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58年7月刘少奇同志来山东视察工作。随同刘少奇同志前来的除王光美同志外，没有其它任何工作人员。安全工作和生活接待由各地负责。
  少奇同志在山东视察了五天。其间在济南一天，住交际一所东楼（即一号楼）。上午听了省委的汇报，下午视察了北园的丰产田。第二天乘吉普车赴聊城视察，少奇同志坐在吉普车的前面，王光美同志在后面。时值盛夏，天气炎热；又是坐吉普车，一路颠波（那时没有沥青路面），疲惫之状，可想而知。中途只好勤停车，勤休息。那是50年代，没有汽水、果汁等饮料，只好用西瓜作冷饮。少奇同志对山东的西瓜（德州西瓜）还是很感兴趣的，每次都吃两片。在聊城地委吃过中饭，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听了地委书记朱永顺同志的汇报，当夜宿聊城。地委条件较差，没有高级宾馆和招待所，便将朱永顺同志的办公室简单布置了一下，安上一个双人床，作为宿舍。农村蚊虫很多，咬得人睡不好觉，临时买了一架蚊帐挂在床上，以避蚊蝇叮咬。当时条件落后，设备简陋，没有电扇、自来水等设施，只好在他的住室里安上一个大水缸，装满清水，供他们洗脸擦澡之用。次日早饭后仍乘吉普车去寿张县（现已划归河南省）台前公社，视察了玉米、谷子、地瓜等丰产田。当天赶到高唐县视察棉花丰产田。高唐县用土特产品招待。当地的土特产品，除了棉花就是地瓜。他们用地瓜面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馒头、窝窝头、发糕、旦糕、饼干、糖果等等十几种饭菜：全是地瓜面做的。少奇同志对他们的粗粮细做表示欣赏，但是由于口味和习惯问题（少奇同志愿意吃大米），吃的很少。第四天视察棉田，下午回到济南，第五天由济南乘火车去河北省沧县，视察灾区。临走前王光美陪少奇同志走到厨房里，拜访厨师。给少奇同志掌勺的厨师赵树林同志正在干活，毫无思想准备。王光美说：“少奇同志来看你来了。你做的饭菜很好，很合口味，向你表示感谢。”少奇同志随即伸出手来，赵树林正在干活满手是油，不好意思伸手。少奇同志赶紧握着赵树林的手表示感谢。
  少奇同志来山东视察的背景是：山东的浮夸风比较严重。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卫星上天”，“元帅升帐”。高唐县竟贴出大字标语“在三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少奇同志为摸清实际情况，决定亲赴农村视察。少奇同志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他的行动感人至深。突出的特点有两个方面。
  一是轻车简从，微服朴实。
  他从北京出发，来山东视察工作，没带随行人员，只有王光美同志一人跟随。王光美同志既是文字秘书，又负责生活管理。
  少奇同志生活简单节省。早餐：牛奶一杯，鸡蛋一个，一片面包（或一个小馒头）；中晚两餐：各两菜一汤（两菜一荤一素）。由于王光美同志随同，我们加一个菜，他表示同意。如果加两个菜，他就嫌多了。他的烟量较大，一天吸两盒烟，但是他不吸高级烟，只吸“大前门”。我们给他准备的“大中华”，“紫罗兰”等香烟，他一概不吸。
  他穿着朴素，头戴草帽，身着布衣，脚蹬圆口青布鞋，手持蒲叶扇子。王光美同志身穿香港衫，下着长腿裤，脚穿方口青布鞋，剪短发，戴草帽，朴素无华，完全是一般女同志打扮，没有首长夫人架子。
  少奇同志的文体活动，主要是散步。在山东期间没有为他组织晚会，他不喜欢跳舞，唯一的活动方式每天晚饭后和王光美同志一起在交际处一所东楼前花园的小路上来回踱步，两人肩并肩边走边谈。每次散步半小时至一小时。少奇同志也喜欢看京剧。在北京曾见他和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怀仁堂观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霞演出的京剧《孔雀东南飞》。
  少奇同志每次外出视察工作，必乘吉普车，给他卧车他坚决不坐。我们考虑到他外出视察，路途遥远，怕他身体受不了，给他准备卧车，动员他乘坐。他说：“你们要卧车来你们坐，我是坚决不坐的。”当时条件很差，没有嘎斯六九，也没有北京吉普，更没有面包车，只有陈旧的美式吉普，是从国民党那里接收来的，坐着很不舒服。乘吉普车时，他又坚持坐在前边座上，吉普车前边窗子敞亮，一出门群众即认出是刘少奇主席。沿途群众自发地振臂高呼“刘主席万岁”，少奇同志则高呼“毛主席万岁”。少奇同志期望的是真正了解实际情况以便正确制定国家政策，特别是征购政策。
  少奇同志不论在济南郊区视察，还是到聊城地委，到台前公社，到高唐县视察，往返数百里，完全是乘吉普车。尤为突出的是由济南去河北省沧县时，他提出来要坐火车白天走，坐硬席车厢，坚决不坐软席和卧铺，以便沿途观看农田生产情况，多接触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在车上和群众交谈，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少奇同志这次来山东视察，由我和交际处的同志负责生活接待。凡是外出视察，我打前站，安排食宿住行。每到一地，当地负责同志出于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爱护，都准备丰盛的酒席或宴会，我则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安排用当地土特产品招待，从简办理。