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沈伯先离开花园口之后，我专门找到了文福宴，和他商量说：“我经过反复地考虑，慎重地计算，认为沈副委员长的那个施工方案工程量太大，工期也太长，不可能实现我们冬季合龙的计划。我看，还是回到原来的口门上想办法比较好，文福宴先生你看呢？”
  文福宴对我的想法，表示极力赞成。说：“你是总工程师，有权决定堵口方案。我看，就按你说的方案办吧，我保证大力支持。”
  1946年11月初，正当我们的施工进展得十分顺利的时候，堵复工程局接到从南京拍来的水利委员会的电报。电文说：听说你们不遵照沈副委员长的指示，又回到了原口门施工。你们这样做，以后之成败，概由你局负责。堵复工程局又将此电报，以公文的形式转交给我。
  我一见此文，大感恼火。心想：这些官老爷们是知道的，堵口之成败，事关着他们的前程。在中国的历史上，因堵口失败，有被革职者，有被斩首者，也有跳河自杀者。所以，他们必须得先在公文上站住脚跟。堵口成功了，他们可以升官晋职；失败了，可以以公文为证，推卸责任，不用担心自己的首级搬家，最多有一纸检讨，便可不了了之了。
  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沈伯先，就是这样打算的。因为他不论对老施工计划，还是他提出的新施工计划，均无成功的把握，所以，便打来了如此一封电报，以备事后有据可查。工程局透了他这个不可告人的意图，又以公文的形式把电报转给了我。实际上，他们是想把堵口的责任，全都推到我一个人身看上。看来，现在的当官人，比我们的古人，真是“聪明”得多了。可是，我又一想，沈伯先身在南京，远隔千里之遥，我们回到原口门施工，工程局又没向水利委员会报告，他怎么会得到工地上的消息呢？看来，电报上的“听说”二字很有文章。头几天，文福宴曾去过南京一次，大概是他在沈伯先跟前告了我的状。我知道，他是一个很会玩弄两面派手法的人物。
  我越想越觉恼恨，拿起电报，便去找朱光彩理论。我对他愤愤地说：“朱局长，工程局把这个不负责任的电报，用公文的形式，从局办公室转到我的办公室，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把堵口的责任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今天，我当着你的面，把话讲明白，我如果没有把握，是不敢更改沈副委员长的计划，再回到原口门上施工的。因为我要向泛区的600万同胞负责，要向黄河两岸的1，200万同胞负责，而不是向那些不负责任的上级负责！对于这样的公文，我不愿做任何答复，随他们怎样处理都行！朱局长，你知道嘛？这是有人故意从中作梗，制造我们工程局一班人的分裂！”说罢，我气哼哼地走了。
  我走到半路上，正好碰见了文福宴，这真是冤家路窄啊。他一见到我，十分诡谲地说：“陶总工程师，你知道吧？王晋聪那个小青年是共产党。往后，你少和他接近吧。”
  我冷冷地说：“你咋知道王晋聪是共产党呀？说话可得有凭证啊！”
  文福宴说：“我看着他那个样子，就象共产党。年轻轻的，穿得破破烂烂，身上整天挂满泥花，干起活来不要命，说起话来笑嘻嘻，凡是这样的人，都象共产党。”
  我说：“要是这样的人是共产党，咱俩都应该去参加。这比那种光会耍嘴皮，不干实在事的人，强多了。”
  我的话，使文福宴很下不了台，他气狠狠地说：“你知道，在当今，对沾上红气的人，政府是怎样对待的？请你不要把我的一片好心肠当成驴肝肺！”
  我说：“我不怕，你到南京告去吧，我甘愿受处治。”
  文福宴无话可答了。他对我拧了拧脖子，悻悻地走开了。
  看来，文福宴真地要和我较量一下了。我思想上，不由地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政府对沾上红气的人是怎样对待的，我心里当然十分清楚。文福宴不离开工地，我的处境会越来越困难，堵口工程也难以顺利进行。
  在工地上，我见到了王晋聪，他年纪有二十四、五岁，长的细眉大眼，脸蛋十分好看。正象文福宴说的那样，浑身挂满了泥水，脸上挂满了汗水，周围的人干起活来谁也没有他肯下力气。
  我走到王晋聪跟前，双手抚摸着他的两个肩膀，问：“孩子，你这样下力气干活，不觉苦吗？”
  他对我笑了笑说：“陶总工程师，你知道，黄泛区的同胞比我们更苦啊！他们天天都在盼望着，把花园口口门堵上。”
  小伙子的话说得多好啊。我猜想着，能说出这样话的人，不是共产党，也准是从解放区来的人。我问：“孩子，你对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你要真是共产党，我设法保护你。现在，已有人怀疑你是共产党了。”
  王晋聪说：“陶总工程师，我谢谢你的一片好意。不过，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我愿意听共产党的话。”
  “愿意听共产党的话”，王晋聪这句发自心底深处的语言，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