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6年9月中旬，我果然接到了堵复花园口口门工程局的聘请书。我打开聘请书一看，原来是朱光彩来的。对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是同济大学的毕业生，后来留学西德，专攻水利。回国后，在农民银行搞了几年农贷。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广州、贵州一带搞农田水利。抗战后期，调到行政院水利委员会任技正。他很有学识，知识相当渊博，但是，没有在黄河上工作的经验，更没有在黄河上堵口的经验。
  他在给我的信中说道：赵守钰辞职以后，水利委员会任命他为堵复工程局的局长。他知道，堵口如赌命，难得好下场。但是，为了黄泛区600万同胞，他还是接受了这个职务。他在信中还说道，我是一个很有造诣的水利专家，他对我的新施工计划分析研究了好多遍，认为是一个很有独到见解的施工计划，要我一定不辞劳苦，再回花园口，为给后代子孙造福，共图黄河大业，早日堵复花园口口门。
  我看了聘书之后，心里感到十分欣慰，并当即决定，重返花园口堵复工地。
  我到堵复工程局了解到，这个堵口班子的技术力量是相当雄厚的。副局长潘镒芬，是20年代工专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在山东河务局工作，从实习生一直干到河务局长的职务，是一个有丰富堵口经验的指挥员，并且为人忠厚诚恳，被人们誉为“河工圣人”。另一个副局长是齐寿安，也是一个从事水利工作多年的工程师，善用透水柳坝堵口。工务处长阎振兴，曾留学美国，攻读水利，并且获得了水力博士的学位。工程局的其他负责人及工地负责人，大都是由河南大学的水利教授和河南大学水利系的毕业生担任。
  有这样一个技术实力如此雄厚的班子，按道理说，进行施工应该是比较顺利的。可是，领导班子内部十分不团结，各有各的企图，各有各的打算。尤其是文福宴，虽然身居工程局的
  要职，却善于玩弄小动作，挑拨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民工之间的关系。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想，自己是来堵口、造福人民的，不论任何是非，绝不介入。可是，你身处是非的漩涡之中，有时候你不想介入，也难以自我作主。
  我到堵口工地第一件事，就是去口门实地勘察，完善我的施工计划。由于塔德堵口的失败，现在的深泓已移靠东坝，水深达17米，深泓宽度达70米，看来，用栈桥抛石的方法是不行了。经过朱光彩局长的同意，我采取了用木驳船搭浮桥的办法抛石。开始进展得十分顺利，不料，第二天，打桩船便翻进了水里，船和桩架也被泥沙埋没。
  浮桥抛石的计划失败了，工程局向水利委员会发电请示。
  第三天，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沈伯先带领着高级工程师来到了工地。他们略作勘察，便贸然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案：放弃原堵口线，在口门下游800米处，再做一道1公里多长的大堤，再进行堵口。
  我想：此方案等于堵口工程从头做起，原来的施工等于白费，工程量也显然过大。对于执行这个施工方案，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文福宴走过来说：“陶总工程师，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堵口经验的人，就按沈副委员长说的办吧，我来给你做助手，全用透水柳坝。沈副委员长定的这个方案太好了，我敢担保，一作就成。”他向沈伯先献媚地笑了笑，又接着说：“对潘镒芬这个人呀，我算是把他看透了。你说，除了捆厢进占外，他还会什么？真是叫他白坐了副局长这个位置。”
  我对文福宴当着上一级领导的面，公开溜须拍马和诽谤好人，很不满意。说：“沈副委员长的方案，也不一定一作就成，潘镒芬副局长也不是只会捆厢进占。他和黄河打交道多年，对堵口还是很有经验的。你我都是工程局的负责人，应该和其他人通力协作，搞好团结，争取早日将口门堵合。你这样在沈副委员长面前，公开说潘镒芬的不是，是很不应该，很不好的。”
  文福宴一听，脸一红，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事过之后，我心里窝了很大一个疙瘩。暗想：要使口门早日合龙，不管采取哪种施工计划，工地上没有一批得心应手的技术骨干队伍是不行的。当时，我有一班河南大学毕业的学生，大都从事水利工作多年，现在，都在铁路上做运石工作。我经过朱光彩和潘镒芬的同意，全部把他们调进了堵口工地，连东西坝头的正副主任，也都由他们担任。潘镒芬也把他的老部下——山东河工队，调进了工地。这样，堵口的主要骨干力量，全都掌握在我和潘镒芬的手里，文福宴的花招再多，也只不过是个光杆司令了。