安全保卫工作由公安厅负责，具体执行任务的有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和文保处处长陈静波、警卫处长于洁等。他们的任务是保证少奇同志的安全。他们从安全观点出发，不但反对少奇同志坐吉普车，更不愿意少奇同志坐硬席火车暴露在群众面前。而少奇同志则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到群众中，和群众打成一片，以便了解真实情况。他提出坐硬席车厢的目的正是为此。负责安全保卫的同志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想了一个办法：首先包了一个硬席车厢，把公安厅的工作人员以及干警30余人，化装成老百姓，事先登上车厢，然后又送少奇同志上了这个车厢，这样既保证了少奇同志的安全，又实现了少奇同志联系群众的愿望。陪同前往的有省委秘书长杨岩同志，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同志，文保处长陈静波同志，警卫处长于洁同志，我和交际处的部分同志也同车送行，一直送到河北省沧县县委。我把少奇同志的生活习惯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详细地向县委负责同志作了介绍。李秉政同志介绍了保卫工作的情况。我们在沧县县委住了一夜，第二天乘硬席火车返回济南。
  二是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吃苦耐劳，深入扎实。
  少奇同志在山东视察期间，每到一地首先听取当地党委书记的汇报，然后到田间地头视察。视察时不要各级党委领导同志陪同，只要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带路。视察寿张县台前公社的丰产田时，正值盛夏，烈日当空，酷暑炎热。少奇同志偕王光美同志顶酷暑，耐高温，深入到田间地头，在一人高的高粱地和玉米地里，来回巡视察看，汗流浃背，闷热难忍，但少奇同志以党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每个地块里详细询问，科学推算产量。如视察台前公社的玉米时，产量指标牌上写着亩产8000斤。少奇同志则详细询问他们的具体措施，从施肥到品种、浇水、密植等各种措施都一一询问。他问及土壤怎样，是黑土还是黄土，每亩施多少肥料，有机肥料、化学肥料各用多少，中间追过几次肥，玉米是什么品种，浇水有没有保证，密植的情况怎样，一亩地下多少种子，每亩玉米多少株，每株长几个包米，每个包米产多少粮，从而算出每地亩的产量。少奇同志一边询问，王光美同志随时用笔算将产量算出来。经过计算怎么也达不到高产指标。台前公社担任讲解员的那个人随机应变，又编出一套假的补救措施，千方百计让少奇同志相信他的产量指标能够实现。少奇同志觉察到有浮夸现象，但是为保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在群众头上泼冷水，当面没有表态。
  当视察地瓜地时，产量指标上写着，株产500斤。少奇同志反复询问能不能实现这个指标，讲解员肯定地说能够实现。我实在沉不住气了，我说500斤的产量，要有我5个孔益千（当时我体重100斤左右）的面积。地瓜间株70公分，怎能摆得下？他辩解说，把土地深翻2米，叫地瓜向地下长。我说土层越深，生土越多，地温越小，怎能生长呢？他又辩解说将生土翻出来，把熟土填进去，显然他是说假话，蒙骗上级。我说少奇同志是国家主席，中央主要领导人，你讲的产量指标他不信。我们谢天谢地。如若信了你的产量指标，必然带来高征购，这就加重了群众的负担。虚指标实征购，群众能负担得了吗？这个人当时哑口无言。到年底省委组织社教工作团，我又到该县搞社教，果然发现群众无粮吃，这完全是浮夸风造成的恶果。
  秋收后，农业厅搞农业展览，展品中有台前公社的大地瓜。粗略一看，一棵地瓜长了好多个大地瓜，即便是没有500斤，也有100来斤，但是仔细看来，是用数棵地瓜上长的地瓜，连在一起，用铁丝穿起来，作为一棵地瓜展览。实在是自欺欺人。
  1960年在学习毛主席在7000人大会上的讲话（此讲话主要精神是反对浮夸风）时，我讲了这个问题，指出了台前公社的浮夸风。在反右倾时，批判我是右倾观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叫我在大会上作检讨，逼得我不敢讲真话，不敢实事求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又把它作为走资派的材料，对我进行批判，说我攻击三面红旗。另外，造反派勒令我揭发刘少奇。我说我是搞生活接待的，刘少奇的生活标准是两莱一汤，没有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现象。造反派批判我是保皇派，保头号走资派，逼我揭发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逼得我没办法。我左思右想，进行了“揭发”，我说刘少奇是“算帐派”，他在视察中，要王光美计算核实产量指标，这不是“算帐派”吗？！以此蒙混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