间，肉太吃苦了！”随给我一条手巾，将枪包好。象这样知书识理深明大义的女人，真是巾帼丈夫！
  我即走至前院叫陈凤山等三人随同出门，并给陈以手枪（盒子炮）一支。门前有一汽车行，我即雇了一辆，登车向石友三公馆而走，到时已六点十六分了。那时，石宅大门关闭，不似有客的样子，我即问岗警。据云：“大家已往津浦车站；如你要送张督办，还能赶得上。”我即命急转车赴车站。至附近之处，我恐人多着眼，易被人看破，即命从人下车。惟陈凤山一人不愿离开，因其看我神色不同往日，心知有异，坚问我有何事。陈凤山原系先父的旧部，少小跟他出身，随我共甘苦、同患难也有十五六年。我知道他忠勇义侠，又见他很坚决紧随，不愿离我，乃对其说明此来非杀死张宗昌不可。他说：“杀张宗昌，我自己去杀；你可不要去。你要是一旦有危险，家中几十口人，老的老，少的少，将来如何得了？”我即说：“虽然如此，但你自己恐难成功；就是成功也恐师出无名而结果无办法也。我决不能顾虑家事，将来我若死了，就不了了之。”他随说：“好！”于是一同进车站。
  张贼登车后，即请各送车人员到客厅车上畅谈其此次到济目的及中止返籍原委。时开车时间已近，送车者纷纷下车。那时我同陈凤山刚跑进站，瞥见张贼在车上与众人言别。我见时机已迫，即急急走至其车前混入纷纷下车的送客者之间，陈凤山在车之西头，我在车之东头（济南车站东西向）。时六点二十二分——离开车的时间只有三分钟，张贼站立在车之西头车上与送客告别，陈凤山即出枪击贼，一枪未响。张贼大叫“不好”，回头往车内逃跑。车前送客的人均四散五逃。陈凤山随即追上车门去，又射击一枪，又未响。张贼急开东头车门而逃。陈凤山已追上，再击一枪，亦未响，即被从张贼同来之刘怀周在车中抱住，凤山极力挣脱紧追。张贼已开车东头之门，下车向北逃跑，陈凤山在后追赶。张贼随从等在陈凤山身后追赶，向凤山开枪。凤山正被铁轨绊倒，弹从身上飞过。我一枪将张贼的承启处长刘怀周打倒，随手又一枪将张贼击中于第三站台北崖。张贼应声而倒毙。陈凤山立起后，又对张贼宗昌头部上击两枪，即结果了该贼张宗昌之狗命。尸首横陈于第三站台北崖之第七股道上（距离我放枪击死他之处约七十米远）。
  先是，陈凤山之枪因多时不用，三发不响，及因跌倒一震之力，枪弹连发连响，真是巧极。我因先父前惨被张贼残害至头部上半没有了，所以预早决意必要在张贼头部击死他，并以此意告陈。我先发那枪就击中他的头部登时丧命，倒毙铁道上，把手脸也压破了。后来陈凤山赶上，又向他头部连放两枪，更把他头脑打个稀烂，可谓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了。还有一件事可为记述的，那就是当我们杀张贼时，我俩共放了不过七枪，而同时车上枪声竟连续响至百余发之多，如在战场。原来早就在车上埋伏候机刺杀张贼者还有多起。一是其部下曾被其杀害之某将军之三姨太太，密购死士，为夫报仇。是日亲自指挥六人预定在车上行事；又有被其杀害之某将军及××等之家人亦皆有人在车上布置。不料竟被我先得机会。各人一见事发，即在车上开枪助威及助战。如果张贼不死在我手上，也无幸免之理的了。至陈凤山当初在人群中开三枪击贼，如果枪响，不难误伤毙车上之中外乘客，则或许惹起困难问题。三发不响，而一响即行成功，真是幸事！张贼本来随身带了手枪多支，有一支却在石宅被石友三取去，但其余则放在手提小皮包内。因为他有种种谋为不轨的秘密要件和电报密码都在皮包内，所以他连枪也锁起来。至临急之时，不及开取抵御，只得空手而逃，毫无抵拒能力。这真是罪该万死，“天夺其魂”了。
  当我击倒张贼之后，其便衣随从七八人纷纷下车向我放枪。我隐身于站台洋灰柱子之后，奋勇应敌，当场又给我打伤三人。我们一闻张贼倒毙，始分行逃去。我从后追赶，直至客厅已不见他们踪影，我乃停追。统计我与陈凤山二人是次共发子弹七粒，除死张贼外，尚伤毙其随从四人，其余人等一无损伤，亦算幸事。
  我回到车站上，即投赴钢甲车前之执法队自首，即被捉住。起初，车上士兵以我为乱党施行暗杀，即将我按倒在地上，拳脚交加更以枪托乱击，打得我遍体受伤，肉烂血流，全身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上下衣服也都被打碎了（后来在狱里经中西名医疗治经过二十九日才得痊愈）。幸而当时程司令希贤赶至，喝住众兵。车站军警就将我背手紧紧的绑起来（数小时之间，我的手全成黑色，已失知觉。当时，我立在站台上大声宣言：“我名郑继成，郑金声系我叔父，我过继他为子。我杀死张宗昌，一为革命增光，二为党国增荣，三为山东及全国除害，四为我父报仇。”当时车上乘客均鼓掌如雷，深表同情，有一人身着白色学生服装，年纪不满三十岁，下车对着我大呼：“郑先生，你真大英雄，大豪杰！中国不亡者即在于此！”呼毕，又上车去。我即被押至车站候车室。
  张贼被杀后，消息传播迅速，不一时涌到车站围观着有数千人之众。张贼秘书长徐晓楼随程司令希贤走进轨道前出洋五十元交程，程乃招人抬贼尸云：“张督办也是你们山东老乡啊。谁愿抬他的，得洋五十元。”观众纷纷大声说：“多管闲事！五百元也不抬，五千也不抬。”这可见我们山东人怨恨张贼之深了。当时忽有人大叫：“快闪开！火车来了！”众人一哄而散。张贼之尸卒无人肯抬，后由驻站的军警受命令而抬至济南日本医院。
  至晚上八点余钟，车站秩序恢复，我即被送至第三路军法处。韩主席有令云，我是自首投案，不要绑，先押起来明日再问。次日，军法官押我到省政府，可是我全身皮肉都烂了，疼痛难堪，摔倒在地。不得已乃由数人扶我上汽车，直押至韩主席那里。我对他说：“请主席原谅我吧。我誓与贼同死，非止今日。”他说：“这是行政机关，不能办理此案。现已经打电报告中央请示办法了。”我说：“请主席先把我的参议一职开缺，即送我到法院去打官司，我十分感谢。但我有一样要求：张宗昌是我最先一枪杀死他的，陈凤山跟我前去开枪，但杀人的是我，陈凤山无罪可言，请主席把他释放了。”他即时慨然允诺，并夸赞我为大丈夫，好朋友，此次就是死了也值得的。
  第三日，我即被送到济南地方法院。经检察处开过侦查庭三次，复经审判处开庭三次，就判了我七年有期徒刑。当时审判推事说：“你如不服，可以上诉。”但我早立誓与贼同死，今已杀国贼，已报大仇，已了一生大事，死而无怨。法律判决，我甘服从，并不上诉。于是即到监狱受刑（审判程序太长，已见当时各报，现不赘述）。
  张贼死后，全市棺材铺均不肯卖棺材给他。后来，程希贤司令对我说笑云：“绍先（我的名字），你杀了我的爹了！”我问：“什么事？”他答：“你把张宗昌打死，没有人收葬他，连鞋子、衣服、连棺材也买不到。经我多方设法才找到一副，白替他做孝子，你不是杀了我的爹吗？”张贼身材魁伟，平常棺材也不合他用。刚有一副大棺材是在多年前张贼来鲁时一家铺子做下的，刚合他用，卒为程辗转买得，也是巧极。后来，张贼棺木停在安微乡祠竟有人想放火烧他的棺木以泄愤。各方安徽同乡又打电去抗议接收其棺木。主事的人怕惹出大事，不敢再许其停在那里。张贼家属急请其旧部秘密运平，这事才算了结。
  自从我的案子移归法院依法律办理之后，各方帮助我，营救我，安慰我的真是多不胜记，真令我感激之极。第一，蒋介石来电当局云，应照法律手续办理；如科罪太重，再援特赦条例办理等语。在我坐狱期间韩复榘又接济我的家属，也是我难忘记的。本省各级党部、各团体、各机关、绅商学报各界与曾被张贼残害者之家属纷纷努力援助。本地律师十余人都愿义务替我打官司，由他们推举三人出庭辩护，其余从旁赞助。各省各界来电来函努力营救或安慰我，知名与不知名者共数千。在被押期间，各民众团体及各方人士所送食物计值不下万元。有一位先生来信云，能干这大事的定必是大英雄，大英雄必定心好饮酒，所以他将托人到山西买两瓶顶上汾酒送我。又有一位自称姓赵的送二万元现洋到我家里，内人拒绝收之。后来又有一人称姓李，云奉冯总司令命送银四千元到家里去。内人见是自己上司送来的就收下了。我去信多谢，但是冯总司令复信云并没有叫人送款，我怀疑这乃是头一次送二万元银款的人化名用计送去，可是后来见着他，他又自称姓王，并否认其事。象这种侠义而不属其名之人，真是难得之至。又有一位曹中直先生，宁愿变卖家产四十万元助我打官司，确是当今义士。此外到监狱里慰视我的每日有百余人数十人不等，多不相识，有自外县外省特来的，七个月之久，日日无间。中央委员陈立夫、程潜、柏文蔚等及国民政府孙院长科、李委员烈钧、陈委员长树人、薛委员笃弼等数十人均屡次请求特赦。结果，到二十二年三月，国民政府下令将我特赦无罪省释。我自是出狱得复为自由之人。事后又在本地各团体开会欢迎有十余次之多，各方各界来函电贺我的不计其数，皆令我感激万分。
  继成一介武夫，虽未尝学问，但恩怨分明，自幼受先父庭训，及长又得冯总司令的教练，只知矢忠矢勇，爱国爱民，锄奸杀敌。此次为国杀贼，为民除害，为父报仇，早愿与贼同死；何期得各界人士的救助，及邀国家的大恩，竟蒙特赦，真是九死一生的万幸事。国贼果死在我手，我一生已够本了，此后余生，皆是国家与人民赐给我的多余的利钱。这里所书数言，仅是略表个人感激之心。他日有牺牲为国为民的机会，便是我感恩图报之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